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纹戈，商代后期青铜兵器，郑州人民公园出土，通长20.3厘米，宽7.2厘米。

1954年，郑州市在挖掘人民公园青年湖(今天人民公园内的水上乐园处)时发现了一处商代文化遗存，后将叠压在二里岗文化层之上的商代后期文化遗存命名为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文化遗存，简称商代人民公园期。漩涡纹戈就是人民公园期的商代后期兵器。

三代时期发展成熟的戈一般包括援、内和胡三个部分，早期的戈只有援和内。援即戈的锋刃部，是戈的主要杀伤部位，内（发“纳”音）是与援相连，用来装柲的部分，胡指与援相连平行于柲的部分。漩涡纹戈处于戈发展的早期阶段，仅有援与内。援为长条三角形援、直内(发“纳”音，指戈后部装柲的部分)、短阑，援中起脊，援截面呈菱形，锋近圭形，内窄于援，呈长方形，近阑处有一圆形穿。

漩涡纹戈内两面各有一纹饰，一面为漩涡纹（图一），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陶文接近。一面为“回”字向四面各出一箭头样的纹饰（图二），郑州二里岗文化四期出土的戈内部也有相近的纹饰。由此可推断，人民公园期与商前期二里岗文化是有裔承关系的。但从这件戈的形制看，与二里岗文化的戈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而与安阳殷墟二期的同类戈形制相似。因此漩涡纹戈虽然出土于郑州，但从文化类型上看，却属于安阳商代后期的殷墟文化。

图一 漩涡纹戈内一面为漩涡纹

图二  一面为“回”字向四面各出一箭头样的纹饰

人民公园期文化遗存仅出现在郑州，关于该遗存的性质，学者认为应是商代后期的一个村落。马新先生认为“商代之聚落可以清楚地分为城邑与村邑。城邑包括王都、方国都邑等；村邑则是较为典型的乡村聚落。”^[1]人民公园期目前没有发现大型城垣与宫殿建筑，而且范围较小，因此人民公园期为城邑的可能性不大，应为村落遗址。

从人民公园期遗存的情况看，首先该地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一个较稳定的状态，这从人民公园期发展成连续不断的两期可以看出来；其二，该处遗存具备祭祀功能，两座祭祀坑，一座可能与祭祀有关的灰坑及钻凿灼兼施的龟卜甲可以证明；其三，从出土遗物看，该地的经济包含有农业，证据是该地出土的工具总有铲、斧、锛、凿、镰、纺轮等；有渔猎养殖经济，证据是该地出土有骨镞、网坠、牛骨、羊骨等；有手工业，这从灰坑中出土有陶印模、陶拍等器物可以看出；其四，这个遗存在商代具备军事功能，证据是在一二期墓葬中都出土了质地精良的青铜兵器，一期的二十四座墓葬中，有十座出土了青铜兵器，有的墓葬还出土了象征军权的青铜钺，二期19座墓葬中有两座出土有青铜兵器。

概而言之，该遗存规模不大，居民的社会等级不高，因此不可能是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不会是方国都城，应该是商代一个具备军事功能的村落，称之为军事据点也无不可。 

马新先生将商代的邑落分为两个级次，“第一级次是较大型的村邑。这类村邑往往有名称，如卜辞之‘西邑’、‘柳邑’、‘旅邑’等等均是；有围墙与邑门,卜辞之‘墉’即为此类邑落；由于往往是宗族长所居，又多有祭祀功能，是家族宗庙之所在，可以名之为‘宗邑’。第二级次则是小型村落。它们没有上述较大型村邑的特征，在卜辞中往往直接记为‘二邑’、‘三邑’、‘十邑’直至‘二十邑’、‘三十邑’”^[2]。人民公园期因为虽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房屋基址，也没有在甲骨文中发现关于人民公园期的记载，但根据人民公园期发现祭祀坑的情况看，人民公园期的地位在商代村落中应该是较高的。

