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卧姿红釉陶狗 - 河南博物院

左卧姿红釉陶狗

文物名片

左卧姿红釉陶狗，陶器，汉代文物，高43.6厘米，长50厘米，河南省南阳出土。

深度品鉴

河南南阳汉墓出土的这件左卧姿红釉陶狗（图一），泥质红陶，由模制和捏塑而成，形体较大，空心。狗左顾，头上仰，两耳呈叶形，向上直立，鬃毛倒立，鼓目远视，长嘴前伸，张口露齿。粗颈，短尾，伏卧，前肢直伸，后肢屈于腹侧，尾尖上卷。通身施红釉。狗善守御，助人抵御凶灾，将陶狗置于墓中有镇墓、辟邪之意，以求御蛊攘邪、谢过求福、保护墓主人安享地下太平。同时，在汉代“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相信死者会在阴间继续生存，因而随葬品均仿世间，衣食住行一应俱全，陶狗是其中较为常见的动物类随葬明器，它从侧面反映了墓主生前的生活状况和财富占有情况。

图一左卧姿红釉陶狗局部

左卧姿红釉陶狗塑造的是一个看家护院的守犬形象。工匠抓住狗机警的瞬间特征，加以夸张，通过古拙的线条轮廓，丰富的面部表情，真实的动态表现，恰到好处的再现其神韵，突出体现了汉代陶塑艺术写实而不繁缛，夸张却极为传神的特点。从陶狗的头部塑造来看，头的扭转角度较大，近90度，表现了狗发现动静后的反应迅猛、敏捷；陶狗两耳竖立，耳下鬃毛倒立，给人以高度警惕，专注倾听动静之感；狗的双目滚圆鼓出，翘首远望，似乎目标尚在远处，已然警觉，随时准备吠叫报信；陶狗的颈部是整体造型中最为夸张的部位，其长度大大长于脖子与躯干的正常比例，粗壮高挺，筋肉紧张有力，真切的体现了狗猛然伸长脖颈，密切追踪动向的神情；其长嘴张开，似乎准备吠叫，又似乎因为头部的上仰和颈部的突然发力，导致下颚肌腱紧张所致。细看陶狗的四肢和尾部塑造并非舒展放松，而是趾部弯曲撑起，尾尖上翘，似乎有力贯于其中，可随时起身，扑向目标。古代匠人们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高超的技艺准确捕捉狗的眼神、姿态和动作，将鲜活、生动的瞬间定格，使观者从静止的陶狗身上看到了狗的动态表现，而这动势中显现的神韵和气势则给人以真实的感受和感知生命的乐趣。

文化解读

学术界一般认为，狗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养的动物。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已经从狩猎实践中学会将狼驯为狗，作为狩猎以至运输的工具^[1]。到了新石器时代，养狗趋于普遍，此时的狗多用于田猎、食用、祭祀和殉葬。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多处葬狗坑，对淅川县下王岗古村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其第九文化层（仰韶文化期）的第112号墓人骨架的下肢左侧，也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狗骨架^[2]，显然是把狗作为了殉葬品。商代墓葬中殉狗更是普遍现象，殉狗一般被放置在墓底的腰坑内，也有的放在墓主两侧或脚端的二层台上，以及墓底、墓道或填土中，用以拱卫墓主。西周时期的殉葬规模虽不及商，但沿袭商制，在墓葬和祭祀遗址中仍有较多狗骨被发现。东周以后，随着人殉制度日渐式微，殉狗的情况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俑的随葬。俑的出现并代替人、动物等陪葬，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也为陶俑的制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汉代，陶狗被大量用于墓葬之中，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南阳、洛阳、三门峡、新乡、济源等地，出土陶狗数量众多，富有特色，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以河南南阳为例，两汉时期的南阳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享有“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之誉。同时，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起家的地方，皇亲国戚、功臣贵族云集。《后汉书•刘隆传》记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3]。这些封建贵族、富商大贾过着奢华的生活，追逐声色犬马，也因此带来了养狗之风的兴盛。他们生前以狗为宠，死后便将陶狗作为冥器随葬入墓，求得在阴间的安宁。在南阳各地发掘的东汉墓葬，无论形制大小、随葬品多寡，几乎都有陶狗的出现。从时代分期上看，西汉时期的陶狗以泥质灰陶为主，伴以少量的泥质红陶或夹砂的灰陶、红陶，制作方法主要是二模合制。形态多是正卧或侧卧于地，前肢直伸，后肢屈于腹下，引颈昂首，双耳竖起，警惕性十足的守犬形象。东汉时期的陶狗一般多为红泥胎，通体施黄、褐或绿色釉，制作方法有二模或多模合制，以及模制与捏塑相结合。品种除原有的守犬外，又增添了田犬、食犬以及狮子狗。田犬形象多半卧姿态或奔走姿态，常以壮实的躯体、嘴腮和利齿渲染其凶猛；食犬蹲卧、侧卧或边走边嗅，膘满肉肥，大耳下垂,睡眼惺松，形象懒惰；狮子狗则短腿大身、颈戴项圈、昂首仰面，作献媚主人之状^[4]。

