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8铸镶红铜龙纹方豆

固始侯古堆位于河南省固始县城东南，其名意为当地百姓所称的古代侯王的墓堌堆。侯古堆为一高出地面约60米的山丘，因两山丘相连，当地又俗称其为“罗汉献脐”。

图3 侯古堆一号墓位置图

侯古堆近旁有一家城关镇东关砖瓦厂，为扩大生产，征购了侯古堆作为该场的取土资源。1978年3月，砖瓦厂的工人在侯古堆备土工程中，挖出了大量的青膏泥，在十米深的青膏泥底部，工人们发现了一座用方木垒砌的椁室，出于好奇，工人将椁板凿开了一个小洞，椁室内的积水随之外流，再向椁室内一看，发现还有青铜器，于是取出了2件镈钟和一些车马饰件，拿到县城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变卖。第二天，砖瓦厂党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勒令当事人将原物追回，并立即上报固始县文化主管部门，然后由县文化局电告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考古人员旋即赴现场进行调查，发现这其实是一座陪葬坑，从陪葬坑已出土的文物特征及木椁室的形制与结构看，与信阳长台关的楚墓、安徽寿县蔡侯墓基本相似，认定是一处重要发现。考古人员立即与砖瓦厂达成共识，停止取土，保留现场，先前变卖的文物也所幸完好追回。经初步调查，该墓已暴露，出土有重要文物，加之椁木被撬开，室内积水外流，如不及时清理，一旦积水流尽，椁室内空，很容易塌陷。经逐级报批后，决定立即组织抢救性发掘。3月27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根据这里的土质松软、容易塌方的特点，发掘采取了大揭顶的方法，历时一个多月，封土清理基本完成，然而由于椁室上部的青膏泥密封不严，加之土方压力过重，椁盖木板糟朽塌落，所有椁室内的随葬品全部被塌陷的泥土覆盖，加之天公亦不作美，连降阴雨，为文物清理工作增加了难度，考古工作人员采取用垫板或吊板将椁室内随葬品之间的淤土全部掏空的办法，轮流作业，连干了三天三夜，揭开了椁盖，清完了椁室内的积土。苍天不负有心人，丰富的随葬品尽现人们眼前，大部分文物安然无恙，部分漆木器虽被砸毁，但仍保持原位而未错乱，使原貌展示与科学提取文物成为现实。陪葬坑编号为M1P，形制与结构全部揭露。这是一座东西向的长方形竖井坑，口大底小，口长9.4米，宽5.4米；底长8.66米，宽4.86米，深11.55米。坑口上残存有3米高的封土堆，大型木椁室四周均用青膏泥封填。陪葬坑东壁遭砖瓦厂取土而破坏，已无法推断其究竟有无坑道。陪葬坑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生活用具、乐器、竹木漆器、陶器、肩舆等。铸镶红铜龙纹方豆就出土于坑内南部偏西处，同出的铜罍、铜壶均使用红铜铸镶工艺，纹饰风格统一而华丽。出土时，方豆残损十分严重，经修复专家妙手回春，它又重新向世人展示出优美端庄的形体和精巧的铸镶红铜花纹工艺。

图4 侯古堆一号墓陪葬坑平面图

既然发现了陪葬坑，就一定有主墓。加之此坑位于偏距侯古堆的东北隅，侯古堆主峰下又发现了夯土迹象，因此推断主峰下应为主墓。为了确定主墓的确切位置，文物部门特别邀请了河南省地质局物探队采用电法和磁法对侯古堆主墓进行了科学勘测，发现一号大墓位于侯古堆土丘的主峰下，土丘高出地面约50米，墓口以上的封土堆呈圆锥状，全部为平夯而成。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1978年8月始，对主墓进行了正式发掘。当推土机推去高达7米的封土堆后，墓口显露了出来，墓口东西长12米，南北宽10.5米，墓口以东为墓道，墓道长11米、宽4米，从而确定这是一座“甲”字形长方形竖穴墓，墓坑内全是积砂、积石，并有大量积水。由于天气渐冷，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