人民公园期的两期墓葬差别很大，首先一期的23座墓葬在墓葬面积上就能分出两个等级，结合墓葬的藏品，应能看出当时的社会等级是很明显的。二期墓葬除了一座3.72平方米的墓葬外，其余发现的皆是一期的第二组墓葬，而且与一期墓葬相比随葬品简陋，数量也少，高级别的社会成员大幅减少。这说明人民公园期的繁盛期在一期，到二期时，此地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将人民公园期墓葬与商代后期的墓葬做一比较，可以看出，人民公园期墓葬都属于小型墓葬。

关于人民公园期的年代，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相当于安阳殷墟大司空村Ⅰ、Ⅱ期文化，也就是殷墟二期，相当于商代后期武丁、祖庚、祖甲等几位商王在位的期间；另一种看法认为 “考察器物群演变可以发现，人民公园期应晚于洹北商城商文化而早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洹北商城陶鬲口沿方折，颈部常见一道弦纹，鬲裆和实足较高；人民公园期陶鬲口沿圆缓，颈部部分保留弦纹作风，鬲裆和实足略矮；大司空村一期陶鬲口沿圆钝，颈部无弦纹，鬲裆和实足较低。洹北商城真腹豆圈足较高；人民公园期真腹豆圈足略低；大司空村一期真腹豆圈足低矮。另外,人民公园一期陶豆有真腹、假腹两种形制，陶簋有侈口直腹式，在器类上与洹北商城商文化保持一致；人民公园二期多真腹豆和敞口斜腹簋，罕见假腹豆和侈口直腹簋，在器类上则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趋于统一。”^[3]因此，人民公园期应介于洹北商城文化和殷墟大司空村一期之间，三者之间承系关系明显。

关于人民公园期的具体年代虽有争议，但将大致年代定在商代后期前段儿应没有问题。因此漩涡纹戈虽然出土于郑州，但从文化类型上分析却属于商代后期的殷墟文化，且与商代前期文化二里岗文化之间有一段儿间隔。也就是说这个军事据点是盘庚迁殷后，过了一段儿时间才在郑州商城附近建立的。

漩涡纹戈出自人民公园期的C7M6墓。关于商代后期墓葬，根据墓室面积的大小，墓道的有无，棺椁的设置情况，人祭人殉情况，随葬品的多少看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墓室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较大的墓葬有墓道。都有棺、椁，有腰坑。殉人从数十到数百不等，随葬品种类多，数量多。这类墓葬多为商王、后妃和重臣之墓；中型墓葬墓室面积在5～50平方米之间，一般无墓道，有棺、椁、腰坑。殉人由数人道数十人不等。随葬品中有成组青铜礼器、工具、武器，个别有乐器、车马器。这类墓葬应该是王室贵族和方国高级贵族之墓，是中等奴隶主之墓，也可能有一些与商王有关的人的墓葬；小型墓葬面积１～４平方米，无墓道，多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主要是仿铜的陶礼器和陶制生活用品。随葬的青铜器一般是觚、爵或戈。这类墓葬的墓主应为最小的奴隶主和平民。

人民公园期的墓葬都属于小型墓葬，根据墓葬面积可分为两组，在结合随葬品的情况看，第一组属于最低级的奴隶主，第二组属于平民。

C7M6为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2.42米，宽1～1.08米，面积2.52平方米。有腰坑，生土二层台。出土器物有陶簋一件，青铜戈一件，石戈一件，玉器四件。此墓面积在人民公园的人民公园期二期墓葬中是比较大的。但与一期的下层贵族墓相比还有一些差距，此外仅有一件陶簋为礼器，因此应属于平民墓葬，没有出土象征军权的青铜钺，因此在军中应是一名普通士兵。这名士兵在世的时候，人民公园期文化已经没落，也就是说商代后期人民公园的这个军事性村落的地位已经不是很重要，这名手执漩涡纹戈士兵已经处于这个村落即将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阶段。

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勾兵，成熟的戈一般有援、内、胡三各部分。最初的戈仅有援、内。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戈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两件青铜戈，一件直内，一件曲内。援、内宽度相差不大，这样增加了固戈于柲的难度，戈头在战斗中容易松动，影响其在战斗中的应用。从戈的发展趋势看，戈早期改进的着重点在于增强戈、柲的结合。增加阑，减小内的宽度，使内明显窄于援，以增加戈与柲的接触面积，从而使戈能更牢固的固定在柲上。这样的改进在漩涡纹戈上得到了体现，这是漩涡纹戈与商代前期戈的较大区别。