汉代随葬的动物类陶塑除了狗之外，还有猪、羊、鸡、鹅、鸭、牛、马、熊、虎、猫头鹰等很多种类。动物类陶塑的地位虽无陶人俑那般重要，但也由此少了许多礼制约束，形制较自由活跃，占去了汉代墓葬随葬陶塑品相当大的比例。

汉代陶塑动物俑之所以盛行，首先应归因于陶质材料本身。陶泥质地柔软，可塑性强，原料丰富，方便取用；陶泥经火烧制成型后，质地坚硬，不锈不腐，易于保存；更重要的是陶制器物模具成型工艺简单，易于生产，为陶塑品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

其次，陶塑动物俑的盛行与汉代丧葬思想及厚葬之风盛行有关。汉提倡以孝治国，儒家推崇的“孝道”思想在汉代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可，葬礼的厚重程度成为当时评判“孝”的重要尺度；同期道教对灵魂不灭和神仙思想的宣扬促使汉人在心理上寻求对生命消逝的安慰，使其丧葬习俗更倾向于“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汉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安定的环境，也为厚葬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因此，为了使死者风光大葬，并能在地下或神仙世界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汉人将墓室的形制和结构尽量模仿现实中的房屋，随葬品也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工具、物品纳入其中。家禽、家畜等陶塑动物俑的随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和所属财富，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同时，以俑代替动物避免了过多的杀生和社会资源浪费，此举自然受到了广泛的青睐。

第三，两汉时期中国社会正由宗族结构向家族家庭结构转变，庄园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对自我和私有财产更加关注。原本在墓葬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青铜礼器组合急剧减少，在仿地面建筑的墓室中，骤然增加了大量象征现实生活的陶制明器，诸如井、磨、楼阁、仓房、猪圈、田畴等，更有兵马、仆侍、农人、伎乐以及各类禽畜动物。这些大规模陶俑群的出现，其作用便是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地位标识^[5]。

比较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陶狗的出现可上溯到新石器时期，其发展历程也不止于汉代，而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其中，在中原地区发现的陶狗数量尤多，情态万千，可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文中以河南出土陶狗为例，着重探讨不同时期陶狗的发展演变、艺术体现及时代风格。

属于原始社会时期的陶塑品目前发现的还不是很多，尤其是陶塑呈独立圆雕的更为少见，大多数作品是作为陶质器皿的附属物而存在，以增强器皿的装饰效果。在雕塑手法上多采用捏塑，即先塑造出物象质朴、简洁的外部轮廓，再在细部用锥镂的方法加以刻划和突出，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写意性。这一时期随葬的陶塑品与后世的俑像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替代生人、动物等殉葬，而是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相适应，体现原始人类图腾信仰、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表现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内心情感。

