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东魏武定元年（543年）雕造，通高200厘米，宽80厘米，厚22厘米。新乡市博物馆早年征集，1997年入藏河南博物院。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首身一体，有方形碑座，石灰岩雕造，保存完好。该碑在顾燮光《河朔金石目》卷七、《河朔访古新录》卷十、叶昌炽《语石》、卷五、清人陆耀遹《金石续编》等均有著录。

碑首为弧形，雕六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身两侧。

碑阳（图1 碑阳大龛）：碑额与碑身雕刻连为一体。碑身雕一尖楣圆拱形大龛，高55厘米，宽34.5厘米，深9厘米。龛柱下饰莲瓣形柱础，龛梁两端向上卷起，龛楣两侧各雕一龙口衔上卷的龛梁两端。龙外侧各线刻一伎乐天人，下饰莲花，天带后扬，左侧天人手握竖笛，右侧天人手持琵琶作正面飞翔状。尖桃形龛楣与半圆凸起的龛梁以及上细下粗的龛柱均素面无饰。龛内雕一佛，高肉髻，面相饱满圆润，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右侧衣襟在身前形成圆弧形甩向左臂绕肘下垂，下着长裙，腰间束带打结，手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裙裾覆搭座之上部。龛柱外雕二弟子二菩萨，均有尖桃形头光，跣足立于长梗莲座上。弟子着双领下垂袈裟，两手合十胸前。菩萨头戴花冠，面相与主尊同，袒上身，下着裙，帔帛绕肩在身前交叉穿环下垂至膝际，然后上扬穿肘下垂。右侧菩萨右手握莲蕾屈肘于胸侧，左手握善锁屈肘下垂。左侧菩萨头部残，双手捧莲蕾于胸前。主尊座下雕一莲花化生双手托举博山炉，炉两旁刻忍冬与荷叶。其外雕二护法狮子和二力士，狮子身躯硕长，胸毛上扬，昂首翘尾，护持佛法。力士有尖桃形头光，宝缯上扬，面相凶悍威武。袒上身，着长裙，帔帛绕肩在身前交叉至膝际，然后上扬穿肘下垂。一手握拳屈肘于胸侧，一手开掌前伸，张显勇猛之势。跣足而立。碑额处雕“维摩经变”，右侧维摩诘居士头戴高冠，着褒衣博带式大衣，手握羽扇上扬，面左而坐。左侧文殊菩萨手握经卷屈肘上举，面右端坐，似在与维摩诘居士辩论佛法。二者之间有两个弟子双手合十恭立于长梗莲座上。其下雕菩萨弟子各三人，均作揖手恭听状，反映的是维摩与文殊辩法众弟子听法的场面。

图1 碑阳大龛

碑阴（图2碑阴拓片）：碑额处浅浮雕一尖楣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有莲瓣形火焰纹背光和圆形头光。高肉髻，着双领下垂袈裟，两手袖于衣内，结跏趺坐。碑身分三层刻，上部减地线刻佛传故事画三列十二幅，每幅皆有榜题。分别是：“太子得道诸天送刀与太子剔”、“定光佛入因□□菩萨相时”、“如童菩萨赍银钱与王女买花”、“摩耶夫人生太子九龙吐水洗”、“相师瞻□太子得到时”、“黄羊生黄羔，白马生白驹”、“此婆罗门妇即生恨心要婆罗门乞好奴婢逃去时”、“三年少婆罗门妇时”、“五百夫人皆送太子向檀毒山辞去时”、“随太子乞马时”、“婆罗门乞得马时”、“太子值大水得渡时”。中层刻造像记22行，行8字，正书，书法方正，雄浑厚重，极俱魏碑笔意。录文如下：

夫妙色湛然，假朱紫以显其真；法性无为，托形言而标至德。目非洞解虚宗焉能悟斯玄猷者哉。有清信士合道俗九十人等发心超猛，志乐菩提，造石像一区，举高七尺，咸竭琼珵镌饰，周讫琦丽，金颜辉映。楞伽冀藉此微因，广被群品。愿慧海涟漪，四流息浪，铁围无垢，娑婆玉净，帝道熙明，普光训世。存亡眷属并及尘沙，龙华初唱，俱得正觉。赞曰：法身无像，至道难名，目非觉者，孰悟玄经。铸金图状，镌玉摸灵，刊石标德，永振烋声。

