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四皓画像砖 - 河南博物院

南山四皓画像砖

文物名片

南山四皓画像砖，陶器，南朝。纵38.00厘米，横19.00厘米，厚6.00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鉴

1957年邓州兴修水利时发现一南朝壁画墓，1958年由河南省考古工作队发掘，因出土的墓砖侧面有墨书文字“家在吴郡”等语，故鉴定为南朝刘宋墓。墓室内甬道、墓室一砖一图镶砌的34种模印画像砖，填涂红、黄、绿、蓝、棕、紫、黑7彩，色泽如新。南山四皓画像砖便出土于这座画像砖墓之中。

南山四皓画像砖呈长方体，正面模印一幅人物画像。画面描绘四人皆长发垂于肩背，宽袍广袖，两两相向而坐，从右至左一人抚琴、一人吹笙，一人展卷、一人溪边濯足，神态怡然自得。画面中四人身后香草环绕，远处峰峦叠翠，林木葱笼，空中凤鸟盘旋，画面闲适恬淡，画像左侧书有“南山四皓”四字。

南山四皓，又称商山四皓，是我国秦末汉初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位著名隐士。“四皓”事迹的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南山四皓”以其遁士脱俗的隐逸风度，以及适时出山辅佐贤君的事迹为后人所推崇。成为贤德高隐的象征，成为后世重复表达的一个题材,南山四皓的文化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拓展。本文所述南山四皓画像出土于邓县南朝画像砖墓，其中竹林七贤、王子乔升仙、南山四皓等形象集中出现在隐逸升仙题材中。南山四皓画像砖造型严谨脱俗、线条生动流畅，意趣盎然，渗透着自然之美。不同于汉代的德高贤达、匡扶天下的南山四皓的形象，邓县画像砖墓的四皓形象表现出的是一种卓然不群、飘逸不羁的精神气质。邓县画像砖墓位处南北朝政治地域的交界地带，墓中商山四皓的题材便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隐逸风尚的渗透与体现。

文化解读

隐逸，《说文解字》释“隐”：蔽也。释“逸”：失也，善逃，又引申为避世。《论语 · 尧曰》有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晋葛洪《抱朴子忠贤》载：“世有隐逸之民，而无独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无忧，君不可以无臣而政治。”由此可见，“隐逸”即包含有隐居、避世之意。明代陈谟在《镜湖书隐记》释“隐逸”为：“古之君子穷而处于下，以求其志，谓之隐，达而用于时，以行其学，谓之显。及其泽施于民物，功铭于旂，常辞荣去宠以养其贞，全其天，则谓之归隐焉。”

中国历史上对隐士盛誉有加，并见于诸多正史文献的记载。《晋书》的《隐逸传》载：“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

隐逸行为的主体是士人。西周时期的士阶层原属于贵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士阶层逐渐解体。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士阶层一直保有学习知识、技能的传统，因此在学术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仕与隐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中心内容。^[1]

隐逸之风自先秦滥觞，东汉时期形成，至魏晋时期发展到顶峰，从隐士的数量、阶层、隐逸的动因与形式都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独特的表达。二十四史中记录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正史有《三国志》《晋书》等11部，其中，为隐士立传的就有7部，见于记载的隐士有102名。从记载来看，隐士普遍有着较高的学识修养，明确记载其兼通儒、释、道三家的就有59人，占总人数的57.8%。其余或精儒、或通佛、或研道，或赋辞章、或习音律、书画等等，虽精一艺，但明显又受诸艺之影响，许多隐士在某一领域卓有建树，著书立说与聚徒讲学，并以高尚的德行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名望。如著名文学家陶渊明、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学者皇甫谧等。^[2]

隐逸的形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综合来讲主要有避乱待时之隐、避世之隐、仙道之隐、恬淡之隐、庄氏之隐、朝隐等隐逸方式，由此而兴起的尚隐之风、美隐之风，隐逸的行逐渐被视为高尚的行为，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状态。

汉魏至六朝时期，隐逸的精神内涵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以四皓为代表的隐逸是“待时而隐”，是被动之隐，邦无道而隐，邦有道而出。以嵇康为代表的隐逸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之隐，他们用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抗，表达不向淫威低头的态度。并期翼能在一方净土里，追求精神与思想的自由，实现人格的独立与完善。以董京为代表的隐逸摒弃了人间喜怒，向往绝对自由与逍遥。以陶渊明而代表的隐逸是归真之隐，恬淡、自适，真正做到了顺应自然、超然物外、返璞归真，并从隐逸的行为中找到生命的真意。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隐逸，是平衡于仙道与世俗之间的心隐等等。从隐逸思想和行为的发展来看，隐逸的原因不再局限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抗，而开始逐渐向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转变，发展成为崇尚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追求心灵的超然物外。六朝时期的隐逸与生命意识紧密相连，注重向人的本性回归。正史记载魏晋南北朝终身不仕的隐士达51人。^[3]

