4-40张景碑
张景碑，全称“汉张景造土牛碑”，石质，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刻立。碑身残高125厘米，宽54厘米，厚12厘米。1958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部，现收藏于南阳市博物馆。
1958年春，河南省南阳市工人在修整街道的过程中，于南城门里路东发现。张景碑碑身四周皆残，顶部碑穿尚隐约可见，穿内有晕弦痕迹。碑文隶书，碑文残存12行，满行23字，共计229字，可识者225字。和多数碑刻一样，张景碑也无撰书人姓名。张景本人在史书无载，根据碑文内容可知其应为当地的一名乡绅。
碑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郡太守丞“告宛”人下发的公文，即同意张景“愿以家钱”包修土牛、瓦屋等一切设施，为即将到来的立春仪式做准备，并因此而免去其家世代劳役之事；第二部分为宛令右丞命追皷贼曹掾写移交件，遣张景作治“五驾瓦屋二间，周栏楯拾尺”等什物的公文；第三部分文字缺失过多，从现存的文字可窥探出是掾赵述“告宛”人文告。
张景碑碑文的三部分内容简明概要，叙事直接明了，语句严谨，讲究实效，属于汉代公文体裁，为我们研究东汉公文体裁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碑文中多出现“府告宛”“告追皷贼曹掾”等表述方式，“告”字多在汉代公文中出现，是上级官吏对所属下级官吏的指示用语。《敦煌汉简》：“（上阙）尉融使告部从事移。”王国维跋曰：“此所告之部从事，盖即部敦煌郡从事也，凡汉时文书云‘告’者，皆上告下之辞，若他都尉对刺史属官，非其所属，不得云告。”[1]，可见碑文中的内容是上级对下级发出的指示文书。若为“敢告之”“敢言之”，则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恭敬用语。《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记载“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乾……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2]；《汉书·王嘉传》：“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3]可见汉代对公文的官方用语有明确要求，不得乱用。
碑文中还涉及到一些汉代地方官职，如县吏、列长、伍长、大守丞、右丞、追皷贼曹掾等。县吏指一般的地方县府官吏；伍长在《后汉书·百官志》有载：“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4]可知伍长为东汉最小社会组织的掌事之人；大守丞即太守丞，《后汉书·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5]而列长、右丞、追皷贼曹掾在汉书中均无记载，此碑文的发现则又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
除此之外，张景碑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其隶书书法之上。此碑字体端正精炼，波磔分明，笔画从容秀丽，方圆兼备不显呆滞，是成熟汉代隶书的典型代表。由于此碑出土时间较晚，因此其字迹较前代名碑更清晰，成为我们学习隶书基本特征的典范。郑杰祥先生评此碑：“碑文书体，不仅完全摆脱了篆书的意味，而且和无点、画、波、尾的秦隶也大为不同。从它整体看，显得端正工韧，而从其笔划来说，又表现出秀丽多姿。”[6]其书法艺术堪与汉代著名的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相媲美。
张景碑碑文录文如下：
府 告宛：男子张景记言，府南门外劝农土牛□□□□∥调发十四乡正，相赋敛作治，并土人、犁、耒、艹、蓎、屋，功费六十∥十万，重劳人功，吏正患苦。愿以家钱，义作土牛，上瓦屋、栏楯∥、什物，岁岁作治。乞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征发小繇。审如景言∥，施行复除，传后子孙。明检匠所作，务令严事。毕成，言。会廿四∥府君教。 大守丞印。 延熹二年八月十七日甲申起□∥八月十九日丙戌，宛令右丞慴告追皷贼曹掾石梁写移，□∥遣景作治五驾瓦屋二间，周栏楯拾尺，於匠务令功坚。奉□∥毕成，言。会月廿五日，他如府记律令。 掾赵述□□∥府 告宛：言男子张景，以家钱义於府南间外，守□□□∥瓦屋，以省赋敛，乞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小繇□掾（下阙）∥
从张景碑碑文看，张景以自家钱财建造立春仪式所用设施以乞求“施行复除，传后子孙”是此碑的主要内容。东汉中期以后政局混乱，经济衰退，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加重。张景碑的发现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地方徭役制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汉代的徭役制度规定，男子成年后即开始服役，到老年才免役。其中关于男子始役的年龄，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7]；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始役年龄有所变化，《盐铁论·未通篇》有载：“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8]由此可见，昭帝时期始役年龄改为二十三岁，“从此遂成定制，至东汉而无变异”[9]。据此推测立碑时男子张景的年龄应在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之间。