大魏武定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己丑朔廿七日乙卯造。

图2 碑阴拓片

造像记左侧刻礼佛图两幅，主人头梳高髻，着交领宽袖大襦，下着长裙曳地，手持莲花前行。后三侍从身材矮小，头梳丫髻，手持曲柄伞盖、幛扇紧随。分别榜题“开光明主宋桥女侍佛时”、“邑母解寂姬侍佛时”。右侧刻二手持莲花的供养比丘，分别榜题“比丘法略侍佛时”、“比丘道进侍佛时”。

最下层刻供养人像9幅，其中左边两幅为头戴高冠，褒衣博带，手持莲花的世俗男子形象，其身后的侍从及所持伞盖、障扇与上列礼佛图相同。榜题“邑子怀州西面都督长史路轨侍佛时”、“定光佛主前部郡从事路远侍佛时”。其余7幅均为手持莲花供养的僧人形象，除右边3幅无伞盖、幛扇外，中间4幅皆有手持伞盖、幛扇的侍从跟随。从左至右榜题为：“都唯那法苌侍佛时”、“邑师法振侍佛时”、“邑主都唯那法猛侍佛时”、“都唯那法儁侍佛时”、“比丘法□侍佛时”、“比丘昙智侍佛时”、“比丘僧珍侍佛时”。

碑两侧面减地线刻供养人像，上下6列，每列3人，均有榜题，少有剥蚀。能识者有：左侧面：邑子前大郡主薄路惠显侍佛时，邑子路混侍佛时，邑子李广侍佛；邑子刘寿侍佛时，邑子卫清侍佛时，邑子程桃棒侍佛；邑子张萨和侍佛时，邑子张达侍佛时，邑子申买德侍佛时；邑母太室充侍佛时，邑母史男容侍佛时，邑母沈英仁侍佛时；邑母张好侍佛时，邑母王阿驹侍佛时，邑母苟妙姜侍佛时；邑母王女贵侍佛时，邑母路堂姬侍佛时，邑母张要好侍佛时。右侧面：邑子蒋永兴侍佛时，邑子王承伯侍佛时，邑子路仪和侍佛时；邑子路庆洛侍佛时，邑子路仪遵侍佛时，邑子路清头侍佛时；邑子路恒伯侍佛时，邑子路道买侍佛时；邑子路阿松侍佛时，邑子路孟礼侍佛时；下两列题名不清。

东魏（534-550年）北朝的朝代之一，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有今河南汝南﹑江苏徐州以北，河南洛阳以东的原北魏统治的东部地区，历一帝，约十七年。北魏政权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利争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534年，权臣高欢所立的皇帝北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做傀儡皇帝，被迫逃往关中投奔关陇军阀宇文泰。高欢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北魏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东魏开始。高欢掌权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且屡败于劲敌西魏宇文泰。550年，孝静帝禅位于高欢之子高洋，东魏灭亡。

北朝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开窟造像、建寺立塔蔚然成风；名师高僧、讲经著述层出不穷；法会佛事、度僧设斋场面壮观。到北魏末年，境内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达两百万之众。进入东魏，佛教发展势头仍有增无减。政治腐败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乘六镇起义风暴而起家的高氏东魏政权的核心是六镇鲜卑，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其文化素质颇低，政治腐败黑暗。使东魏境内各族人民必然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北齐书》、《北史》对此有不完全的记载。正由于东魏的黑暗现实，使佛教找到了发展的沃土，获得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共同需要。一方面，统治阶级需要乞灵菩萨以麻醉、威慑臣民，同时对自己在尘世间的作恶多端加以安慰；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在水深火热的绝望之中，也将幸福的希冀寄托于虚无缥渺的来世。正因为宗教有诸般妙用，故佛教在东魏获得长足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僧尼、佛寺激剧增多。北魏分裂以前，洛阳寺院林立，僧尼众多，成为北方佛教中心，《洛阳伽蓝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高欢迁东魏都城于邺，洛中诸寺、僧尼亦与俱徙。一时间，邺城大建佛寺，臣民“或舍旧城所借之宅，擅立为寺”。^[1]东魏曾在元象元年（538年）下令禁止:“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又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2]禁令虽严，但未能实施。兴和三年（541年）又诏以邺城旧宫为天平寺。从京城到地方，无不大造佛寺，遍立佛像。在立寺之风盛行的同时，僧尼数目也激剧增多，光是邺城的僧尼就有八万之众。每当寺院举行佛事活动时，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听者常过一万。邺城成为继洛阳之后，北方佛教发展的又一中心。另外，世俗迷信盛行，是东魏佛教大力发展的典型表现之一。佛教传入中土，为适应中国国情，往往与中土固有的鬼神迷信相结合，宣扬神灵不灭，人死为鬼，生前作恶，死后进入地狱的有鬼论，于是信神信鬼便成为佞佛的一种形式。

