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青铜器，商代文物，高19厘米、横18.8厘米、纵16.3厘米，重6千克，通体呈铜绿色。198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石佛乡小双桥西南采集。

1989年12月，郑州市石佛乡小双桥村农民在村子西边的打麦场边取土时，发现了这件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该器造型独特，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仅有两件，皆出土于郑州小双桥遗址。该器物整体呈方体结构，正面近正方形，上下两边有约3.4厘米内折边；左右两侧面呈近平行四边形状，中间有6×4.2厘米竖长方形方孔，孔内侧有1厘米宽的内折边；每侧面除与正面相连接的一边外，其余三边皆有约3.4厘米宽的内折边；上面折边正中有深0.6厘米的凹槽，且折边呈微向上倾斜状，整体俯视呈“凹”型。（图一、图二）该器与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及生活杂器等器类的造型结构大相径庭，因出土地附近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当时推断其应是镶嵌于建筑物上的构件，故以“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命名。它是目前已知青铜质类器物使用于建筑物上的最早实物，其年代可追溯到商代早期。它的发现对判断郑州小双桥遗址性质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一 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上面图

图二 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背面图

从纹饰上看，器物正面为阴线勾勒出的兽面纹，兽面由角、目、鼻和口等几部分组成。兽面的双角巨大，且有似鹿角状分叉；两目圆睁，眼角上扬，颇有威严之气；长鼻，两侧用双线勾画出大鼻涡；阔口利牙；兽面四周外侧用阴线勾勒出的线条，既似云纹，又像兽面的毛须。装饰整体布局结构严谨、纹饰线条精致细腻，既有庄重之感，又不失威严之气（图三）。器物两侧面的纹饰近同，皆为一副龙虎搏象图案。上侧和右侧为一曲体龙纹，形态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蛇形相似，曲身卷尾；龙身两侧用阴线勾出的线条，似云或水，又可理解为变形的爪；龙头部由角、目和鼻等组成，轮廓清晰，两眼突出，眼角上扬，颇显嗔怒之象。侧面下方为一虎纹，虎口大张呈吞吃状，腰背弯曲，尾部下拖而微微上卷，四肢短小，爪牙突出，具有明显的攻击状态。侧面的左侧为一象形纹饰，象头在龙首下，尾在虎口前，象首长鼻上卷，眼睛倒立，四肢作蹲卧状，躯体和尾部较为抽象。象形纹饰眼睛倒立、四肢蹲卧的状态可显示出表示臣服的含义（图四）。

图三 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正面图

图四 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侧面图

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建筑物上的青铜质类构件，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实物，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建筑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已知商代建筑材质的类别，而且扩展了对青铜材质用途的认知，证明青铜不仅只用于制作青铜礼乐器具、车马构件和生产工具等方面，而且还可以用来作木结构建筑构件的结构构件或装饰构件。

其次，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的纹饰除眼睛突起外，其余部位皆采用单层平雕手法。阴线勾勒主题框架的方式是商代早期青铜纹饰的主体表现形式，一般多采用较窄的纹饰带，像该器这样的大面积构图极其少见。侧面龙的形象也别具一格，商周青铜器上龙的形象，头部多以侧面状态表现，正面表现头部的多是蛇，而此器上以正面表现龙的形象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之所以认同其为龙而非蛇，恰恰是因为其头部立有双角，这是龙、蛇的重要区别之一；老虎塌腰张口、大象倒目蹲卧等纹饰布局巧妙，动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自然；器物侧面将龙、虎和象设计在一副画面之中，并通过各个动物形态的变化来表达一定思想含义的设计理念，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运用于器物之上，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逐渐增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不仅能表现出制作者高超的设计水平，还充分地体现了商代早期的工艺美术水平。

再次，该器上的龙虎搏象图对研究我国商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而该器物上的龙虎搏象图案表示的正是征服大象的含义，这和文献记载相吻合，不仅对文献资料去伪存真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还是证明商代中原地区不仅有象，而且已将其降服这一事实的有力实物佐证。

因此，该器是商代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历史珍品。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可以分为宗教建筑、纪念建筑、教育建筑、衙署建筑、会馆建筑、民居建筑、交通建筑、水利建筑、军事建筑、科技建筑、园林建筑、景观建筑等多个类型。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与建材资源，中国的古代建筑形成了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其中以气候分界线秦岭为界，又可分为北方的抬梁式与南方的穿斗式两种类型。由于其结构形式的差异，北方的建筑形体比较宏大厚重，构造也比较复杂，因而其建材的使用也更为广泛和讲究。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青铜建筑构件就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因为木材易于腐朽、燃烧的特点，使得以木质材料为主体的建筑极不易保存下来，现知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木构建筑最早也只能到唐代。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则大多只留有不易腐败的房基、柱础、砖瓦和装饰性铜构件等土、石、陶和铜等材质的遗迹、遗物。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古代建筑，时代越早，涉及的建筑材质越少。而铜质材料使用于建筑上，最早只能追溯到商代早期的小双桥遗址。1985年和1989年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两件青铜器物因被发现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附近而定性为使用于建筑物上的建筑构件，从而将铜质材料使用到建筑上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早期。