1960年河南省临汝大张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狗（图二），高4.5厘米。泥质黑陶，捏塑而成。狗呈蹲卧姿，昂首竖耳，吻前伸，前肢屈伏于地，后肢缩屈于臀下。这件陶狗是中原地区出土较早的陶塑动物之一，反映了龙山时代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状况。

图二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狗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文明时代，青铜艺术作品丰富多彩，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种大背景下，陶器的烧造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与青铜铸造业得以并行发展。此时的陶狗造型大多还是陶器皿的附属物，捏制手法朴拙，但能够抓住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动态，反映了先民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商代的雕塑艺术，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人与兽，狗的形象在此时也被吸收进了神兽形象的塑造之中。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人殉制的废止，陶塑人物和动物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替代活人和动物随葬的功能被开发出来，并得以广泛流行，直接推动了中国封建时代陶塑艺术的进步。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陶塑狗头（图三），张口，竖耳，似在汪汪吠叫，其神态并不凶猛，反而给人安顺祥和之感。

图三偃师二里头遗址陶狗头线描图

二里头文化时期立姿红陶狗（图四），高4.5厘米，长12厘米, 河南陕县西崖村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泥质红陶。体形略小，尖嘴，圆眼，双耳竖起，尾巴后拽，腿部粗矮，造型古拙^[6]。

图四二里头文化时期立姿红陶狗

秦汉时期是中国陶塑艺术发展的繁荣时期，其艺术技巧和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代陶塑动物的制作工艺已不仅限于捏制，而是模制、捏塑、贴塑、堆塑、刻划等手法兼用，塑造形象庄重，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汉代，除各种造型、题材的人物俑之外，动物陶塑品在随葬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汉代陶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陶塑动物艺术形象的定位与发展，在陶塑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文化统一多样的特征。汉代陶塑在继承秦以来写实艺术的基础上，更注重人与动物精神气质的表达。陶狗的塑造风格简练、明快、古拙，有合理的变形和夸张，神态表现惟妙惟肖，尤其是静卧、凝神、狂吠、漫步、疾跑等瞬间动态，刻划入微，尽显狗的活力与神韵。

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卧姿红陶狗（图五），高42.5厘米，长50厘米。泥质红陶，由模制和捏塑而成。狗昂首怒目，卷耳，张口狂吠，四肢和尾伏地，呈左卧姿态，体魄肥壮，栩栩如生。

图五东汉卧姿红陶狗

汉代立姿绿釉陶狗（图六），高30.5厘米，河南省灵宝出土。泥质红陶，由模制和捏塑而成。狗昂首，双耳下卷，张口露齿，注视前方，四肢柱立，尾上卷。通身施绿釉。是汉代陶塑艺术和低温铅釉陶器的佳品。

图六汉代立姿绿釉陶狗

东汉蹲姿灰陶狗（图七），高46厘米，河南省南阳出土。泥质灰陶，由模制和捏塑而成。狗的造型极为憨态可掬：后肢蹲坐，尾上卷，昂首立耳，前肢下垂，一副乖乖狗的模样。

图七东汉蹲姿灰陶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自秦汉以来政局大分裂、大动荡的一个时期，各民族间的融合在战争和民众频繁的迁徙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陶塑艺术的发展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当时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条件的限制，俑的制作陷入低谷，陶塑动物形象的塑造纯朴无华，风格写实，塑形技术流于粗略，远不如汉代那样具有生气和神韵。但值得注意的是，北朝时期，在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杂处的中原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大汇流，佛教石窟造像雕塑艺术快速发展，促使北朝时期的陶塑艺术迈向了一个新的境地，陶塑作品逐渐从呆滞古拙走向精致俊雅。以北孝文帝为界，前期作品粗陋，缺乏细部刻画，中期以后，各类陶俑的制作明显进步，具有了较多的细部刻画，形象更为生动自然，体现了北朝雄健和自由放浪的社会风气。

1955年河南省郑州南关外出土的晋代灰陶立狗（图八），高12厘米，长14.5厘米。泥质灰陶。狗膘肥体壮，昂首挺胸，两耳前伏，口唇闭合，两目炯炯前视，卷尾，呈站立姿。

