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墓志（徐美人墓志），石刻，西晋元康九年（299年），高90厘米，宽51厘米，1953年河南省洛阳老城北五股路小学院内徐义墓出土^[1]，现藏河南博物院。 

志石由青灰色石灰岩雕造。圭首方趺，正背两面刻字。（图一）隶书，正面23行，行33字，背面16行，行23字。志文首行题“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志文详细记述了墓主人徐义的生平事迹，诸如姓名、籍贯、家境、婚姻、入宫、进封女官及病卒丧葬情况。涉及西晋宫廷斗争及贵族、皇室的私人生活。

图一 徐义墓志（阴面）

志文首先记载了徐义的的籍贯与婚姻情况，她出身贫寒，孤苦伶仃，不知娘家姓氏，徐姓乃从夫家，“美人”是她的封号，也是撰者对她的尊称。据志载：“美人讳义，城阳东武城人也。昔以乡里荒乱，父母兄弟终亡，遂流离迸窜司川河内之土。娉处（士）大原人徐氏为妇。”徐义婚后持家育子有方，贤淑模范，堪比文母、伯姬，志赞曰：“美人姿德，迈纵文母（周文王之妃）；立身清洁，逮矣伯姬（伯姬，春秋时期鲁宣公之女，嫁于宋恭公），温雅闭闲，容容如也。居家里治，模范过于仁夫。不下堂而睹四方。怃育群子，勋导孔明，教化猛于严父，恩覆诞于春阳。”为人处事更是“机神聪鉴，闻于远近，接恤施惠，称于四邻。”关于徐义入宫及担任乳母之事，文中说：“晋故侍中行大子大保大宰鲁武公贾公，平阳人也。公家门姓族，鲜于子孙。夫人宜城君郭，每产辄不全育。” 徐义“有精诚笃爽之志，规立福祚，不顾尊贵之门。以甘露三年岁在戊寅，永保乳晋皇后（贾南风）及故骠骑将军南阳韩公夫人（贾午）。”徐义乳侍贾充的二女，“情若慈母，恩爱深重”，“不出闺阁，戏处庭堂。声不外闻，颜不外彰。”文中也记载了贾充之长女贾南风从东宫太子妃至皇后的历程：“皇后天姿挺茂，英德休康。年十三，世祖武皇帝（司马炎）以贾公翼赞万机，辅弼皇家。泰始六年岁在庚寅正月，遣宗正卿泗浍子陈惶娉为东宫皇太子妃。妃以妙年，讬在妾庶之尊。”徐义亦随贾南风入侍东宫，“官给衣裳，服冕御者。见会处上待礼，若宾有所。论道非美人不说，寝食非美（人）匪卧匪食，游观非美人匪涉不行，技乐嘉音非美人匪睹不看。润洽之至，若父如亲。”可见徐义在皇室中地位非同一般。正因如此，徐义逐级授封，先封为“中才人”，后转为“良人”，最后因在宫廷政变中立了大功于元康元年拜为“美人”并获御赐^[2]，志载：“大康三年五月廿四日，武皇帝发诏，拜为中才人”，“大熙元年四月廿二日，武皇帝薨。皇帝陛下践祚（太子司马衷登基）。美人侍西官（宫），转为良人。永平元年三月九日，故逆臣大（太）傅杨骏（杨太后之父）委以内授举兵，图危社稷。杨大（太）后（杨芷）呼贾皇后在侧，视望携候，阴为不轨。于时宫人实怀汤火，惧不免豺狼之口，倾覆之祸，在于斯须。美人设作虚辞。皇后得弃离。元恶骏伏罪诛。圣上嘉感功勋。元康元年拜为美人。赏绢千匹，赐御者廿人。”可谓“奉秩豊重，赠赐隆溢。”徐义每进封一级，皆惠及子孙，志中记载：“元康五年二月， 皇帝陛下中诏，以美人息烈（其子名烈）为太子千人督。”