图三  郑州南顺城街H1上层铜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1999年，科学出版社，图版一一)

谈及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勾兵，并不是说世界其他各国不存在类似兵器，如德国西班牙也出土有这种锋刃横置于柲的青铜兵器，但却没有像戈在中国这样装备的这么普及，时间跨度这么大。无论是公元前2500的苏美尔军队，还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迈锡尼士兵，抑或公元前1190年左右的埃及军队，从遗留的画面看，矛是普通士兵的常备兵器。此外，在希腊还出土有执盾、斧的重装步兵雕像，但勾兵并不多见。而人民公园期则不然，随葬兵器的墓葬中几乎都出土有青铜戈，且随葬戈的军事人员从平民到贵族，从普通士兵到基层军官皆有，这充分说明了戈在当时商军装备的普遍性。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明早期的一个区别。

图四  欧洲青铜器时代之勾兵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十二页）

图五 重装步兵的密集方阵。左端为号手（据公元前7世纪瓶画加彩摹绘）

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Sumer)的军队。手持长矛的战士戴着头巾，身披战袍。战车兵手持战斧，用于打落敌人刺过来的长矛；左肩披兽皮，起着盾牌的作用。战车为四驴并驱的四轮战车。

图六  乌尔[Ur]城木制旗标的局部摹本

图七  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3年）陵墓中出土的长矛兵像。木制，高40厘米。努比亚人（黑人）的雇佣兵。

（注：本页后三张图均来自《图说西洋甲胄武器事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戈的用法

从文献资料来看，其用法主要有摏（chōng），《左传•文公十一年》中有 “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的语句，摏用的是戈的上刃；推，《淮南子•人间训》中有“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之语，推用的也应是戈的上刃；钩，《晏子春秋》卷五记载齐国崔杼杀庄公后，令士卒胁迫众人时有“曲刃钩之”之语，钩用的是戈的下刃；斩，《左传•文公二年》有“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的记载，从戈的形制发展看，斩的用法应该出现在长胡戈出现之后；击，《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的记载，从这条记载看，击应该是自上而下加斜拉的打击，这样戈的锋和刃均能发挥作用。从文献记载戈的几种使用方法来看，击的杀伤效果最好。《左传》记载的“击”应包括啄和拉两个动作，两个动作中以自上而下的啄为主，从戈横置于柲的安装方式来看，啄击应是它的主要用法，从戈以啄击为主的用法看，戈的出现有可能是斧、钺之类兵器的发展，斧、钺的劈斩也是自上而下，但作用距离短，灵活性不够，戈的出现弥补了斧钺类兵器的不足，而且又增加了新的用法，这可能是青铜戈横空出世的原因。

参考文献

[1][2] 马新：《殷商存疑形态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P48。

[3]朱光华、潘付生、魏继印：《试论郑州人民公园期商代遗存与盘庚复亳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P35。

注：本文中所用人民公园期遗存的基本资料均来自河南考古研究所编的《郑州商城》（中）。

关于漩涡纹戈，有一个难解之谜，郑州商城自盘庚迁殷之后直至东周期间再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遗存，那么这名手执漩涡纹戈、生活在商城边上的士兵守卫的是什么呢？守卫空荡荡的商代前期王城？似乎不像，如果废弃的王城需要守卫，为什么当初离开时不设立据点守卫？那这名手执漩涡纹戈的士兵到底在守卫什么呢？不得而知！

三千多年过去，漩涡纹戈不再如当年一般明亮锋利，不再如当年一般充满杀气，厚厚的绿锈遮盖了它的锋芒，恰如绵绵不尽的时间掩埋了曾经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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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霆，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夏商周考古方向硕士，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藏品管理部副主任。致力于夏商周考古、姓氏以及博物馆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有《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格斗兵器在先秦时期的运用》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