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光绪年制”款黄釉奓斗，瓷器，清代。高9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5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

“大清光绪年制”款黄釉奓斗为河南博物院征集藏品，高9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5厘米。敞口，斜长颈，鼓腹，圈足，内外施黄釉。底足内六字楷书“大清光绪年制”款，此器物为清晚期景德镇官窑制品，造型优美，釉色亮丽，应为当时宫廷用器，故民间流传较少。

河南省博物院藏的这件“大清光绪年制”款黄釉奓斗，无论从造型还是釉色上都堪称佳作。尤其是内外均施满黄釉，按照清宫规定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三人配拥有此类器物。该件实用性与观赏性俱佳的奓斗在向人们诉说着光绪时期皇家生活的奢华与典雅。

奓斗，又名“渣斗”，如果将其单纯理解为盛放渣滓之器就望文生义了。“奓”音zhà，意为“开，打开”，或有下部大之意。从古代音同意通的角度来分析，“奓斗”取第三种读音显然更合理，大口造型与字义也很贴切，无论“奢”音还是“侈”音亦可以作为一种延伸。有学者指出渣斗实为“奓斗”之误，“奓斗”之名涵义丰厚，实比“渣斗”要好。^[1]因此下文将该造型器物统一称为奓斗。

奓斗的制作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方法：一种是直接拉坯成型，小罐和上部的敞口碗为一气拉成；另一种是分别拉坯成小罐和敞口碗，再对合粘接成器。更有甚者，就是直接将现成的碗，修去底，再和罐子封接成奓斗，利用釉子高温熔融的特点来粘接器物。^[2]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有的奓斗在上下部的连接处，碗圈足和罐的直口相叠合的现象。

奓斗最初的主要功用是贵族宴饮时唾肉骨、鱼刺等食物残渣的承器，亦可用作存放漱口水、唾沫、痰等脏水。唐代中期以后，奓斗已十分流行，这和当时的饮茶之风兴盛有密切关联，奓斗的主要作用也超出了卫生洁具的范畴，转变为兼有茶具功能的一种多用途器具。这种现象，在五代和宋辽最为常见，到了元代以后，中国的饮茶文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唐宋时期以煎煮为主的饮茶习惯改变为泡茶，这种饮茶习俗的转变，使饮茶方式和茶具的种类形制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奓斗作为茶具的功能也逐渐淡化。明清时期的奓斗，也被放置于床边和几案上，以备存纳微小废弃之物，此时奓斗的用途更加宽泛，陈设观赏和把玩也成为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奓斗作为茶具在考古出土实物、壁画等资料中都得到了证实。如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套五代邢窑白釉瓷茶具（图1）^[3]，它包括了风炉、茶、茶臼、茶瓶、奓斗和一件瓷人像。该套茶具的出土明确了奓斗的茶具功能。

图1 1950年河北唐县出土 五代 邢窑白瓷茶具模型

此外，在河北宣化张世卿、张恭诱、张世本和韩师训等辽金时期的壁画墓中也发现了奓斗与饮茶的关联。如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M5后室西南壁上的《备茶图》（图2）^[4]，以及M2张恭诱墓东南壁壁画的《备茶图》^[5]，都显示了奓斗在当时被用作饮茶时的一种器具（图3）。M5和M2壁画上的备茶图似乎反映的都是仆人准备为主人上茶时的场景，奓斗在这时是兼具茶器功用的，可以盛放和倾倒喝剩的茶渣。这点在陕西蓝田北宋吕大临墓出土的茶具中也得到证实。^[6]该墓出土有一件耀州窑刻花牡丹纹奓斗与茶盏、盖碗、石壶、茶炉炭铲、火锥等众多饮茶器具同出，可见奓斗在当时的功能已延伸至茶具之列，而卫生洁具的功能已不再是主要的了。

图2 河北宣化辽墓M5西南壁上的《备茶图》

图3 河北宣化辽墓M2张恭诱墓东南壁《备茶图》

清代，奓斗功用日趋多样，奓斗在宫廷中，除实用功能外，也作为精美的陈设品。所以，不难理解这件光绪时期的黄釉奓斗作为皇宫高档陈设器，其背后的华丽与高雅。

奓斗的造型，一般为口部外撇呈盘口或漏斗状，扁圆腹，平底或圈足。似乎是在小罐上部再加上一个敞口弧壁碗，碗状部分的口径要大于罐子的腹径。我们现在看到的奓斗，主要是唐代中期以后至宋元时期，明代留存奓斗较为少见，清代奓斗发展迎来了高峰。现择录不同时期的奓斗做一比较。