南朝刘宋的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分析隐逸的原因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综合以往研究，导致魏晋时期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古代士人对“道”的信念与坚守。中国文化自古便有阴阳五行，强调阴阳互补。《易 · 坤》：“天地闭，贤人隐”。自此，贤与隐便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论语》有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己发展了这种精神凭籍，即所谓道’。”^[4]建功立业、匡济天下一直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向往的政治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则成为天下士人处事的方法与行为准则。对“道” 的坚守，成为士人“仕”与“隐”的动因，并使士人的行为呈现出两面性。

2. 政治腐败，时局动荡。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兵祸战乱前后绵延三百余年。许多士人因此选择隐逸避祸，政治斗争的加剧，使一些名士更是成为政治拉拢的对象。被卷入到政治与权力的角逐的士人们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曾有过“一夜之间名士减半”的说法。据陆侃如《中古文学史系年》统计，从汉末至南朝的约三百年里，在政治斗争中被杀的著名文人有:蔡邕、祢衡、孔融、杨修、何晏、嵇康、锺会、韦昭、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刘琨、郭璞、卢谌、谢灵运、鲍照、谢朓等等。^[5]残酷的政治环境，以及士人对道的执着，以及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对命运的无力与恐惧，促使士人们选择隐逸的方式以“养其贞，全其天”。

3. 门阀政治的兴起。曹魏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成为世族大家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门阀政治下，世族士人享受着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力，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又无后顾之忧。这也是东晋士族尚隐之风兴起的重要原因。^[6]同时，门阀政治也将一部分普通士人隔绝在政治之外，这也是普通士人隐逸的原因。

4. 老庄学说的流行，玄学的产生。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儒学影响式微，老庄思想风靡，老庄之学强调从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寻求解脱，从根本上对社会的正统观念进行解构。魏晋时期，基于老庄之学发展而来的玄学理论逐渐成熟，着力摆脱汉代儒学的束缚，强调因循事物与人的本性，即“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都为士人隐而不仕提供了心理的支撑和精神寄托。

此外，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的广泛传播，加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生存模式，为隐逸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这都促进了隐逸之风的兴盛。

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隐逸之风，是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哲学发展的沉淀与折射，士人是中国主流价值系统的执行者与体现者，以士人为主体的隐逸文化，对后代士人的人格范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独特表达。

比较研究

历史上，南山四皓（商山四皓）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避乱而隐，维正统正道出仕，功成复隐。在中国文化史上，“南山四皓”是历代文人诗词、绘画作品中反复表现的主题之一。四皓作为一个典故为后人传颂。四皓在历代的政治家、文人墨客的演绎之中，文化内涵日益丰富。

汉代，四皓之隐是待时而隐，适时而出匡扶太子，其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曹魏时期的曹植写有《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

目前所见有关“四皓”的绘画作品，最早的一幅是1931年出土于今朝鲜境内的东汉乐浪郡故地的彩箧漆绘。漆绘若干历史人物和孝子故事，共有九十四人之多。其中一侧有“南山四浩”榜题（图1）^[7]，从画面来看，此时的“南山四皓”束发戴冠，须眉皆黑，与“南山四浩”并排的还有一人，榜题“孝惠帝”。据此可知，该画面所描绘的应是南山四皓佐助汉惠帝稳固嗣位的故事。^[8]　　

图1 朝鲜境内出土的东汉乐浪郡故地的彩箧漆绘

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因此四皓的形象多与辅政惠帝的主题相联，四皓形象庄重、严谨，其行为举止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完美仕途的范式。^[9]此后，四皓辅政的内容便延续下来，在不同的时期，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诠释和演绎。

南昌火车站一座东晋墓曾出土有一只彩绘漆盘（图2、图3）。孙机先生在对该漆盘的画像内容进行研究后，认为图中所绘四位老者即是南山四皓，因此主张把该画像定名为“惠太子延四皓图”^[10]。表明在该时期的绘画作者心目中，“四皓”故事与惠帝密切相关。此时的“四皓”仍然被视作参与重大政治活动的历史人物。但彩绘的图案中人物形象、色彩同汉代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不同与汉代的正襟危坐，图像中其中一老者作抚琴状，四位老人线条流畅，形象自然、舒适，怡然自得。漆盘色彩活泼明快，还饰有动物、祥云、香炉等图案，可以看出是受魏晋时期仙隐思想的影响。