根据汉代徭役制度规定，在规定的服役年龄内，每个成年男子需遵守规定，定期服役，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张景碑碑文提到张景“愿以家钱”为即将到来的立春仪式包修土牛、瓦屋等设施，地方官吏同意“施行复除”。复除，即免除徭役，《后汉书·光武帝纪》：“诏复济阳二年徭役”注引前书音义曰：“复谓除其赋役也”。[10]在汉代，与服从徭役相反的是复除制度，通过复除制度，使皇家贵胄、仕宦子弟、地主等排除在服役对象外，而平民阶层的劳动人民想要豁免徭役，则要么是官府悬赏赐复，要么是服役者用钱财买复。碑文中所说的即为张景的买复行为。买复行为在汉代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文帝时期，晁错曰：“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又曰：“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 [11]《史记·平准书》载，武帝时期，“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12]表面上看，汉代的买复行为似乎是统治者体恤民情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是统治者对平民的一种变相剥削，黎民百姓的负担仍然很重。
碑文记载仅为举行立春仪式就“调发十四乡正”，花费“六十十万”，导致“吏正患苦”，反映出东汉徭役之苛重及对农民剥削之深。另外，碑文中所提到的“小繇”，即指“小徭”，“此‘小徭’，当系指非法定徭役而言，属额外科派”[13]，这种科派，并不属于正常的徭役，“然从张景必以私钱为代价而‘乞’免……这种地方之额外之私求摊派亦同样具有不可违抗的合法性”[14]，这也反映了东汉时期国家政权混乱，政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非法与合法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地方官吏可私自敛收财富，使得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东汉时期的刻碑现象非常流行，不管是歌功颂德，还是官府纪事、留存古籍等，都会刻碑保存，以流芳百世，供后人传阅。且碑刻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国家大事、人物传记、典章制度、法律法规等，这些内容对了解当时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达到证史补史的效果。此外，东汉碑刻中所展现出的珍贵且丰富的书法价值，更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推崇，其中又以隶书为最。这一时期的隶书碑刻，数量丰富，风格类型多样，其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的隶书书法，给人一种淳朴流畅、阔气大方的审美气象，蕴含着无穷的艺术美学价值。
东汉初年，碑刻隶书整体上的字体高度稍大于字体的宽度，这与篆书中的竖向、横向的比例相近；字形虽为方体，但波磔浓重，仍未摆脱篆书的意味。此时的代表作当属东汉赵菿碑(图1），碑刻立时间应为建武四年（28年）；通观此碑，其在章法布局上横向成行，竖向成列，布局疏朗；但横向之间的字并不严格保持于一条直线上，如“去”与“来”“周”与“置”等横向相邻的字；其字体波磔较为分明，方正内敛，字的高度大于宽度，有淳古之风；字的撇捺笔划短而有力，停顿自然，如“适”“厥”“来”等字，显得古朴而厚重。
东汉中期，隶书的章法布局趋于严谨，每个字之间错落有致，规整统一，字距变宽，行距变窄；字体变得方正，波磔分明；这时期的字体基本上摆脱篆书意味，八分体势的隶书风格变得流行。如东汉李孟初碑（图2），书体工整，排列有序，雄浑质朴，苍劲有力；字的结构基本上横向和竖向一致，呈正方形；每个字的一笔一画刚劲有力，线条粗细得当，笔画少的如“民”“令”等线条加粗，笔画多的如“贼”“龙”等字的部分线条变细，字里行间参差错落，方拙而不古板。
东汉晚期以后，隶书的字体逐渐趋于扁平，笔划间波磔明显，整体精炼工整，“平画宽结”“背分取势”是东汉晚期隶书的基本风格，使其呈横势扁方之态。这一阶段的隶书水平到达高峰，属于隶书发展的成熟阶段，直到魏晋以后，也无明显变异。张景碑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此碑在章法上横有列、纵有行，显得庄重严整，字体鳞次栉比，排列整齐；且字距宽于行距，为隶书高度成熟时的通用章法，肃穆平整，合乎公文体的要求。但这种平整端庄又绝非死气刻板，为了增加艺术效果，有的字会突出笔画，如第十行的“府”字垂笔长过两格，这种拖笔之状犹如晴天霹雳，气势宏伟，不仅表现出书写者在情感上的爆发，而且打破了章法上的整齐划一之势，为全文展现出大气磅礴之感。其字体较其它碑刻而言略显扁平，但是长扁书写有序，毫无促展之意。长者不促之短，从“熹”“年”“曹”等字可以证实；扁者不过分夸张，如“月”“十”“尺”等（图3）。张景碑的笔法多为圆笔，笔画波挑间不显刻意，自然收放，笔道圆润，字多以圆笔起始，结字敛锋，如“追”“匠”等字末笔磔尾，把“蚕头雁尾”之意阐释地淋漓尽致。
