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面纹铜钺，铜器，商代后期，通长17厘米、钺身宽15厘米、厚1.2厘米。1954年郑州市人民公园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1954年3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郑州市人民公园进行发掘，在中部人工青年湖一带发掘出一处埋葬密集和排列有序的商代墓葬群。兽面纹铜钺就出土于该墓葬群中编号为C7M15的墓葬中，该墓葬属商代人民公园一期，为殉葬墓。^[1]

兽面纹铜钺（图一），钺身薄而宽，器身中部内缩，两角外侈，弧形刃。平肩，肩后有较窄短的长方形内，左右肩各有一长方形穿。钺身中部铸有一组兽面纹，双角卷曲外耸，圆目突起。镂空的大嘴上部有5个小型三角形尖齿，下部有两枚交错的兽牙，甚为狞厉，额部饰有夔纹。

图一 钺各部分名称示意图

从纹饰上看，器身上的兽面纹遵循了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对称的基本原则。器身上的这组兽面纹，双角粗大弯曲，除有一个小缺口外，几乎弯成一个圆角长方形，与圆睁的双目形成浮雕式的突起（图二）。兽面的眼角、眉、鼻、额部夔纹用阴线勾勒出线条，精致细腻。兽面纹下部的半圆形吻部,内有凹形纹的牙齿，纹饰凸起，形成镂空的浮雕，制作精美（图三）。兽首似作吞咽状朝向器物刃部被刺者，显示出一种狞厉恫吓的威慑气势。

图二 兽面纹铜钺器身上突出的角和眼

图三 兽面纹铜钺器身上阴线刻绘的眼角、眉、鼻

2006年11月，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M5商代墓葬出土了一件兽面纹铜钺（图四）。 该钺平肩，长方形内，钺身长于肩宽，弧形刃两端上翘。钺身上部饰一组兽面纹，圆眼突起，两角粗大弯曲，半圆形吻部凹形纹的牙齿突起呈浮雕状。内后部饰兽面纹一组。通长17厘米，刃宽11.5厘米，重340克。^[2]

图四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M5商代墓葬出土的铜钺

郑州人民公园一期C7M15墓葬中出土的这件青铜钺与河南安阳殷墟后期前段墓葬同类钺相比，器型、纹饰比较相似。结合墓葬内出土主要陶器鬲、豆、簋，与安阳殷墟后期墓葬同类陶器相比，认为该墓葬当属于商代后期前段。这件青铜钺器型完整，经过科学发掘，出土地点明确，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分期断代提供了实物依据，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钺是我国古代兵器的一种，外形像斧，但比斧大，弧刃可劈砍。钺字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写作，在商金文中写作，是这种兵器的象形。作为“劈兵”，钺由首部弧刃、长柄构成。在古文献记载中，《 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钺”，郑玄释钺为“大斧”。许慎《 说文》中亦云：“ 钺，大斧也。”《太公六韬》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钺，是钺大于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疏中则更加明确地言明“ 钺大而斧小”。

钺最早源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斧，到了晚期逐渐演变为石钺和玉钺。最初的石钺，器形比较厚重，刃部使用痕迹明显，并且崩裂的豁口很大，证明它曾被作为生产工具使用。很快石钺的刃部变薄，弧度变大，且刃部少有使用痕迹或有使用痕迹的崩裂豁口较小。钺的生产工具功能消退，作为武器和礼器使用。^［3］

随着人类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钺的材质逐渐由石料转变为金属。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钺（图五），为长方斧形，刃角外侈，整器残长13.5厘米，宽6.1厘米，刃宽7.6厘米，厚0.5厘米。钺身近肩部饰带状网纹一周，花纹凸起。其下有一圆孔。这是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铜钺。

图五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钺

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石钺和玉钺在墓葬中的比例明显减少，尤其龙山时期的钺一般都出自大型墓葬中，钺的使用范围已有所限制。^［4］到夏商周时期，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青铜钺的数量相当有限。从考古发掘的商代兵器来看，近战的兵器以戈、矛为多，远射之兵器以镞为主。戈、矛有大量的出土，数以千计，而铜钺的出土量，则为数极少。有的大墓出土戈、矛成批，而出钺者一般只有一、两件。殷墟西北岗发掘的1004号大墓有成批的青铜盔和成捆的戈、矛出土，而未见铜钺。在商代墓葬中，凡墓葬出土小型钺者，大多数兼有戈、矛之类兵器，有的兼有少量青铜礼器。凡随葬30厘米以上大型钺者，墓室规模宏大，大多数都随葬有青铜礼器和兵器，随葬品比较丰富，且有殉葬人。如湖北盘龙城李家咀M2墓葬。部分墓葬大型钺、小型钺成套出土。山东苏埠屯M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大型铜钺通长都在30厘米以上，同时还出土数量与大型钺对应的小型钺，墓葬面积及随葬礼器、兵器配置组合均合乎墓主人显赫地位。