　　　1979年的3月，侯古堆主墓的发掘工作重新拉开了帷幕。同年5月，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主墓编号为一号墓（M1），形制全部揭露。一号墓口大底小，坐西向东，墓室深21米，墓室以下尚有2米厚的垫土。在距墓口11.4米深的地方发现了棺椁，形制为双椁单棺，内外椁之间另有6具小棺，椁室四周又相继发现了11具小棺。根据这17具小棺的棺位排列和规模看，应是殉人。主棺打开后，墓主人安放其中，头向东，骨架尚存，经河南省医学院专家对其进行了骷髅鉴定，墓主人为一年轻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另在棺底发现有14颗已碳化了的甜瓜籽，证明墓主人是在吃过甜瓜不久后死亡的。一号墓除大量殉人外，还随葬有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等大量精美的随葬品。

图5 侯古堆一号墓平面图

考古人员发现，侯古堆大墓在东汉时期曾遭盗掘，但由于积砂积石等防盗措施做得较好，只扰乱了一具殉人棺，盗墓者虽然撬开了主棺，但未能进入椁室，盗扰面积不大。但是由于主棺被撬开，进入了空气，致使尸体上原来覆盖的一层防腐液失效，腐朽严重。

图6 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侯古堆一号墓及其陪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规模之大，随葬之丰，所出文物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品类之全，均属罕见，墓葬亦有为墓主人专门设置的陪葬坑，尤其是陪葬坑中所出的三乘漆木质肩舆，是我国交通工具史上的重要发现。三乘肩舆一乘位于陪葬坑东南部，一乘位于陪葬坑东北部，一乘位于陪葬坑西北部。三乘肩舆均有舆杆，前后伸出舆身，并配有抬杆两根，形制与近代的抬轿相似，为四人抬肩舆。肩舆形制均为长方形底盘，四周有栏杆，四角设立柱，其上有顶盖，为四面起坡的屋顶建筑形制，底盘两侧有舆杆，前后两端皆有抬杆。立柱的支撑、顶盖的转角处与舆杆、抬杆的两端分别有铜质装饰构件，铜构件纹饰繁复、铸造精美。肩舆通体髹黑漆，推测顶盖与四周应有帷幔设施，今已朽无存。

图7 漆木肩舆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夏代时已有了车，并有专门管理车马的官员“车正”，但考古发现未见有实物资料。车与舆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轮子，有轮为车，无轮为舆。春秋战国时期，未见文献中有关肩舆的记载，侯古堆所出的肩舆实物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是为目前我国出土时代最早的肩舆。

　　　侯古堆一号大墓的墓主人除了拥有丰厚随葬品之外，在其主棺的四周，亦有17具殉人为其殉葬，此一葬制为同时期其他地区所罕见。17具殉人各有专门的长方形小型木棺，其中有十具殉人棺中还随葬有少量的随葬品，如陶罐、陶纺轮、砺石、铜带钩与削刀等。根据其棺木的排列特征，反映出殉人是墓主人生前近身奴婢的身份特征，且生前地位有所差异。位于椁内靠近主棺的6具人殉，均为年轻女性，应为墓主人的贴身侍婢；位于墓道口和椁室正前方的1具殉人，为壮年男性，仿佛是护卫墓主人的“守门人”；而在椁室北侧、南侧、西侧的其余10具殉人，则表现出与墓主人更为疏离的关系，地位更为低下。侯古堆大墓时代定于春秋末期，此时大规模杀殉制度早已废弃，但此墓以“赐死”的方式行厚葬之风，对研究我国南方地区的葬礼、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凡此种种，可见侯古堆大墓墓主人身份相当尊贵，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

