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乳钉纹铜方鼎

文物名片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青铜礼器，商代早期文物，通高83厘米、口径51.5×51.2厘米，重52.9千克，1996年河南省郑州市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出土。

深度品鉴

1996年2月，郑州市中实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郑州市南顺城街南段西侧的民族食街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铜窖藏坑，经过考古工作人员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组12件青铜器，内有方鼎4件，4件方鼎形制相同、纹饰相近，大小依次递减。该饕餮乳钉纹铜方鼎就是其中之一。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口部近正方形，方唇，平折沿为内斜，沿面较窄，两环耳装于沿面上，双耳外壁做凹槽状，鼎腹呈方斗形，下腹部略向内收，腹底近平，四角有四个上粗下细的圆柱形空足，鼎足中空，断面为正圆形，与器底内壁相连，近足底部稍细，后又变粗。腹内壁十分平整，鼎底中间有“十”字形加强筋，与四边的加强筋构成“田”字形，使得鼎底与腹壁的联接更为牢固。鼎底的外面四边框中段各增铸一段长15厘米，宽1.5厘米的加强筋，从鼎底延伸到内壁腹底四边框。在鼎耳下面也有用垫片做成的加强筋，使口沿与器耳和腹壁之间的结合更为牢固。在口沿的四角、内壁、底部及足腹结合部均留有比较明显的范缝痕迹。鼎腹表面饰有成组的饕餮纹，组成八个饕餮面。每个腹面还有三组带状乳钉纹，两侧近四角的乳钉纹，竖向排列，横列三排圆形乳钉纹，近底部为四行横列乳钉纹。鼎足上部表面装饰饕餮纹。

图一饕餮乳钉纹铜方鼎纹饰拓片

图二饕餮乳钉纹铜方鼎底的“十”字形加强筋

图三饕餮乳钉纹铜方鼎鼎足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的底部和腹壁表面附有一层烟炱^[1]，说明这件器物应具有实用作用，可能作为炊煮器使用。该器造型厚重，体量巨大，颇具王者之气。商代早期大体量的青铜器发现很少，这可能与商代早期王陵级别的墓葬尚未发现有关。饕餮乳钉纹铜方鼎出土于郑州商城旁的一个铜器窖藏坑中，与之伴出的器物也多为珍贵的青铜器，这增深了对于商代早期青铜器的认识，为认识王室重器提供了一些线索，对探索青铜器铸造工艺，乃至商王朝的礼制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文化解读

青铜方鼎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在商代晚期及西周早期时开始流行，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鼎成，四足而方……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关于九鼎，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精妙的论述[2]，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区分为“天”和“地”，而沟通天地的重要媒介便是巫、觋。对此《楚辞》、《国语》及《山海经》等很多文献中都有反映。根据古代文献，我们知道巫、觋沟通天地所凭借的媒介包括神山、神木以及动物等。《左传》中记载楚庄王观兵于周疆，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其中有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段话表明古人铸鼎是为了达到沟通天地的目的。张光直先生认为青铜器可能在早期的政治构建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联系到前文提到的《墨子•耕柱篇》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方鼎这种特殊的器物在商周王朝中的重要地位。

青铜方鼎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整个商周时期，方鼎在青铜器中所占的比例极低。方鼎与通常所见的鼎最大的差别在于其“方”。《易•坤六二》：“直、方、大。”注：“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可以说方鼎是我国古代一种朴素自然观的反映。

很多学者认为方形青铜器往往出土于等级很高的墓葬中，如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方形器，不仅有方鼎还有方斝等器物。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地位极高。从考古资料中来看方鼎所有者的身份对于研究商周礼制有着重要意义。考古资料表明，出土铜方鼎的墓多为墓室面积较大的中型墓或中小型墓，少数为大墓。这些墓葬共有的特点是都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有的也有青铜兵器、乐器和车马器。墓葬中出土铜礼器的多少与品质的高低直接与出土方鼎的大小和形制有关。具体来讲，杨宝成先生将方鼎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方鼎通高在50厘米以上，中型方鼎通高在20-50厘米，小型方鼎通高不足20厘米。