既然定性两件青铜构件是使用于建筑物上，那么就涉及到两件器物使用在什么类型建筑物上和什么位置以及具有什么功用的问题。目前小双桥遗址的性质存在商代仲丁王之隞都、郑州商城的离宫别馆或宗庙遗址和祭祀遗址等三种看法。由于遗址性质存在争议，使得两件青铜建筑构件使用于何种类型建筑物上无法界定。至于其应该用在建筑物的哪一部位上，起什么作用，学术界也有大致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建筑构件安装在建筑物梁头部分，安装方式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青铜建筑构件横着挟在梁头上，带有沟槽的微鼓面向上，兽面纹一面为正面朝前；另一种是青铜建筑构件呈倒“凹”字形或“凹”字形挟在梁头的前端，兽面纹一面朝上或朝下，两侧面的长方形孔用来挟持梁头两侧的檩木构件。第一种安装方式又列出了四点理由：（1）兽面纹类似于后来正面为虎头纹的陶质梁头饰；（2）青铜建筑构件两侧长方孔可横穿长方木构件或插入榫头，起到横向连接作用；（3）青铜建筑构件下面制作粗糙，其下应有木柱支撑或木骨泥墙撑顶；（4）青铜建筑构件后面夹在梁头上，正面和两侧纹饰暴露在外，起到装饰宫殿建筑的作用。^[1]

第二种观点认为，青铜建筑构件安装在建筑物正门两侧门枕的前端比较切合实际。从青铜建筑构件本身的造型和结构出发，以视平线角度观察，列举四点理由排除其作为梁头部件的可能性，进而将青铜建筑构件的安放位置放眼于视平线以下的地面木作结构之上。然后又对视平线以下部位可能安装该青铜建筑构件的门枕和壁柱进行论证，否定了壁柱的可能性，最后认为青铜建筑构件安装在正门两侧门枕的前端比较合理。至于青铜建筑构件的功用除了装饰作用外，还认为其两侧面的长方孔是有意作成的，以使孔内木作构件达到通风、防虫和防腐的目的。^[2]

第三种观点认为，青铜建筑构件应当安装在当时宫门正中门橛短柱下面。通过文献考证，结合青铜建筑构件的特点，认为该构件是用于建筑物上的“釭”器。而且应该安装在文献记载的关于房屋建筑的“橛”下。安装方式为青铜建筑构件下面着地，上面中空用以竖立门橛木柱，两侧长方形穿孔，用以穿越门限（即现今称作的门槛）。^[3]

从青铜建筑构件的尺寸、构造特点来看，笔者以为安装该青铜建筑构件的木作构件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青铜建筑构件的截面应与木作构件的截面大小一致或近同，青铜建筑构件“凹”形腔体与木作构件插入青铜建筑构件内的榫头部位的截面一致。也就是说，青铜建筑构件的尺寸决定了木作构件的尺寸并非象梁、柱一类的大木作构件那样粗大。青铜建筑构件因有折边，使嵌入其内的木作构件的榫头呈很窄的竖长方体状，在榫头垂直方向上、下部位不宜再开榫卯结构。即在木作构件榫头上、下方位置不宜有垂直木作构件。否则，会因榫卯过窄导致在榫卯交汇部位容易折断；其次，青铜建筑构件正面、两侧面纹饰精美华丽，安装该青铜建筑构件的木作构件应具有能充分显露三面纹饰的属性。即该木作构件榫头部位正面、两侧面不应有能遮挡青铜建筑构件纹饰的其他木作构件存在；第三，青铜建筑构件两侧竖长方孔应是为安插能够固定青铜建筑构件的具有“销栓”功能的木作构件而留，而且该木作构件应有承载青铜建筑构件重量的作用。否则，这一符合木作力学原理的竖长方孔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竖长方孔内的木作构件外端应与青铜建筑构件侧面平齐最为合理。如果延伸出去，可能会遮挡青铜建筑构件两侧纹饰。由此三个特点来看，青铜建筑构件应安装在，榫头部位垂直方向上没有其他木作构件，青铜建筑构件截面和木作构件截面大小相近的一类木作构件的榫头上，而且木作构件应在地面之上的部位而不是地面部位。若是在地面部位，青铜建筑构件自身的重力被地面承托，两侧开孔内的木作构件只起固定功用的话，竖长方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时说，单纯性起固定功用的木作构件完全可以做成可能更有美观意义的其他形状，如正方形，三角形、菱形或多边形等等。因此，将建筑构件安装在梁头、门枕前端或者门橛短柱下的观点均不合理。梁头部位，建筑构件挟不进去；门枕前端或门橛短柱下又会掩盖侧面纹饰，而且竖长方体开孔也毫无意义。那么，青铜建筑构件究竟安装在什么位置呢？从我国现有的各类木质古建筑以及考古发现的木作结构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具有上述三点属性特点的木作构件有两个部位可能合适：一是带有穿插枋一类木作构件的建筑上的穿插枋枋头（图五）^[4]；一是带有出头的类似“∏”形的架子的上部横木的出头部位。如果是后者，那么青铜建筑构件就不是原来意义上说的房屋建筑上的构件，而是室内陈列木作结构上的构件。这一猜测性的功用会因为室内陈列木作结构的华丽精美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小双桥遗址性质问题的判断。至于这两种能安装青铜建筑构件的设想部位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论证。

