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乍短，所以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物也很有限。目前已发掘出的隋代乐舞俑主要还有1975年西安市长安县隋墓出土了两件乐俑和一件舞俑（图五），现藏西安市文物库房。这3件乐舞俑皆通体施黄釉，头束高髻，身着束胸连体长裙。其中两件乐俑也采取跽坐姿势，分别手持乐器排箫和笙做吹奏状，此造型和姿态与张盛墓所出女乐俑十分相似。

图五  西安市长安县隋墓出土的黄釉乐舞俑（3件）

（摘自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008年，在河南省安阳的置度村的八号隋墓发掘出一组7件女乐俑，其年代和张盛墓年代大致差不多，出土女乐俑手中所拿乐器和张盛墓乐伎俑所拿乐器也差不多，但不一样的却是站着演奏，此乐伎俑的发现为研究隋唐时期的音乐制度再添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

        唐代的音乐制度是在修改和增添了隋代音乐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且唐代从上层贵族到普通百姓都对音乐十分爱好，大量关于唐代音乐方面的文物考古资料被不断地发掘。这些生动的文物资料表现了当时乐舞的现状，再现了当时中原地区乐舞繁华的景象。以下我们将其与唐代有关音乐方面的文物进行比较，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

        1976年，洛阳北邙山徐村唐墓出土一组彩绘陶女乐舞俑（图六），现藏洛阳博物馆。乐俑5件，均跽坐状，分别作吹奏，击钹或弹拨乐器状。舞俑2件，头绾高髻，身左手下垂，右手高抬，身体向右倾斜，舞姿柔婉飘逸。

 

图六  洛阳邙山徐村出土的彩绘乐舞俑（7件）

        1991年洛阳孟津送庄西山头唐岑氏墓出土一组彩绘陶女乐舞俑（图七），现藏洛阳博物馆。乐俑6件，均跽坐。头梳双髻，粉面朱唇，眉心饰紫色花钿，长裙铺地，作吹奏或弹奏乐器状。舞俑2件，头绾高髻，鬓前插一朵六瓣梅花形饰，扬袖摆腰，翩翩起舞。

图七  洛阳孟津西送庄西山头唐岑氏墓出土的彩绘乐舞俑（10件）

         1992年河南省巩义市北窑湾唐墓出土一组彩绘陶女乐舞俑（图八），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件乐俑分两组跽坐于左右两块长方形的托板上，皆身着长裙，高束至胸部，肩披帔帛，作吹奏或弹奏状。中间是一舞俑，头梳双髻，发扎锦带垂至两边耳际，头歪向左侧，扭腰摆臂，正在翩翩起舞。

图八  河南省巩义市北窑湾唐墓出土彩绘乐舞俑（7件）

        这些女乐俑都是采用跽坐的形式进行演奏，人数从五到六个不等，一般都有舞者在旁边进行伴舞。可以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到了唐代，舞乐制度更为成熟，人俑的塑造也更为传神和生动。不过和张盛墓出土的乐伎俑相比，张盛墓中的乐伎俑人数较多，形制较为齐全，手中所拿乐器基本完好，这为研究当时的音乐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这些乐舞俑应该是隋唐时期官宦贵族家庭的宴享娱乐的一个缩影。隋唐时期官宦人家流行家蓄女乐，这不仅从墓葬中大量随葬乐伎俑看出，也可以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看出。据《旧唐书•列传十七》记载，武德七年（624年）李渊曾赏赐给河间王孝恭“甲第一区，女乐二部”。《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玄宗赏赐李林甫“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予，不可胜记。”《旧唐书•李晟传》中记载李晟收复长安迎回德宗后，德宗赏赐其“女乐八人”。可见，在当时乐伎是备受统治阶层喜爱和推崇的，而受赠女乐在当时应属于享受很高规格的待遇了。唐代初期家蓄女乐制度较为混乱，为此朝廷专门对其进行限制和规范。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九月，“敕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6]但到了玄宗时期，由于他本人十分爱好和精通乐舞，加上国力强盛，他对于官宦之家蓄乐伎的限制也较为宽松些。天宝十年下诏，五品以上的正员清官和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都可以“家蓄丝竹，以展欢娱”^[7]了。不仅官宦人家蓄有乐伎，连有些商人也有乐伎，甚至有的也能组成一个乐部。如陶岘是开元时期的富有商人，家中就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8]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阳，以诗、酒、友娱乐，其家中也有蓄有大量的乐伎，他在诗中写到：“可怜月好风凉夜，一部清商伴老身。”^[9]“当时一部清商乐，亦不长将乐外人。”^[10]从此可知，白居易家中的女乐能组成一个乐部进行表演，可见其人数不在少数。