商代以后，铜钺逐渐摆脱实用武器的功用，与王权紧密相联。《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引《字林》曰：“钺，王斧也。”直接说明了这一问题。据《史记•殷本纪》载：“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 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继。”《诗•商颂•长发 》云：“武王载旗，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可见商汤、周武王都曾亲自执钺征伐，并建立了王朝。

作为王权的象征，钺除了与王者如影随形，在战争中同样具有军事权力象征意义。《尚书•牧誓 》记载，周武王伐殷，至商郊牧野作誓，“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旄以麾”。对此，《司马法》一书中说：“夏执玄钺，殷执白钺，周左杖黄钺，右秉自旄，所以示不进者，审察斩杀之钺也。”按照书中的解释，在战争中对违抗军令者，即以钺斩之。商纣王兵败自焚于鹿台后，周武王率军攻破殷都朝歌，“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由此可知，钺不仅仅可以作为征伐的权杖和军事统帅的威仪象征，同时也是执行最高律令的刑具法器。

钺还有另一种军事权力的独特表现，就是将它赐给诸侯王，命其主征伐之事。《史记•殷本纪》中载，当时还是诸侯的周文王出面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也，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在西周时期，我们从现存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中可以看到：“赐用弓彤矢其夫,赐用钺,用征蛮方。”的记载。汉代的《淮南子•兵略训》中对授与诸侯、将军的军事权力所包含的内容有具体的解释：“君子授命予将军时，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由此看来，君王授钺于军事统帅，是授予他治军制上的权力。

除此之外，钺还具备仪仗的功能。《史记•周本纪》：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同样，在商周时期，作为一种礼器，铜钺不仅代表王权、军权以及刑罚、礼仪之功用，其使用的数量、质地、尺寸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王权政治下的等级制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君王、较高身份地位的诸侯对钺的使用情况。安阳殷墟妇好墓（M5）出土的青铜大钺，纹饰华丽，通长39.5厘米，刃宽达37.3厘米，重达9千克，墓葬中繁多华丽的青铜礼器、兵器彰显了妇好作为商王武丁妻子的不凡地位，以及军事统率的威仪。

作为刑具，受刑者能否获得钺刑也受到身份地位的限制。《尚书•牧誓 》中记载的周武王诛杀商纣以及其嬖妾情形来看，商周时期钺刑往往涉及身份地位高的统治阶级，且身份地位的不同，用钺的尺寸大小也随之关联。《史记 •周本纪 》：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与毕公地位非常接近，而所用钺仍有大小之分，说明钺的大小与使用者身份密切相关。

青铜钺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商代铜钺在造型上繁缛狞厉，尤其是大型钺，硕大的尺寸、镂雕的兽面，展现出一种恐怖恫吓的威仪。至西周时期，铜钺开始趋于小型化，数量大幅减少，造型对商代的多有继承。春秋战国时，铜钺的使用重点已移至南方。汉代，随着铁兵器的兴起，铜钺逐步被铁钺取代了。^［5］

铜钺作为商周时期的兵器之一，考古发现的数量不多，迄今为止发掘数量仅几十件，数量远远少于矛、戈、镞等青铜兵器，与文献上对钺的突出记载形成反差。铜钺的出土地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有河南、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甘肃等十个省市。^［6］现遴选其中数件商代青铜钺加以对比。

1974年2月，河南省灵宝县东桥出土一件铜钺（图六），弧形刃，直内，内部有一圆形穿，钺身与内之间有阑及上下齿。钺身上部饰阴线刻绘雷纹。通长19.4厘米。^［7］

图六 河南省灵宝县东桥出土的雷纹铜钺

1974年9月，在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李家咀M2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钺（图七），弧形刃，直内狭长，肩下有两个长方形穿。钺身近似梯形，两角略外侈，中部有一大圆孔，周围饰以夔龙纹和蝉纹。通长41厘米、刃宽26厘米。^［8］

图七 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李家咀出土的铜钺

1956年秋到1966年春，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村M1奴隶殉葬墓出土了2件青铜钺。其中一件铜钺（图八）体形大而较长，直内，双长方形穿，两面透雕作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两侧有扉棱，两面各有两个铭文，为氏族族徽。右为正写，左为反书。通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肩宽23.3厘米。^［9］