图2 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曾出土彩绘漆盘

图3 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曾出土彩绘漆盘线描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受隐逸风尚及道家升仙思想的影响，“四皓”辅政的主题逐渐开始淡化，作为高士代表的四皓逐渐成为独立主题，并被作为独立的隐士形象被突显和推崇，隐逸成为四皓题材的表现重点。晋代皇甫谧作《高士传》记载：“四皓者… …秦始皇时，见秦暴政，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 …乃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祖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已。” 这一时期四皓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改汉代庄重、严谨，束发戴冠的形象，而是长发披肩、宽衣博带，率真自然的形象（图4）。这与同一时期荣启期竹林七贤画像风格如出一辙（图5）。同时，与本文所述画像砖同时被出土的还有老莱子、王子乔与浮丘公等飞仙题材的内容（图6）。东晋葛洪《抱朴子》的《内篇·黄白》中还有“甪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的说法，四皓已然被视为仙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求仙社会风尚由些可见一斑。

图4 邓县学庄村南朝画像砖墓南山四皓线描图

图5 西善桥竹林七贤及荣启期拼镶砖画线描图（局部）

图6 邓县南朝墓吹笙凤鸣画像砖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人对四皓非常重视，特别是唐中期政局动荡，不少文人选择隐逸避世，加之安史之乱后，商洛四皓庙重建之后（见柳识《新修四皓庙记》），专为四皓所写的赞、铭、赋、论等作品屡见不鲜，如白居易的《答四皓庙》等等，以四皓为典进行吟咏的诗歌作品更是数量众多。

与以往不同的是，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四皓的材料进行了补充，并从历史的角度开始审视四皓。颜师古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时谈到：

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宇，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

苏顾《夷齐四皓优劣论》是现存最早的唐代散文中关于四皓的专论，苏文强调四皓“忠主道”，“直之德衰，则岩穴全生，刘之德盛，则衣冠就列。夏黄公之徒知时也。”梁肃《四皓赞》认为四皓不和刘邦合作的原因是“德宜辅王而偶生霸世”，“生非其时”，但四公“知几”。

宋代，四皓形象在诗文中、绘画作品中广泛出现，王禹偁撰《四皓庙碑》一文，云“《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四皓形象和内涵被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将四皓由“贤人”推至“圣人”之位。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赞誉四皓高洁品行、道德的基础上，也对前代关于四皓的记述提出质疑。司马光、宋濂、朱熹、王阳明等文坛巨子都就四皓叙事、姓氏、籍贯、去处等内容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有云：“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 …… ”且言司马迁“ 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

宋濂赞成颜师古对四皓姓氏、籍贯的质疑：“予方疑其诞妄不经，及读颜师古汉书注，果谓四人者匿迹远害，氏族无得而详，皆后世皇甫谧圈之徒及诸地里书说所傅会，可见古人读书精审，固有以及之者矣。”^[11]

宋人对四皓的质疑应与宋代理学兴起，宋人在认识论上本着格物致知的精神，讲求穷理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此外，唐宋以来的崇老敬老的风尚也和四皓题材相结合，拓展了四皓文化的内涵，宋代李公麟《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图7）就是宋代耆老会社会风尚的体现。绘画中，四皓被描绘成为典型的宋代文人的形象，同时也是年高贤德的代表。

图7 北宋李公麟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局部）

明清时期，四皓形象逐渐发展成为仙寿的代表，四皓被作为神仙也供奉，诗文、绘画作品中也往往着意刻划四皓银须皓首、怡然山水的仙寿形象。（图8、图9）

图8 明张路商山四皓图

图9 清黄慎商山四皓图

综上所述，从四皓题材的流变可以看出，四皓题材内容的演绎主要呈现出几个向度：1. 四皓是稳固惠帝嗣位政治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刘邦、张良、刘盈是故事的主线，四皓是辅助的形象，是贤德逸民的典范；2. 四皓从辅政题材中独立出来，成为淡泊自然的隐士形象，率真自然；3. 四皓成为道教信仰系统中的仙人形象；4. 四皓成为福寿文化的象征。

自秦汉以来，四皓文化历经后代的反复演绎，从汉代早期士人心目中的儒家人格典范，到魏晋时期的率真自然、仙风道骨，再到唐代的品德高洁，宋代的年寿德贤，及至明清的仙人寿老的形象，四皓题材被不断的歌颂、审视、质疑与研究，四皓的文化内涵被一步步丰富和拓展。正如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四皓在不同时期的形象都深刻地体现出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与文化取向，也真实、完整地展现出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层累的过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