图五:穿插枋位置示意图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发展的主要阶段，在这段时期内的墓葬、遗址以及窖藏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质类器物，门类繁多，涉及到生活、礼仪、兵工和出行等各个方面。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开展，大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宫殿遗址、祭祀遗址陆续被发现，出土了不少关于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搜集了大量的关于古代建筑的信息，但是和建筑相关的青铜质类器物却极其少见。

1985年在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郊的古荥乡师家河村发现了一件金属建筑构件^[5]（图六）。“该器物整体略呈方形，表面呈灰白色，器体及两侧已变形，估计与火烧有关，顶视呈‘凹’字形，高21.5、正面宽21、侧面宽18厘米，上下面和两侧面均内折呈一个小平沿，沿面宽5厘米，上沿中间有一宽度为0.6厘米的长方孔，孔四周也向内折成1厘米宽的凸沿，胎质厚0.6厘米，重8.5公斤。器物正面饰单线阳纹装饰的饕餮面，两侧面在长方孔的四周各装饰一组龙、虎搏象图。”^[6]该器与1989年在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发现的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相距仅30米远，同属于小双桥遗址。两件器物形制近似，主要区别是：师家河出土的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为单线阳文纹饰，小双桥出土的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为单线阴文纹饰。

图六 1985年发现的小双桥遗址建筑构件

在安阳殷墟甲十一号宫殿基址残存的25个柱础中，发现其中的十一个檐柱下有铜础（图七）。“铜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特制的，呈锅状或器盖状，上面平滑稍凸，下面中心微凹，很易放平。铜础径约15、厚约3厘米。另一种是不呈固定状的铜片。”^[7]

图七：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出土铜础

图八：双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构件

陕西凤翔先秦宫殿遗址出土青铜建筑构件共64件，分别出自石家营公社豆腐村1973年5月、8月和1974年10月发现的三个窖藏坑中，属于秦都雍城的范围。64件青铜建筑构件可分为十个类型，分别是双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构件7件（图八）、阳角三面蟠虺纹曲尺形构件3件、阴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构件2件（图九）、阳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构件2件（图十）、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构件13件（图十一）、双面蟠虺纹单齿方筒形构件27件、单面蟠虺纹单齿方筒形构件6件、单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构件1件、单面蟠虺纹双齿片状构件1件和曲尺槽形小拐头2件^[8]。杨鸿勋先生认为凤翔出土的64件青铜建筑构件应是文献记载中的“釭”，而且是“金釭由实用到装饰转变阶段的标本”，并做了各种构件的位置示意图^[9]。（图十二）

图九阴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构件

图十阳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构件

图十一 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构件

图十二 凤翔豆腐村建筑构件位置示意图

1972年在江苏沙渊鹿苑出土了一件战国前期的斗栱形建筑构件（图十三），高38厘米，长62厘米。该构件呈斗栱状，“中空，栱头呈方斗形，末端的一侧面设有锯齿，栱头顶面及四立面均作镂空夔纹。栱臂以绳索纹为底，加饰突起的夔纹。应是箍套于建筑木构件上，兼适用与装饰为一体。”^[10]