        唐李寿墓的壁画（图九）中非常形象地将贵族士大夫娱乐时女乐演奏的场景描绘出来。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画面上有五名跽坐的女伎分别持竖箜篌、筝、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笙等乐器在演奏。女乐前有一舞伎，因残缺仅能看到舞群的一角飞动。女乐后立四名侍女，一捧杯，一持竹杖，一持弓，一拱手侍立^[11]。 

图九  唐李寿墓乐舞壁画

（摘自《文博》2010年第3期）

        考古人员还发现在李寿墓的石椁里上布满了线刻图，其中的两幅乐舞图成为众学者争论的焦点。一幅是坐着演奏的乐伎图（图十），位于椁内北壁，紧靠舞伎图，当时舞伎的伴奏，共有女乐十二人组成。十二人分作三排，所持乐器是：竖箜篌、五弦、琵琶、筝、笙、横笛、排箫、铜钹、槃鞞、腰鼓和贝。另一幅是站着演奏的女乐图（图十一），位于椁内东壁南部，由十二名女乐组成，其服饰与站着演奏的女乐略同，十二人亦分为三排，所持乐器是：笙、排箫、大筚篥、铜钹、横笛、小筚篥、云和（2件）、琵琶（2件）、五弦、竖箜篌^[12]。

图十  唐李寿墓石椁线刻坐式奏乐图

图十一  唐李寿墓石椁立式奏乐图

（图十、十一均摘自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文物》1996年第6期）

        除了以上的演奏形式外，还有一种是在马上演奏。彩绘骑马乐俑（图十二）出土于河南省偃师柳凯夫妇墓，共10件，现藏洛阳博物馆。此种应属北狄乐，属于军乐的一种，但却不隶属于军队，归掌管音乐的鼓吹署管理。据唐代文献记载：“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为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属鼓吹署。”^[15]

图十二  河南省偃师唐光州定城县令柳凯夫妇墓出土的彩绘骑马乐俑（10件）

        相对于女乐来说，隋唐时期也有不少男乐的存在，例如天宝四年的苏思勖墓乐舞壁画（图十三），1952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东郊的苏思勖墓，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的伴奏、伴唱、舞蹈者均为男性乐工。

图十三  陕西省西安东郊苏思勖墓的乐舞壁画

（摘自梁勉《试析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的乐舞图》，《文博》2010年第3期）

        除此还有一些胡人乐舞的存在，例如1957年陕西西安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图十四），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台中间立一胡人作歌舞状。在舞俑周围，有四个乐俑，两个是汉人形象，两个是老年胡人形象做吹奏乐器之状。相对而言，胡人的演奏形式可能更为轻松和随意些。

图十四  陕西西安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音乐主要是在继承传统华夏音乐的基础上，整理和吸收了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并进行大规模地整理和完善，逐渐地制度化，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乐部史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轨道^[16]。在这种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氛围中，隋唐时期的音乐呈现出兴盛的气象和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唐代由于经济发达，加上统治者的倡导，民众对于音乐的爱好更是趋之若鹜，整个官宦贵族阶层的音乐素养都很高。在宴饮宾客或家庭聚会时，往往以歌舞助兴，厅堂雅室之内精致婉转、轻歌曼舞的表演场景，再现了隋唐时期歌舞升平的盛世风情。此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不仅有女乐，也有男乐，同时也存在专门为军队服务的音乐，以及西域过来胡人的演奏。但根据史料记载，宫廷中的音乐，更是种类繁多，场面宏大，许多知名的大曲都是在此阶段创造。而这些乐舞俑和壁画的考古资料只是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管窥其中的一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