大型方鼎的出土地点包括郑州商城的三个铜器窖藏坑、殷墟、江西新干大墓。可以认为这类器物的所有者具有王或方国之君的级别。中型方鼎的出土点包括贺家村、白草坡、屯溪等。出土两件中型方鼎的墓多为方国国君，个别为王室重臣。而出土一件中型方鼎的墓，墓主多为王室重臣，部分为方国国君。小型方鼎出土于郭家庄、灵石旌介、茹家庄、鲁台山等地。除少数出四件或三件方鼎者墓主为方国国君或其夫人之外，其他一般出土一件或两件方鼎者墓主多为中小贵族。由此可见，方鼎的大小和数量直接反映了墓主身份的高低。

关于方鼎的用途多数学者认为是祭祀所用，但对其具体用途却依然存在分歧，例如陈梦家、唐兰先生认为方鼎为炊煮之器。笔者认为方鼎作为祭祀用器与其作为炊煮之器并不冲突，祭祀器同样可以具有实用作用。从考古发现来看，有的方鼎底部留有烟炱痕迹，显然为烧烤所致。还有一些方鼎没有发现烟炱的痕迹但是在方鼎内发现了动物的骨骸。所以方鼎可能兼有不同的用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方鼎的铸造技术是学术界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苏荣誉、华觉明等先生曾做过详尽的分析^[3]。简单的来讲，方鼎铸造的基本程序与其它青铜器差异不大。范铸工艺是中国古代铜器铸造的主流技术，所以制作陶范是首要工作。首先要选取泥料，之后对泥料进行过筛、漂洗、羼和、练制和陈腐一系列的处理。用处理好的泥料进行模型塑制。在塑制好的模型上翻制陶范，完成陶范的制作后进行组合。最后进行熔铜浇铸。

比较研究

商周时期的方鼎虽然出土数量仅百余件，但仍存在不同的类型，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现选取部分方鼎来做对比，对商代的方鼎做综合观察，以阐明方鼎的发展与演变。

1974年，河南省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兽面纹方鼎（图四），商代早期，高100厘米，口沿长62.5厘米、宽60.8厘米。该鼎直口，折沿，方唇，口部近似正方形。斗形方腹，平底，四空柱足。腹饰兽面纹和乳钉纹。兽面纹共八组。乳钉纹饰于每壁两侧和下部。足上部饰兽面纹，下部饰弦纹。该鼎是商代早期铜器最大的一件。

图四河南省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兽面纹方鼎

1974年，河南省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兽面纹方鼎（图五），商代早期，高87厘米，口沿长67厘米，宽61厘米。该器口部近方形，口沿加厚，有台阶状唇边。两耳略向外张，耳外侧有凹槽。斗方形腹，平底，四足为圆柱形空足。腹饰兽面纹和乳钉纹，兽面纹共八组。足上饰兽面纹，下饰弦纹，足底呈圆鼓状。

图五河南省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兽面纹方鼎

1982年，河南省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兽面纹方鼎（图六），商代早期，高81厘米，口长55厘米，宽53厘米。该器直口，方唇，折沿，圆拱形双立耳。斗方形腹，平底，四个圆柱形空足。上腹饰带状兽面纹，鼎腹四边和下腹的周围饰带状乳钉纹，底部有烟炱痕迹，该地同出另一方鼎，形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

图六河南省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兽面纹方鼎

1990年，山西省平陆前庄出土的兽面纹方鼎（图七），商代早期，高82厘米，口沿边长50厘米。该器立耳，平唇，直腹壁，平底，空柱形足。鼎体成正方形，耳外侧有凹槽。腹部饰有兽面纹和乳钉纹。兽面纹共八组，腹壁四面上部各一组，四个转角各一组。乳钉纹位于每壁的两侧和下部。足中部饰兽面纹，上下各有两周弦纹。

图七山西省平陆前庄出土的兽面纹方鼎

河南省安阳市出土的司母辛方鼎（图八），商代晚期，通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足高31厘米。该器口为长方形，短沿方唇，两耳立于短边口沿上，腹壁较直，下部略内收，平底，圆柱形透底空心足，足孔深28厘米。器体四角各有一条扉棱，四足上端外侧也有扉棱，与四角的扉棱呈一条直线。口下四面及转角各有一兽面纹，以扉棱做鼻梁，兽口向下，眉目清晰，体较长，尾上翘，尾尖下卷，短足内屈，有爪。以雷纹为地纹。腹部左、右、下分别别饰以排列规整的三排乳钉纹。四足上端均饰兽面纹，兽口向下，目字形眼，口下长边一面内壁中部有铭文三字：司母辛。