图八晋代灰陶立狗

1975年安阳张家村和绍隆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北齐哺乳陶狗（图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长15厘米。泥质灰陶，模制，中空。通体以白粉为底，再施以彩绘, 出土时已经大部脱落。母狗眯眼，大耳，长尾，头部伏地，侧卧，作哺乳状, 腹下有三只幼犬作吃奶状。^[7]

图九北齐哺乳陶狗

隋唐以开阔的思路和兼收并蓄的气度，创造出了五彩斑斓的盛世文明。此时厚葬之风再度盛行，促使随葬明器的制作趋于繁复、精致，陶塑艺术发展迅速形成高潮。这一时期虽然马和骆驼成为动物作品中的代表作，但狗仍是陶塑中常见的题材之一，并顺应时代发展出现了三彩陶狗。此时的作品将写实与写意完美结合，并运用了绘画的手法，使塑造形象更加饱满圆浑，夸张传神。唐三彩作品更是以其斑斓的色彩和变幻的造型增加了物象的神秘色彩和艺术效果。

1959年河南省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白陶蹲狗（图十），高8厘米。泥质白陶。躬身昂首，两耳下垂，双目仰视，前肢力蹬座板，后肢屈于腹侧，尾长弯曲，蹲坐，形象逼真。

图十隋代白陶蹲狗

唐代三彩狗（图十一），高4.8厘米，长6.7厘米，泥质粉红陶，模制而成。狗两眼平视，嘴前伸，昂首卷尾，两耳竖起，四短腿柱立于地。通身施黄、绿、白三彩。狗小巧玲珑，三彩釉色艳丽，是难得的陶塑艺术小品。

图十一唐代三彩狗

1992年，巩义市孝义镇孝西村一号墓出土的唐彩绘卧姿陶狗（图十二），长14.8厘米，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头伏地，耳下垂，嘴啃骨头，津津有味，脖戴颈圈，长尾前卷，四肢俯卧于托板之上。彩绘大部脱落，骨头、狗腰身等处仍有红彩可辨。在隋唐陶塑艺术中，绘彩陶俑备受关注，这类俑虽没有三彩的变幻无穷，但细节刻画更胜一筹^[8]。

图十二唐彩绘卧姿陶狗

宋、金、元时期的文化较之前代更具平民化和世俗化，葬俗在此时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随葬品着重为衣食起居的日常用品，质地也趋于多元化。除陶、瓷、铜质之外，还流行纸冥、布冥，致使陶俑的数量骤然减少，很难与汉唐墓俑陪葬盛况相匹衡。陶狗造型缺乏夸张的气势和风韵，更加强调内敛与精致。至元代，以俑陪葬的观念逐渐淡化，真正用陶俑随葬者已为数很少，只是在少数汉人（或契丹人）官僚或平民墓中存有陶俑随葬的遗风。

宋代黄釉陶群狗（图十三），高7.3厘米，泥质橙黄陶，由捏塑和模制而成。五条狗一大四小均为昂首弓背，双耳前伏，短尾上卷，通体施黄釉，作追逐嬉戏状。

图十三宋代黄釉陶群狗

明、清时期的墓葬中，随葬的实用生活用具增加，陶制明器明显减少。河南地区一些屈指可数以陶俑随葬的墓葬，出土动物类陶塑题材以马居多，猪、羊、牛较少，很多墓葬中陶狗已难觅踪影。陶塑造型拘谨萎缩，缺乏个性光彩，所表现出的气势也是虚有其表，随葬陶塑艺术正逐步走向尽头^[9]。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汉唐两代，以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恢弘的精神气度引领陶塑艺术走向了繁荣与巅峰。与之相适应，陶狗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不同时期的陶狗作品在传承和发扬前代艺术成就的基础之上，均植根于现实生活，产生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特征，成为了后人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有效途径。这些以泥土抟制的艺术品，向世人展示了满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令后人体会到了古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深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