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朱康有解读“如何做人做事?”
王慧颖 发布日期:2016-07-18

 
主讲嘉宾: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

如何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来指导我们正确处理人生中的各种事?

7月16日上午,由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博物院主办,河南嵩阳文化策划有限公司承办、大河网支持的“中原大讲堂·河南博物院讲堂”系列讲座第七讲特别邀请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朱康有先生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做人做官做事的启示》为题,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与大家一起探索现代生活中做人、做官与做事的深刻道理。

为人

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即内在的道德修养看作外在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认为只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有良好的政治行为。传统文化是怎样看“做人”的呢?朱康有分享了三点要诀——“修己安人”“反求诸己”“成人之道”。

首先我们要明确人是什么?人与兽之差别,是在于人有礼仪文明,有了人伦道德,即做人的规范,懂得了是非、善恶、美丑,有了羞恶之心、荣辱之道,才是做人的基本资格。

其次要懂得完善自己。你要成为“人”,具备人的基本资格,一生都要不断地调整自己,使自己在做人上不断前进。要善于学习,要善于交朋友。朱康有还以《世说新语》管宁和华歆的故事为例,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的交友箴言。

然后是应懂得自省。不怨天,不尤人,多苛责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是做人的基本方法。我们今天极少数人在家里,或者在单位里生了点怨气、闷气,拿着刀子、提着汽油,上了公共汽车,把这个“气”撒向社会、撒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这就完全违背了古人所说的做人道理。

最后“成人之道”。既我们修养为人,不纯粹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的安宁、安乐。朱康有以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出发点,再次强调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觉为他人、为社会负责。

为官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政德”,即官德被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虽然这些政德在根本上是体现上层阶级意志的,但其中包含了对治世之道的一般规律性认识。为官有哪些启示?

答案就是“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传统文化认为,做官的人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一般人更重要,强调在领导和管理活动中“以德修身”,这比做人的修养标准更进一步了。以德修身,首先强调在官员的各种活动中,必须始终把道德修养看作基础性、前提性的。中国古人的“以德修身”,实质就是精神自律、心性修养。

当代的领导干部在管理活动中靠什么发挥影响力呢?现代管理科学认为,一种是权力因素;一种是非权力因素。权力让人产生敬畏感和服从感。而非权力的影响,主要由道德品格、知识才能、意志情感等构成,使人产生一种敬重感、信赖感和激励感。非权力影响主要来自领导的内在因素,通过潜移默化的自然过程体现出来的,所以对人的影响就非常巨大而且持久。

中国古代更看重非权力因素即道德威望的影响力,它有着“怀近柔远”的巨大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德化”理念甚至渗透到了外交和贸易之中。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为社会、为人民服务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才”和“德”哪个修养更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呢?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百行以德为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现在也有句顺口溜: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古人云:“公门里面好修行”,做官要面对各种复杂矛盾,是人生大舞台,如果做官能注重修养,那就可以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因此,传统文化讲做官的道德,目的是为了做事。

处事

传统文化讲做事,不是一般地在其位、谋其事。而是强调在义、利矛盾面前,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不做坏事,如何能够舍生取义、为社会做大事。关于处事,朱康有亦分享了几点他个人的心得。

自律:正是有了自觉的、自律的道德要求,人才可以做到处事的大成,朱康有以后汉东莱太守杨震,面对贿赂,毅然拒收的故事,强调自律对于处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大境界先后境界、忧乐境界、生死境界,是传统做事上十分祟尚的三境界。正是在先与后、忧与乐、生与死的冲突中,才能显示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来。

做事往往只看到利,看不到义的风尚,只看眼前不看往后便是违背传统的先后境界。只想着自己的快乐,而忽略了他人社会的准则,便是违背了传统文化的“忧乐境界”,忧乐的是道义、廉洁之名,关注的是民众、国家和天下,而不是自己所谓的“名誉”。不是不求功名,当堪破一时一己之名,求的是万世功名。

“生死境界”也正是传统文化对做事的更高道德要求。做事不只是面对一般性的“名利”考验,关键时刻,还要面临生死考验。历史上,都把“生死”考验看作一种更高境界。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有“舍生取义”,都主张道义重于生命。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原大讲堂——河南博物院讲堂”朱康有教授讲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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