徐义晚年，因病不能侍奉，回家调养，仍享皇恩。志载：“美人以元康七年岁在丁巳七月寝疾，出还家宅，自疗治。”皇帝陛下、皇后，“使黄门旦夕问讯，遣殿中太医、奉车都尉关中侯程据、刘琁等，就家瞻视。供给御药、饮食众属，皇后所啖珍奇异物，美人悉蒙之。”由于年迈“疾病弥年，增笃不损。”以元康八年丧殒。卒年78岁。徐义卒后殡葬及朝廷赏赐礼遇甚隆，志载：“皇后追念号啕，不自堪胜。赐秘器衣服，使宫人女监宋端临亲终殡。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供备丧事。皇帝陛下遣使者郎中赵旋奉三性（牲）祠。皇后遣兼私府丞谒者黄门中郎将成公苞奉少牢祠于家（冢）堂墓次。” 徐义于元康九年安葬，“祖载安措，永即窈窴”。

志文后四言韵文对徐义唱吟称诵，也是对徐义宫廷生涯的总结，铭曰：“穆穆美人，迈德娥英。齐纵姜姒，登于紫庭。涉历阙闼，二宫是经。侍侧皇家，扶奖顺声。启悟谶微，国政修明。宪制严威，美人惟听。遐迩慕赖，宣歌驰名。当享无穷，永寿青青。昊天不吊，奄弃厥龄。神爽飞散，长幽窴窴。悠悠痛哉，千秋岂生。号啕割剥，崩碎五情。谨赞斯颂，终始素铭。”^[3]

志文全篇语言简洁，文采奕奕，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西晋一位家境贫困，吃苦耐劳，为生活所迫，为权贵所逼，入宫服侍，左右逢源，灵活机智，由奴隶上升为宫廷女官并享受妃嫔待遇的乡下奶妈的奋斗历程。志中所记鲁武公贾公为西晋重臣贾充，据《晋书• 贾充传》记载西晋重臣贾充，官至司空、侍中、尚书令，其后妻为城阳太守郭配女郭槐（见相关链接），生女二人，长女贾南风，丑而短黑；少女贾午，光丽艳逸。贾南风入宫为晋惠帝皇后，史书上记她：“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4]后不得善终，45岁死于政变，受世人诟病。贾午则与其父的掾吏韩寿联姻，成就一段佳话（见相关链接）。徐义虽生育“群子”，却被逼舍家入宫为贾充二女充当乳母，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腐化堕落，穷奢极欲的生活。徐义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的生活环境逼迫她养成察颜观色，灵活机智，随机应变的性格特征，也使她无意之中不自觉地卷入宫廷政治旋涡，从而影响了历史。从个人来说，徐义因功进封为“美人”，其子烈亦享其福荫。晚年及死后礼遇正如志中所说“抽擢荣覆，积累过分，实受大晋魏魏（巍巍）之恩”，从受人役使的奴隶到获取宫廷女职，最终尽享天年，以78岁高寿谢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晋下层阶层在宫闱中的人情世故与特殊鲜见的人生历程。此志中有关徐义三次晋级封号及死后安葬可佐以研究东晋后宫等级制度和丧葬礼仪，志中所记历史人物与事件涉及西晋“八王之乱”的史实，可与《晋书》互为参校，证史补史。

志文隶书，佳丽遒美，规范整饰，且保存完整，是当时流行的书法风格。（图二）西晋的书法是在汉魏书法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格变化多姿，篆、隶、正、行、草诸体皆备。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于汉魏洛阳和洛阳以东约15公里的偃师的碑志，铭文的间架结构及用笔方法切近，风格相同，它们都是隶书，严谨庄重，气象雍容，已汉隶醇茂之意，方折顿挫更为加强。如横画起笔的“蚕头”变成了方整的“折刀头”，撇笔收笔也出方棱角。左右对称的两竖不再垂直而是分张外拓；右钩不再是又长又重的弯钩而是短小平挑接近楷法。总之圭角呈露，装饰意味浓厚，是写刻结合的效果。如果把不同碑志中的同一个字一一对比，其特点便一目了然。这些作品并非一人手书，使用的地点也不相同，时间则延续了四十年左右，反映了当时洛阳、偃师一带流行地方性书体。西晋《三临辟雍碑》立碑较早，书写严谨，是这种书体的代表作。（图三）这种具有典型的地方性特征的书法风格，被专家称作“西晋洛阳体”。^[5]