图八司母辛方鼎

1935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北地1004号大墓出土的牛方鼎（图九），商代晚期，通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宽45.6厘米。该器为长方形，深腹平底，口上两侧一对立耳，四圆柱形空足。器体四角及四壁中央有扉棱。口下饰一周龙纹，四壁中央为牛角兽面纹，两侧有立鸟，四足饰兽面纹和三角纹，双耳外侧饰兽面纹。器内底有一牛形铸铭。

图九河南省安阳市武官北地1004号大墓出土的牛方鼎

据传1939年河南省安阳武官北地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学术界认为应改名为“后母戊鼎”），商代晚期，通高133厘米，口长116厘米，宽79厘米，器重875千克，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器中最重的。该器器体呈长方形，深腹平底，口上有一对立耳，其一为后配。四中空柱足，四角有扉棱。鼎耳外侧有双虎食人首纹，四壁周边饰兽面纹，中央素地无纹。四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纹。腹内壁有铭文三字。

图十司母戊方鼎

以上所列的前四件方鼎与饕餮乳钉纹铜方鼎在年代、形制、花纹各方面均较近似，年代均为商代早期。从器形来看，最大的特点是器体均为正方形，耳外有凹槽。纹饰以单线条的兽面纹和乳钉纹为主体，纹饰装饰的位置也基本相同。后三件方鼎均为河南省安阳市出土，年代均为商代晚期。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方鼎的形制、纹饰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方鼎从正方形变为长方形，耳不再有凹槽而是变为实心，这与铸造技术的改变有关。新出现了扉棱装饰，纹饰也相比之前更为丰富。尽管商代早期的方鼎与商代晚期的方鼎存在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以饕餮乳钉纹铜方鼎为代表的早商方鼎可以说开方鼎之先河。早商之后，各种形式的方鼎逐渐发展起来。杨宝成先生曾统计历年所出的一百余件铜方鼎，将整个商周时期的方鼎分为方体柱足、方体扁足和椭方体柱足三类，简称为A、B、C三型，并分出六期^[4]。一期年代属二里岗上层，也就是早商时期；二期年代为殷墟一期或更早，即晚商早期；三期年代为殷墟后期，即晚商后期；四期年代为西周早期，下限不晚于康王之时；五期年代为西周中期；六期年代为西周晚期。

图十一青铜方鼎分期图

饕餮乳钉纹方鼎属于A型方鼎，是最早的一期。关于该型方鼎的演变趋势，从图中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腹部从方形深腹斜壁到长方形中腹斜壁再变为长方形浅腹直壁。鼎耳从侈耳变为立耳再变为附耳。足的变化也较明显，从锥足到矮柱足再到高柱足最终变为蹄足。从花纹来看，A型方鼎在早商时期花纹相对简单，主要为兽面纹、乳钉纹、云雷纹，多为单线条纹饰，无扉棱。到了殷墟时期纹饰变的复杂精致，方鼎腹部多饰兽面纹、夔纹、鸟纹等动物纹饰，并以云雷纹、目纹、三角纹、乳钉纹等几何纹饰作为辅衬的三层花装饰，扉棱也开始出现。西周早期时纹饰基本继承晚商时期的作风，但新出现了上腹饰带状纹，下腹素面的作法，扉棱也变为下部条状、上部有二个大的齿状突出的“F”形。西周中期后，腹部多饰弦纹、大乳钉纹以及素面，扉棱趋于消失。总的来看，A型方鼎的纹饰发展与青铜器纹饰整体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从图中可以看到青铜方鼎从西周中期开始衰落，这可能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有关。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在周穆王时期曾发生过礼制改革。《国语•周语上》也记载穆王时曾“修其训典”。这种改革在青铜器上的表现就是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从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的组合转变为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的组合。周人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青铜礼制。作为源于商文化礼制传统的青铜方鼎在该时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也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趣味猜想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出土于郑州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同出的还有一批重器，请问这个铜器窖藏坑是做什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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