其次，佛教宗派在此时奠定基础。佛教在东魏盛行，促使佛教势力和教义进一步发展。中国佛教的一些派别如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和禅宗等都在东魏北齐时奠定基础，进入隋唐后即正式形成。华严宗是由东魏僧人慧光的数传弟子智俨开创的。慧光在东魏时任国僧都，北齐时，应召入邺，住大觉寺，转任国统，被称为光统律师。慧光的学说强调真如法性为一切法缘起的本源，是南道地论师系统的发展。传承其地论学说的有法上、僧范、道凭等，智俨即是道凭的四传弟子。智俨在慧光的别教一乘说、无尽缘起说及十地中六相义的基础上，构成了华严思想体系，后世称智俨为华严宗二祖。净土宗的开创者是东魏僧人昙鸾。昙莺专修净土学说，孝静帝尊称他为“神鸾”，并敕住在晋阳大寺，死后敕葬于汾西泰陵文谷，营造砖塔，并为立碑。昙鸾的净土学说认为: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死后就能进入极乐世界，并提出观察念佛与称名念佛并用，而以称名念佛为主的修行方法，从而奠定了净土宗的基础。由于这项修行方法简便易行，故在朝野获得众多信徒，风靡一时。到唐代，经道绰、善导等人的倡导，其理论得以丰富和弘扬，成为唐时佛教中一大宗派， 其影响广播日本。日本净土宗称昙鸾为“祖师”。天台宗学说的奠基人是东魏北齐的高僧慧文。相传慧文无师自悟，因读《大智度论》和《中论•四谛品》而形成“一心三观”和“一境三谛”思想的禅法。其弟子慧思承袭此说又传给智顗，智顗将其禅法加以充实扩展，提出“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等观点，开创了天台宗。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禅宗，是东魏僧人慧可（487-593年）的六传弟子神秀、慧能创立的。慧可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弟子，为禅宗二祖，于东魏天平初年到邺城，弘扬禅宗思想。他根据《楞伽经》，强调念慧，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旨，深信一切万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妄归真，就是凡圣等一的境界。神秀，慧能据此理论创立了禅宗南、北二宗。^[3]

随着佛教造像汉化的推进，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较多地融入到佛教造像艺术中去，不仅造像风格和雕刻内容具有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其造像形式也在向中国化转变。就石刻造像而言，北魏晚期流行的那种背屏式造像、四方体或扁方体的造像碑逐渐被中国魏晋时期用于记事的螭首扁体碑所替代，如果说早期的四方柱体造像碑还带有印度支提塔的某些特征的话，那么，这种螭首扁体碑可称为完全中国化了的造像碑。在北朝中期的东魏、北齐时代十分流行，且雕刻极为精美。它由碑首、碑身、碑趺组成，碑首呈半圆形，也有极少的圭形，均有雕刻精美的螭龙盘绕，多为六螭缠绕在一起，龙首向下，口衔碑身两侧。碑首中间或镌额铭，或雕像龛。碑身以正面像龛为主，碑阴及两侧或刻造像记，或雕千佛龛，也有线刻佛传故事和供养人像者，方形碑趺上多为浅浮雕的神王像，内容极为丰富。这种螭首造像碑始自北魏晚期，盛行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成为北朝晚期的一种主要的造像碑形式。这种造像碑形式，对东魏北齐时期中原地区的石刻造像影响极大，成为除石窟造像之外的一种主要造像形式。在河南，东魏、北齐时期的螭首造像碑不仅数量多、体量大，而且雕刻精美。如登封嵩阳书院存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嵩阳寺伦统碑”（图3）、河南登封天保八年（557年）的“刘碑寺造像碑”（图4）、河南博物院藏北齐天保十年（559年）“高海亮造像碑”（图5）、“宋始兴造像碑”（图6）、偃师商城博物馆藏天统三年至武平三年（567－572年）“平等寺四造像碑”等（图7），均为北朝晚期螭首造像碑代表作。