图八 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村出土的人面形铜钺

1991年春，河北省定州市西北郊北庄子村北M61墓地出土的兽面纹铜钺（图九），平肩，弧形刃略残，两肩一宽一窄，上面各有一长方形小穿。内呈长方形，稍偏于钺身一边，近身处有一圆穿。钺身上部两面和柄顶端两面分别铸有兽面纹一组。通长20.2厘米，刃宽13.6厘米，圆穿直径1.2厘米，内长7厘米。^［10］

图九 河北省定州市西北郊北庄子村出土的兽面纹铜钺

1986年3月至6月，西安市东郊老牛坡商代遗址内出土的铜钺（图十），弧形刃,刃角外侈，平肩，长方形内上有一圆穿。肩下有对称的长方形穿。钺身两面靠肩处饰兽面纹，其下有蝉形蕉叶状纹三个，内饰兽面纹。通长23厘米、刃宽17.2厘米、肩宽2厘米，内长7.6厘米、宽7厘米。^［11］

图十 西安市东郊老牛坡商代遗址出土的铜钺

2000年12月，河南省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出土7件铜钺。其中一件铜钺（图十一）刃部略残，钺身呈长斧形，长方形内，略偏于一侧，内下部有一圆穿，肩部两端各有一长条形穿。内上部两侧饰对称的夔龙；肩下饰一对尾部相向的鸟形纹，鸟喙向外突出，二鸟纹之间饰二蟠龙纹；器身中部饰一向下张开的巨大龙口，口中饰一夔龙纹，龙口两侧各饰一夔龙纹,在夔龙纹中间还各饰一小龙纹。内上端中间有铭文“亚长”二字。通长40.5厘米、刃宽29.8厘米，重5.95千克。^［12］

图十一 河南省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出土的铜钺

1976年春，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村妇好墓（5号墓）出土4件青铜钺，大型钺2件，小型钺2件。其中一件虎食人头大型钺(图十二) ，身略呈斧形，弧刃，平肩，长方形内，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穿，肩下两侧有小槽6对。钺身两面靠肩处均饰虎扑人头纹饰，人头居于两虎口之间，虎作侧面形，大口对准人头，做吞食状。以雷纹为地。钺身一面中部有妇好铭文。通长39.5厘米，刃宽约37.3厘米，肩宽28.9厘米，重9千克。^［13］

图十二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村妇好墓出土的虎食人头铜钺

200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出土有阑直内羊首铜钺1件（图十三），钺身瘦长，直内狭长，内上有一方形穿，饰菱形雷纹组成的兽面纹。阑部正中铸一突起直角羊首。钺身“风”字形，饰云雷纹和简化兽面纹，兽面仅有目、角。刃部弧形，上侧刃长，下侧刃短，周围有一圈宽1.5厘米的凸起带。钺两面的造型、纹饰完全相同。通长21.5厘米、刃宽12.8厘米、内长7.2厘米。^［14］

图十三 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出土的羊首铜钺

1989年11月，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出土铜钺6件，大型钺2件，小型钺4件。其中一件大型钺（图十四）钺身较宽，刃部微弧形，刃宽大于肩宽。内呈长方形，中部有一长方形穿。平肩下有两个长方形穿。钺身中部偏上有一长方形镂孔，上分别有七和六个三角形利齿，环饰燕尾纹带。肩下及两侧边缘饰带状目雷纹 。通长35.2厘米、刃宽34.8厘米 、内高3.5厘米。^［15］

图十四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出土的铜钺

通过对商代不同地区出土铜钺对比，可知它们在形制、大小、纹饰多方个面不尽相同，这种复杂性与其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分布地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来说，商代早期铜钺的器身远长于肩宽，钺身正中有圆孔，只有一穿，纹饰相对简单。到了殷墟中后期，钺身中部的圆孔消失，钺身和内上的穿（孔）由一穿变为两穿或三穿。器身上开始出现精美狞厉的纹饰，纹饰变得较为丰富，不仅有少量写实的动物纹饰，如鸟纹、蝉纹，也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幻想动物纹饰，如兽面纹、夔纹等，同时还有几何形图案的出现，如云雷纹、涡纹、乳丁纹等。同时，钺身上开始出现了平雕和浮雕两种技法结合的纹饰，其多以幻想的动物纹为主，写实的动物纹为衬，甚至还有几何纹等做地纹，在铜钺相对较薄的器身上形成了“三层花”纹饰，突出了器物繁缛威严、狞厉恐怖的风格。这也充分证明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我国的纹饰艺术和青铜冶铸的技术和工艺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市内偏东部（图十五）。1950年秋，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员韩维周在郑州市二里岗和南关外一带调查，最早发现郑州商城遗址。1952年秋，为了配合二里岗一带市区内基本建设，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商城遗址逐步进行了试掘和发掘。1954年春，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全面开展，考古学家安金槐带领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在二里岗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60多年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郑州商城遗址是以商代前期二里岗期遗址为主，并包含一些略早于商代二里岗期的洛达庙遗址二、三期（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和郑州商代南关外遗址，以及稍晚于商代二里岗期约相当于商代后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另外，还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早于商代前期约相当于夏代早期的豫西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和夏代晚期的洛达庙一期遗址。^［16］