目前考古发现较早的奓斗是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东晋越窑 青瓷蛙形奓斗（图4）。该器物高21.5，口径18.4厘米。敞口，直径，扁圆形鼓腹，平底。口沿下颈部附对称双耳，肩部及腹部分别堆塑蛙头和四肢，整个器物的下部呈一蹲坐蛙状。因其口径较大，用作宴饮之时肉骨、鱼刺等食物残渣的承器较为合适。　　　

图4 东晋 越窑青瓷蛙形奓斗

唐代中期以后，所流行的奓斗造型口径甚小。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唐代白釉奓斗（图5）。器高9.9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6.9厘米。口外撇，口沿呈漏斗形碗状，扁圆腹，平底。器里外施白釉，底无釉。此件奓斗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雪白，造型规整大方，在唐代白瓷中属上乘之作。

图5 唐 白釉奓斗

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白釉奓斗（图6）。器高9.5厘米，口径11.3厘米，国家博物馆馆藏。　　　

图6 五代 白釉奓斗

北宋渣奓斗颈口虽变大，但高度缩短，腹部缩小收敛，口部外撇呈浅盘状，且口部的比例更为突出，器式更为优美。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定窑白釉划花奓斗，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北宋耀州窑青瓷刻花奓斗（图7）等，后者隐约留有唐五代的一些风格，更能看出唐宋之间的传承关系。

图7 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花奓斗

明代的奓斗除了瓷质外，还有其他质地，其造型也与前代不同。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永乐剔红牡丹纹奓斗（图8）。器高11.5厘米，口径16.3厘米，足径11厘米，为清宫旧藏。该漆器奓斗撇口，短颈，鼓腹，圈足。通体髹朱漆，在菱形格锦地上雕花卉纹，器的腹部、颈的内外壁均雕俯仰相间的牡丹花6朵和含苞欲放的花蕾。足底髹赭色漆，左侧近足处针划“大明永乐年制”行书款。旁刻乾隆壬寅新正御题诗句，并钤“比得”“朗润”二方章。此器在锦地上压雕花卉纹的做法有别于当时以黄漆素地压雕花卉的主流做法，是为特例。

图8 明永乐 剔红牡丹纹奓斗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黄玻璃桔瓣式奓斗（图9）。器高9.9厘米，口径9.7厘米。此器喇叭状口，大而外侈，向下内收成束颈，腹部桔瓣状隆起，腹与足连接处内束。通体桔黄色，以凹凸手法塑成十六瓣桔瓣状。底部中心双线方框内阴刻楷书“雍正年制”双直行款。这件奓斗的颜色艳丽，俗谓鸡油黄，色度均匀、纯正、洁净，呈色难度很大，是清早期玻璃器中的佳作。

图9 清雍正 黄玻璃桔瓣式奓斗

另有一件乾隆白套红玻璃缠枝花卉纹奓斗（图10），故宫博物院藏。器高9.8厘米，口径10.3厘米，足径5.7厘米。圆形，喇叭口，腹部上丰下敛，圈足。器以乳白色玻璃造型，套紫红色玻璃花纹。

图10 清 乾隆 白套红玻璃缠枝花卉纹奓斗

乾隆以后，奓斗的造型变化不大。如国家博物馆馆藏“嘉庆粉彩番莲福寿纹奓斗”（图11）。器高8.7、口径7.8、足径5厘米。器呈敞口，束颈，鼓腹，圈足。内壁施豆绿色釉，外壁为草绿地粉彩。此器造型古朴规整，色彩浓艳，花纹繁缛，纹饰流畅，为嘉庆粉彩代表作。

图11 清 嘉庆粉彩番莲福寿纹奓斗

清同治红地金喜字纹奓斗（图12），故宫博物院藏。器高9厘米，口径8.7厘米，足径5.1厘米。敞口，圆腹，圈足。造型端庄小巧。内施白釉，外通体红釉色地，上以金彩满饰“喜”字纹。底白釉红彩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此器为同治大婚用瓷。