东汉后期的隶书书体除了张景碑这般庄重扁平，还有多种不同的风格。著名的如曹全碑（图4），以秀丽清逸，风姿绰约著称。它的字法不追求隶书流行的方笔，而是圆中带方，立体感和装饰意味极强；且几乎每个字的主笔呈一种向右流动之势，横、撇、捺的笔画长长地抛出，如“之”“人”“也”等，虽着力夸张，却洒脱自如；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评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这至宝也。”[15]另一著名的东汉碑刻张迁碑则不同于曹全碑的秀丽多姿，而是增添粗犷拙朴之感，别开生面，独具匠心。字体以方笔为主，方中带圆，线条粗短，没有夸张的燕尾之意，显得浑厚朴实（图5）。正如何岩先生所说：“这种粗犷朴茂的书风出于当时底层书佐人物之手，和孔庙中高大雄伟的《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碑》等碑书上工整华丽的隶书相比，多了几分质朴、厚重，产生逆反的新鲜感。”[16]
图3 张景碑（局部） 图4 曹全碑（局部） 图5 张迁碑（局部）
汉代“土牛”习俗
在汉代，造“土牛”是较常见的一种礼仪习俗，汉代史书记载的“土牛”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为送寒升阳之意，二为立春劝耕的一种礼仪。
出土牛送寒气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月令》中记载：在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气。”这一习俗在汉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后汉书·礼仪中》有载：“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17]
我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在立春之日，政府都会举行立春仪式，鼓励农耕，祈求农业大生产。在汉代，常见的立春习俗是建造“土牛”，如《张景碑》记载“府南门外劝
土牛……并土人”指的就是在立春仪式上造土牛等以表劝勉农事之意。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西汉立春的劝耕礼仪，一般是天子亲自带头举行仪式，百官随之，这时候的立春仪式场面宏大，范围也仅限于中央地区。《盐铁输·授时篇》载：“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谓也。”[18]发展到东汉，立春仪式的劝耕习俗普及到中央以下的各个地方，各郡县都要积极筹备立春仪式，《后汉书·礼仪上》记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19]《张景碑》的碑文提到土牛、土人、犁、耒、屋等都是为举行立春仪式所建造的设施，并为此调发“十四乡正”，可见在东汉时期，就算是小地方，举办的立春仪式也十分隆重，足见当时社会对这一仪式的重视。
总而言之，汉代造“土牛”不管是送寒还是劝耕之意，都是表达了两汉时期民众的美好祈愿，他们希望借此以祈祷开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事顺遂。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420.
[2]（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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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范晔.后汉书·志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3625.
[5] （宋）范晔.后汉书·志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3625，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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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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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41.
[11]（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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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山东大学学报，2004（03）：32.
[15] 孙承泽，高士奇.庚子销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
[16] 何岩.雄厚朴拙 烂漫天然——《张迁碑》书法艺术赏析.美术教育研究，2012：37.
[17]（宋）范晔.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北京：中华书局，1956：3129.
[18]（汉）桓宽.盐铁论·授时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78.
[19]（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北京：中华书局，1956：3102.
此碑碑文开头有“男子张景”之说，我们知道古代称男子并非均指成年男性，那么此处“男子”指何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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