发掘者根据考古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做出如下推论：

侯古堆一号墓的陪葬坑中出土有一件带铭文的铜簠，内容为“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乍（作）其妹勾敔夫人季子滕（簠）”，表明墓主人名为勾敔夫人，是宋国国君嫁至吴国的妹妹。但是勾敔夫人嫁给吴国何人，文献中却无记载。加之侯古堆其地既不属宋国，亦不属吴国，而是当时属楚国管辖的古潘国之境。吴国的夫人怎么葬在了异乡？这些疑问都为大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派太子（夫差）伐楚取潘”，“四月已丑，吴太子终纍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帷子及大夫七。楚国大伤，惧之”。《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亦记：“十一年（公元前2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潘。楚恐而去郢徙鄀”。固始侯古堆大墓所在之处，即文献中所记之古潘国的城邑近郊。表明当时夫差率兵伐楚，先行攻占楚之属国潘，以夫差的身份和地位，带夫人出征亦在情理之中；加之墓主人为30年左右女性，是为远嫁吴国的宋国国君之妹，考虑到年龄等因素，其所嫁之人应为夫差。吴太子夫差携勾敔夫人出征伐楚，首战告捷，攻占了潘地，但此时勾敔夫人却香消玉殒在征战途中。大军蓄势待发，加之其时天气炎热，实在不宜将勾敔夫人归葬吴国，就地择茔就成为了可能。勾敔夫人是宋吴两国联姻结盟的重要人物，加之吴太子出征亦相陪左右，可见她的地位之高、恩宠之盛，一代佳人虽不幸早逝，但侯古堆所处之地山青水秀，风水极好，按照吴国的厚葬之风，夫差为勾敔夫人修建了大型的墓椁与陪葬坑，随葬了大量丰富精美的器物，并以17人殉葬，也算是寄托哀思。墓内随葬的不仅有勾敔夫人出嫁时宋国所赠的陪嫁铜镈，亦有其随军所用的肩舆、马匹及各式青铜礼器，如鼎、盉、罍、壶、豆、炉、匜等，另有乐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等，不一而足。

也有学者对墓主人的身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发掘者所谓吴国夫人终葬侯古堆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对勾敔夫人到底所嫁何人，又为何葬于此地，提出了新的见解。有研究者根据出土的一组编钟上有“鄱子成周”铭文，结合文献认为“番”、“潘”相通，而河南信阳、潢川、固始一带为古番国地望，进而认定：墓主人为宋景公之妹勾敔夫人无疑，勾敔夫人初嫁于吴，并非嫁于夫差，而是嫁为吴王僚或吴王阖闾为夫人，其后或因种种原因，改嫁于鄱子成周。而据葬制而看，该墓与鄱子成周夫人的身份更为相符 ^[2]。

侯古堆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学界虽有争论，但此墓经科学发掘，盗扰较少，随葬品丰富，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98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铸镶红铜龙纹方豆划归该单位所有。1998年，河南博物院新馆落成开放，铜方豆调拨至河南博物院展出与收藏。

铸镶红铜龙纹方豆最早被认为是传统的嵌红铜工艺的青铜器。镶嵌红铜是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之一，是在青铜器表面加其他质料附属物进行修饰的一种加工工艺。红铜即纯铜，有红色光泽，硬度低且延展性好，是用来装饰青铜器的良好镶嵌材质。青铜器镶嵌红铜纹饰的工艺早在商代时即已出现，多为在浇铸本体时一起铸出阴纹槽，然后用红铜嵌入阴纹槽中而成。西周时期，此类镶嵌红铜工艺的青铜器不见。春秋中期起，嵌镶红铜的工艺复兴，盛极一时，技术亦有很大提高。一般认为其制作是用红铜锤成薄片或长条，压入预铸的纹槽内，错磨表面而成。但此法既未见于史籍记载，亦未经现代科学的鉴别与论证。

“嵌镶”与“铸镶”究竟有何不同，关于侯固堆大墓所出龙纹方豆的红铜工艺究竟属“嵌镶”还是属“铸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京华在《固始侯古堆青铜铸镶红铜花纹工艺探讨》一文中做了详尽地说明。龙纹方豆出土时损坏严重，反而为考察其铸造工艺提供了更为直观方便的条件。经李京华反复考察方豆与同出一件铜罍的残片，发现其中的红铜花纹的背面（内面）和周边面上，保留有较多的铸造痕迹，特别是内面与周边的折角处，有的地方还保留有合范缝线，而红铜花纹的各部位，却找不到一点嵌镶时的锤打痕迹。凡此种种，都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之外。加之当时亦有学者对湖北曾侯乙墓所出盥缶上的红铜花纹做了金相考察分析，证明是铸态而非锻态，也极大地支持了李京华的论断与研究。所以，研究者认为：铜方豆上的红铜花纹，是事先铸好花纹零件备用，在铸制铜豆整体时，将红铜花纹夹在内外范之间铸为一体的。1981年第一届国际冶金史会议上，美国研究人员提交了一件青铜铸镶红铜花纹的铜壶进行了X光检测研究，证明其为铸镶，并将红铜花纹背面的锥形芯撑和方形芯垫透视了出来，与固始侯古堆红铜花纹基本相同，使这类青铜铸镶工艺成为定论。