图3 嵩阳寺伦统碑

图4 刘碑寺造像碑

图5 高海亮造像碑

图6 宋始兴造像碑

图7 平等寺四造像碑

河南现存东魏时期的石刻造像主要分布在郑州、洛阳周围及黄河以北的新乡等地，以螭首扁体造像碑为主，这种石刻造像形制上的变化，反映了佛教造像由外来形式向中国汉化转变的过程。东魏造像碑不仅在造型上与前期不同，而且在雕刻内容上也与前期有较大的变化。碑身正面或凿一龛，或凿数龛，龛形既有早期的那种以菩提树枝组成的拱形龛，也有龛楣饰火焰纹的尖拱形龛，还有用帷幔流苏装饰的帐形龛。龛内多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有的在龛外雕二辟支佛或二力士。碑阴及碑侧刻千佛或线刻佛传故事。“辟支佛”，就是生在无佛之世，自悟十二因缘而得解脱生死轮回，证入涅槃果位的，其形象面目与佛相同，头顶微现螺髻，但身体的比例同菩萨一样。由此可见东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在宣传大乘佛教的同时，也注重中乘佛教所主张的“独觉”和“缘觉”的修行。特别是在东魏造像碑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神王形象，这些神王形象在北魏时期的石窟中有较多的出现，多雕刻于石窟壁龛的佛像坐下（如巩县石窟寺等），而在造像碑中则多刻于方形碑座的四周，如嵩阳寺伦统碑、北周村造像碑的碑座四面均刻有八位神王，有些碑座神王像还刻有神王名字榜题，如伊萨贝拉•斯切瓦特•嘎特那美术馆藏“骆子宽造石佛立像”上的神王题名，可为推知其他处神王名称的珍贵标尺。它与北魏时期造像座下多刻供养人像以及其所乘坐的车马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内容相比，更增加了宗教的神密性，这是东魏造像碑雕刻的一大特点。对北朝晚期造像碑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在艺术风格上，北魏晚期形成的“秀骨清像”式艺术风格，在此时已不明显，呈现出的是一种中国化的健壮之美。佛的面部较为丰满，肩部饱满圆润，四肢躯干分明，身躯呈圆柱状，立体感很强。衣着紧裹躯体，衣纹浅显，没有大起伏的立体感很强的衣褶。前期流行的潇洒飘逸的南朝士大夫形象亦被敦厚朴实的中原人形象所代替。双领下垂式通肩大衣和圆领袈裟并用，内着僧祗支，右侧衣襟在腹前上绕搭左肘下垂，覆座的裙裾厚重舒展，与北魏时期繁褥的衣褶相比，显得简单明了。弟子或着双领下垂袈裟，或着右袒式袈裟，或两手合十，或双手袖于衣内。菩萨帔帛在身前交叉下垂，有的穿环，有的不穿环。有的双肩有圆形饰物。力士均有尖桃形头光，宝缯上扬，面相凶悍威武。神王戴宝冠，宝缯垂肩，帔帛绕肘飘荡，足着长靴。多以手中执物显示其身份名称。供养人或梳高髻，或戴高冠，褒衣博带，著云头大履，手持莲花。飞天雕刻俞来俞少，身下多饰流云。在这些形象的塑造中，将佛的慈祥、菩萨的善良、弟子的谦恭、力士的勇猛、飞天的活泼都刻划得惟妙惟肖，完美动人，呈现一种写实敦厚之美。可视为佛教造像完全中国化（即中原化）的重要过程。

河南东魏时期的石窟造像

东魏迁都邺城后，佛教中心也由洛阳移于邺城周围，紧邻邺都的河南北部地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如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窟（东魏）、鹤壁五岩寺石窟（东魏）等都开凿于东魏时期，是河南境内仅存的两处东魏时期的石窟，对研究东魏佛教和石窟造像以及佛教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