1955年，在郑州商城遗址中部发现规模巨大的郑州商代二里岗期夯土城垣遗址。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达25平方千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最高约5米左右。城周共有缺口11个，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墙底宽 20 米左右，顶宽 5 米多，其高度复原后约 10 米。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每段长3.8米左右，夯层较薄，夯窝密集，相当坚固。^［17］

图十五 商城遗址及周边地区2008年现状图

城垣遗址内分布有宫殿区和居民区，城垣外分布着铸铜遗址、制骨制陶作坊、窖藏坑和墓葬。宫殿区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先后发现20多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面积大的有2000多平方米，小的有100多平方米，总面积近40万平方米。城内中心还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水井遗址和小型房址。

铸铜遗址有城南的南关外、城北的紫荆山两处。都发现有小型房基、窖穴、水井、壕沟等，并出土了不少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坩埚碎块、陶范碎块、铜渣、木炭屑以及铜器、砺石等遗物。

制陶作坊遗址在城西1300米处的铭功路西。在已揭露的1400平方米内，发现陶窑14座以及小型房基、工作台面、窖穴、水井、壕沟等遗迹。出土物中包含有大量陶片、烧坏变形的废品及制陶用的陶拍、陶杵、陶印模等。印模上刻有兽面纹、夔纹、方格纹等不同的装饰纹样。制骨作坊址在紫荆山北， 出土了很多锯割过的骨料、 废料，锥、簪、匕、镞等半成品和成品， 以及粗、细砺石等。

墓葬区分布在城东北、城东南、城南和城西等处。白家庄、铭功路、杨庄、人民公园、南关外等地,发现了100余座中、小型墓穴，随葬有鬲、盆、豆、爵等陶器。

商城西城墙外侧张寨南街杜岭土岗、东城墙南端向阳食品厂以及西城墙南段外南顺成街各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坑，共出土铜器 16 种，青铜礼器有大型方鼎、圆鼎和鬲、觚、牛首尊、羊首罍、提梁卣、盂、盘等。这些出土器物，丰富了商代前期青铜礼器的种类，为殷墟后期同类青铜礼器袭承关系提供了实物依据。杜岭出土的杜岭方鼎一号高100厘米，重86.4千克，腹壁、四足饰有带状的兽面纹和乳钉纹，造型浑厚，气势磅礴，成为郑州市的象征。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数以万计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青铜器、玉器硬陶器、原始瓷器、象牙器、金器与卜骨、卜甲等遗物，还有三片刻字骨。由此证明，郑州商城遗址是一处具有重要价值的商代大型遗址，属于我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1963年3月4日，国务院将“郑州商城遗址”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

参考文献

［1］［16］［18］均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J］.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0（第一版）.

［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五号商代墓葬［J］. 考古，2008（8）.

［3］傅宪国.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J］.考古，1985（9）.

［4］钱耀鹏. 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5］杨玲. 简论中国斧钺的发展［J］.文博，2003（2）.

［6］陈 旭,杨新平. 商周青铜钺［J］.中原文物，1984（4）.

［7］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县文化馆. 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J］. 考古，1979（1）.

［8］湖北省博物馆. 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J］.文物，1976（2）.

［9］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J］. 文物，1972（8）.

［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 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1992（第S1期）.

［11］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J］. 文物，1988（6）.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J］. 考古，2004（1）.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J］.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2第一版.

［1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第一版）.

［15］郭妍利.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布格局简论［J］.考古与文物，2009（3）.

［17］刘 英，赵荣钦，张清雷，陈涛，孟庆香，焦士兴. 郑州商城遗址的保护重建与旅游开发［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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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滢，女，四川美术学院影视艺术系动画专业学士，中级职称，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社会教育服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