图12 清同治 红地金喜字纹奓斗

清光绪黄地墨彩花蝶纹奓斗（图13），故宫博物院藏。该器物高7.8厘米，口径9.6厘米，足径5.6厘米。撇口，粗颈，鼓腹，圈足，外底白釉内红彩书“永庆长春”4字楷书款。器里施青绿釉，外腹口沿红彩书“大雅斋”3字楷书款和“天地一家春”5字篆书款，器腹用墨彩绘花蝶纹。署有这两种款的瓷器是光绪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烧造的专用器。

图13 清光绪 黄地墨彩花蝶纹奓斗

清光绪粉彩荷花鹭鸶纹奓斗（图14），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器高9厘米，口径9.6厘米，足径5.8厘米。奓斗敞口，圆腹，圈足。造型端庄小巧。内施白釉，外白地粉彩绘荷花鹭鸶装饰纹。上下以描金弦纹做边饰。口沿下红彩书“大雅斋”3字楷书款，旁边钤椭圆形红彩印章，印章内双龙环绕 “天地一家春”5字篆书款 ，底白釉红彩书“永庆长春” 4字楷书款。此器釉色莹润，画面清新淡雅。为同治时期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订烧的瓷器之一。

图14 清光绪 粉彩荷花鹭鸶纹奓斗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唐代的奓斗，颈部较细，其下部的罐子普遍偏大，重心靠近于罐子的下部，而到唐后期，奓斗颈部开始加粗，罐子也变得稍小，其重心也就逐渐上移，多在腰部之上。北宋奓斗颈口虽变大，但高度缩短，腹部缩小收敛，口部外撇呈浅盘状，口部的比例突出，器式更为优美。

清朝，由于统治集团的需求，上行下效，瓷器烧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使瓷器艺术焕发异彩，也使奓斗的发展耳目一新。奓斗的质地更是广泛而多样，除了常见的瓷质之外，还有玉质、玻璃质、漆器等。这件“大清光绪年制”款黄釉奓斗，造型简洁典雅，釉色莹润，折射出了清代皇家的奢华与气度。

明清黄釉

黄色在明清时期被赋予了厚厚的等级色彩，黄釉瓷是皇家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体现，被宫廷所垄断，并禁止民间使用。据《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载：“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黄釉，可见当时受皇家珍视的程度非同一般。

黄釉瓷器在清朝的使用仍然有着严格的规定。到了康熙时期，民间已不许私自生产黄釉瓷器，黄釉瓷都是官窑器。这些黄釉瓷的用途主要包括生活用瓷、祭祀用瓷、以及陈设欣赏瓷。

作为生活用瓷，清宫对黄釉瓷的使用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皇室内部对黄釉瓷器的使用也有着详尽的规章制度。清代规定，里外黄釉龙纹为皇帝专用。《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妃用黄地绿龙器，嫔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五彩红龙器。”^[7]由此可知，在皇室成员中，能使用和拥有内外纯黄釉器的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三人，黄釉瓷器在皇室中还是等级制度的象征。

用黄釉瓷器作为祭祀用具始于明嘉靖年间。据《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8]可见一部分黄釉瓷在当时被用来当做方丘（地坛）的祭祀用器。到了清朝，黄釉瓷作为清宫祭祀用具也见于乾隆时期的记载：“……地坛正位登、簋、簠、豆、尊、爵、盏、铏，社稷坛正位尊用黄色瓷，……太庙正殿尊用黄色瓷……”^[9]以黄釉瓷器作为祭祀用具已成规定，在皇室看来只有“自己”和“天地”才能够配得上享用黄釉瓷器，由此可见黄釉瓷器在皇家心中的分量。

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用瓷和祭祀之外，黄釉瓷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陈设欣赏。瓷器作为陈设欣赏古已有之，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更甚。陈设瓷作为清宫陈设把玩的佳品，更是点缀宫廷的一道风景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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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冯先铭主编. 中国陶瓷[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03.

明清时期烧造的一部分黄釉瓷器是用来作为祭祀地坛的礼器，那么你知道蓝釉瓷器和红釉瓷器分别是用来祭祀什么的吗？

杨晓燕，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文博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