一、灵泉寺大留圣窟

大留圣窟，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北宋“灵裕法师传碑”记载为“道凭石堂”。石窟坐东向西，平面近方形，进深444厘米，宽378厘米，高350厘米。为三壁佛坛窟。窟内存佛像三尊，正壁为卢舍那佛（图8），头部残缺，身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饰“卐”符号，结跏趺坐于方开束腰须弥座上，座下层正中刻“卢舍那佛”字样。身后莲瓣形火焰纹背光上部已残，圆形头光内饰莲瓣。右壁为阿弥陀佛（图9），头部残缺，右手手指残失，左手前伸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姿态、衣着与正壁卢舍那佛相似。背光大部分残缺，座下佛坛上开四个小龛，每龛内雕一神王，从形象看应是珠神王、象神王、鱼神王、山神王。左壁为弥勒佛（图10），头部残缺，姿态、衣着、背光与卢舍那佛相似。胸前饰“卐”符号右手从肘部残缺，左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莲瓣形背光从头部以上残缺，残存部分外层刻有禅定坐佛。座下佛坛上雕四个神王龛与右壁相对称，分别为树神王、风神王、火神王另有一身神王因剥蚀不清而无法定名。

图8 卢舍那佛

图9 阿弥陀佛

图10 弥勒佛

大留圣窟门前，原刻有“魏武定四年岁在丙寅四月八日凭法师造”的造窟题记，现已不存，今存“大留圣窟”四字为后人所刻。大留圣窟内三尊坐佛像，躯干丰满硕壮，衣纹简洁洗炼，用圆雕法雕凿，表现出继承北魏造像的某些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向北齐过度的新作风。佛坛壁脚上浮雕的八个神王，与巩县石窟寺第四窟以及现存登封嵩阳书院的东魏武定天平二年（535年）“嵩阳寺伦统碑”碑座神王相似，河北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中均有神王雕刻，不难看出，在石窟壁脚和造像碑座上雕刻神王像，是龙门、巩县石窟以来的固有做法。

2、鹤壁五岩寺石窟

五岩寺石窟位于鹤壁市西北8公里五岩山南麓的崖壁上。这里山邻绵亘，崖壁陡峭，林木葱郁，山谷幽静，风景秀丽。由于石窟地处偏僻的山乡，又不见于方志典籍，故不为世人所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文物普查时才重新发现 。石窟依山开凿在200余米长的崖壁上，自东北向西南共分5区，第一区，座北面南，共有1窟4龛；第二区位于第一区西约40米的悬崖上。南向，上下共雕三层6龛，均为尖楣圆拱形龛；第三区系在第二区西30余米的崖壁上凿出一块横长方形的平面，其上雕3个尖楣圆拱形龛；第四区位于三区西约40米，共雕19个尖楣圆拱龛；第五区位于四区上部和西侧，共雕8个窟龛，其中第4号为方形龛，第6号为平面呈马蹄形的洞窟，第7号是一个方形龛，也是五岩寺最大的龛，不知何因未完成，其余均为尖楣圆拱龛。以上五区共雕2个石窟、39个尖楣圆拱龛，造像154尊，

48个护法狮子，12则造像题记。能辨认出年号的10则，其中记载最早的开凿时间是东魏孝静帝兴和四年（542年），最晚的开凿年号为武定七年（549年），由于这些窟龛的形制和造像风格大体相似，应系同一时代营造。（图11）

图11 五岩寺第二区全景

该处石窟的造像题材大部分是一佛二弟子或一佛二菩萨（图12），最多的一窟造像13尊，最少的1尊。造像除佛像、弟子、菩萨外，还有力士、供养人等，众多的护法狮子也为他处不多见。石窟的形制，平面为马蹄形，较大的洞窟顶部都有莲花藻井，龛形多为尖楣圆拱形。从窟龛的规模和造像题记可知，这些窟龛自非王室所造，应是寺僧、邑子、平民百姓为广扬功德，祈福禳灾所开凿的“民间洞窟”。然而，造像阿娜多姿，俊逸轻倩，体态瘦长，衣纹流畅，质感颇强。尤其在石窟的布局、龛型特征、造像组合、艺术风格、雕刻技法等方面，均忠实地保留着北朝晚期石窟造像的艺术特征。特别是五个区都有造像题记，明确地记录了开凿窟龛的具体时间，为鉴定东魏时期的石窟造像提供了准确的标准依据。

图12 五岩寺第三区第二龛

参考文献

[1][2]魏书•释老志.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上的线刻佛传故事画所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一生的真实故事吗？哪些经典记载有佛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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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荃，本科学历，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石刻艺术研究、佛教考古、博物馆陈列研究，出版《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天国的灵光——佛像》专著十余部，在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