侯古堆大墓不仅出土有铸镶红铜龙纹方豆，墓中同工艺器物亦有铸镶红铜兽纹罍1件、铜壶2件。

图8 铜罍

铜罍通高43厘米，口径21.5厘米，腹径25.5厘米，重29.2千克。敛口，直领，鼓腹，腹底斜收，下为圜底，肩腹两侧有兽首双耳，并各有二环与耳套合，上有宽壁状握手的器盖，与器口吻合，握手与盖的连接处系透雕之连环兽缠绕，盖顶与器身遍布兽纹、云气纹、火轮纹、“工”字形纹，其工艺正是铸镶红铜之法。器形庄重大方，两耳连环可供穿杠抬起，应为实用盥洗器。　　　

图9 铜壶残片

铜壶,成对出土，大小形制相同。通高41厘米，口径12.5厘米。敛口，连盖，直领，弧腹，下有圈足。直领近口沿处，有四个对称的牛首衔环，盖顶四周亦饰四个牛首，不衔环，与颈部的牛首遥相对应。器身与盖面遍饰铸镶红铜兽纹。

除侯古堆大墓出土有精美的红铜铸镶工艺铜器外，湖北曾侯乙墓[3]亦出土此工艺铜器。如铸镶红铜纹饰炭炉、铸镶红铜纹饰盥缶等。

图10 铸镶红铜盥缶

图11 铸镶红铜炭炉

铸镶红铜工艺是当时铸铜技术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标志，其难点在于铸造时如何控制铸型、镶嵌纹饰及铜液的温度，这些尚有待于现代模拟实验的深入验证，但其既非锻打工艺，又非嵌错工艺，确是定论。

镂空柄豆、铺与簠

据《中国青铜器综论》的分类法，豆分为实柄豆与镂空柄豆两类[4]。实柄豆为传统形制的青铜器型，镂空柄豆，即于柄部穿镂成各种花纹，盘腹甚浅，平底之豆形器。镂空柄豆的命名仅据形制而言，根据其文献记载与自铭情况，学界对其定名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归类于豆类，亦名之为铺。

簠，《周礼(秋官(掌客》郑玄注：“簠，稻粱器也。”《周礼（地官）舍人》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与此相悖地是，许慎在《说文》中记：“簠，黍稷圆器也。”宋代以来，将青铜器中长方形、斗状、器盖同形的器物定名为簠，但此类器在铭文中的自铭均不作“簠”。现学界仍按旧说，未有新的归类。

镂空柄豆型器的铭文中有自名为“”“铺”“甫”“”“”等，有学者认为或为典籍所载之“笾”，或为《说文》所言为“黍稷圆器”之簠。因此器型柄部镂空，与竹编器相仿，加之《说文》所训笾为“竹豆”，故而认为铜笾为仿竹笾器，陈梦家从高亨之说：“铺乃豆类，以音推之当是笾。”但铺的上古韵在鱼部，笾在元部，韵部不同，音应不同。高明在《、簠考辨》中认为，簠并非方形或方斗形器，而确如《说文》所记之圆器，与豆形相近，柄部有镂空花纹，学界未将此器单独划分出来，而是笼统归于豆类。

综上，《中国青铜器综论》将簠按传统旧说，称长方形方状器为簠，镂空柄豆是否为文献所载的“簠”，尚待考证。铺的器型总体来看与豆同型，仍归豆类，因柄部不同分为两类，镂空柄豆亦名为铺。这是在现有认识下，尊重传统，但存疑有待新的资料补充完善的科学做法。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2]王恩田.关于固始“勾吴夫人墓”——兼论番国地理位置及吴伐楚路线[J].中原文物，1985（2）.

[3]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M].文物出版社，2007.

[4]朱凤翰.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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