图十三 江苏沙渊鹿苑出土的斗栱形建筑构件

从上面列举的商周时期的各种青铜类建筑构件来看，出土地点包含有遗址、窖藏和墓葬等各种类别，除陕西豆腐村窖藏出土的64件建筑构件具有一定数量规模外，其余均为特例。从时间上来看，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两件时代最早，可到商代早期；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也曾发现有建筑铜础；西周时期目前未曾发现青铜质类的青铜构件；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建筑构件发现相对较多。因此可以看出，青铜质类建筑构件至迟在商代早期开始应用到建筑上，起到装饰和保护木作构件的作用，但仅是个别建筑的特例行为，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将大量铜质构件用到建筑之上。目前发现的各类青铜建筑构件，主要用在建筑物的构件节点或醒目位置，分别属于结构或装饰构件。

郑州小双桥遗址

小双桥遗址发现于1989年，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20公里处的石佛乡小双桥村及其西南部，文化堆积主要分布于小双桥、岳岗、葛寨、于庄、师家河等几个自然村之间，经钻探遗址面积约达150万平方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1990年开始先后三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历年来对小双桥遗址的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东北部一带的中心区域，发现有夯土墙、大型高台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建筑基址、小型房基、大型祭祀场、祭祀坑、奠基坑、灰沟、与冶铜有关的遗存等文化遗迹及大批质料各异、种类繁多的文化遗物。出土遗物中，陶器为大宗，有鬲、甗、大口尊、盆、罐、瓮、中柱盆、钵、簋、豆、壶、觚、爵、斝、杯、鼎和缸等20多个类别，涉及到生产、生活和艺术品等多个方面；青铜器有爵、斝、镞、钩、簪、铜泡、铜饰和铜器残片等；玉石器有长方形穿孔石器、石镰、石刀、石铲、石斧、石纺轮、石圆饼形器、石舌形器、石镞、石球、绿松石饰品和玉饰等；原始瓷器有尊、瓮及瓮类口沿残片等；骨角牙蚌器有骨锥、骨匕、骨镞、骨簪、骨饰、骨料、甲鱼骨、卜骨、牙饰、蚌镞、蚌马头饰、蚌镰和贝币等；除此以外，还发现了大量牛、羊、猪、狗、鸡、象、鹿、虎、鳄鱼和鹤等数十种动物的骨骼及孔雀石、铜渣等。其中尤以1985年与1989年在三座建筑基址附近发现的两件金属建筑构件和在宗庙祭祀区出土的陶缸上的朱书文字引人注目。朱书文字已发现有10余字，主要写在小型陶缸表面，也有位于大型缸口沿、腹壁的。文字用朱砂书写，字体工整，笔画规范流畅，与殷墟的朱书文字和甲骨文一脉相承，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小双桥遗址堆积时间较短，但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且重要，具有都邑遗址的规模和性质。就其性质问题，考古界有多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该遗址是商代仲丁王之隞都，有人认为是郑州商城的离宫别馆或宗庙遗址，还有人认为是郑州商城末期的祭祀遗址。尽管遗址的性质存在争议，但是遗址的重要性是大家所认同的。首先，遗址地理位置重要，地处黄河南岸文献记载的商王仲丁的王都地望范围；其次，小双桥遗址内发现的大量文化遗存，如大型的宫殿遗址、祭祀遗址、高规格的青铜建筑构件和朱书文字等证明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遗址；再次，遗址的文化年代早于安阳殷墟，与郑州商城的衰落年代相当，属于白家庄期。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岳石文化因素长方形穿孔石器或可以和仲丁征蓝夷的历史相对应。所以，小双桥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处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惟一一个白家庄期的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遗址。它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城的性质和进一步解决商都地望等夏商周文化的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是夏商周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11]。

注释：

[1][2]宋国定.商代前期青铜建筑构件及相关问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郑杰祥.关于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建筑饰器功用的探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8（38）.

[4]图参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5]参考杨国庆先生发表于《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中的《郑州出土商代早期铅器座》一文。文中认为该器为一种铅器座，随着进一步在该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宫殿建筑遗址和祭祀场所，结合此后发现的距此不远的另外一件形制相似的青铜构件，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件器物均属建筑构件。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7]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8]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2）.

[9]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宫构件——金釭.考古，1976（2）.

[10]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

[11]参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中《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一文和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中《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一文。

猜想一：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两件金属建筑构件正上部折沿均有一个呈“U”字形的沟槽，而其他位置的折边上却没有。那么，仅在器物上部作出如此沟槽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仅仅为了装饰，还是会有什么实际用途呢？

猜想二：此器物为什么正面是方形，而侧面却是近平行四边形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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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儒，男，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学士，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主要从事夏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与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