图二  西晋徐义墓志局部

图三 西晋《三临辟雍碑》局部

徐义墓志墓石制作精良，从撰书、书丹到刻工都由官方造作，在中国女性地位低下的封建社会，立碑者为一个乳母歌功颂德，实属难得。此志是封建社会体现女性价值和地位的实物见证。

我们常见的墓志形制是四四方方，有志石有志盖，称为一盒。这是墓志定型后的标准通用的随葬品样式。徐美人墓志的小碑形制说明碑的起源早于墓志，先有碑，后有志，两者在文化上有渊源关系。河南发掘东汉墓葬数以千计，但出土墓志寥寥无几，作为一种新生的随葬品，墓志在东汉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在秦汉时期的官吏平民墓葬中，有很多皆可起到标志墓主身份作用的物品，如死者身上佩带的官私印章、西汉覆盖在棺柩上的铭旌、随葬的木质简文、刻在石棺柩上的柩铭及汉画像石上、黄肠石上的题刻等等，这些没有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的带文字的各种质地的器物皆可标识墓主的身份，是为墓志的滥觞。

魏晋时期是墓志开始定型的过渡时期，在经历了东汉碑碣云起的时代之后，碑志的发展在魏晋时代经历了一个暂时的低落期。魏武帝和晋武帝时有了严禁立碑的法令，据《宋书 礼志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于是，东汉以来盛行一时的墓碑从地面消失，现存曹魏与西晋碑刻廖若晨星，屈指可数。现在所见魏晋碑刻多是官方巨制，如存世著名的记载皇帝出游记事的西晋《三临辟雍颂碑》。虽有禁碑法令，但人们仍旧要刻碑纪念故人，但又不敢违背禁令，于是出现了仿照碑形竖立在墓室中的小型碑状墓志，一般高度在一米以下，宽度在半米之内，直立圹中（图四），与后世墓志平放不同，形制与汉碑相同，只是比汉碑小得多。仿照碑式的小型墓志的遗风至南北朝时还可见到，如辽宁发掘的北魏刘贤墓志，此志小碑形，螭首龟座，碑额则刻写“刘贤墓志”四字^[6]，是体现墓碑和墓志在文化上承接关系的典型实物。魏晋时期由于禁碑而流行的埋幽之志给墓志的大量兴起和普遍使用以极大的推动作用，既是墓志发展史上的转化期，也标志着另一种形态的埋葬习俗开始形成。

图四  西晋裴祇墓志在墓中的复原图（摄于洛阳古墓博物馆）

晋代的丧葬形式因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变化规律，并自成体系，被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称为“晋制”^[7]，从墓葬中碑刻以墓志独特的形式出现可见一斑。中国古代的墓葬形制从“周制”、“汉制”至“晋制”的递变，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研究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不仅要从墓葬形制、埋葬制度方面着手，分析随葬品墓志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自清代以来，魏晋墓志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如 1919年洛阳出土了幽州刺史石尠墓志与其子石定墓志。1930年出土了徐君夫人管洛碑。建国后，随着两晋时期的墓葬的发掘，相继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晋代墓志，如成晃、裴祗、荀岳、郭槐、徐义、左棻、士孙松及张朗等西晋墓志^[8]，晋代墓志小巧精致，形制多样，内容大多比较简略，但有的已具备了墓志铭的行文格式。这些形制各异的小碑形墓志，有螭首、圆首和圭首长方形和长方形墓志，反映了墓志滥觞时期的形制特征。

一、圭首长方形墓志

徐美人墓志形制为圭首长方形墓志。最早的圭形墓志为山东高密市出土的东汉熹平年间孙仲隐墓志，高88、宽34厘米。类似于这种形制的墓志，还见于洛阳出土的晋元康元年贾充妻郭槐柩记（图五），晋元康三年（293年）洛阳出土的荀岳墓志（图六）和洛阳出土的晋太康八年王君残墓志，后者圭首中还留有汉碑中的穿孔，更加印证了碑与志的渊源关系。晋志中最小的圭形墓志为泰始四年镇南将军张永昌墓志，长仅28厘米，宽13厘米。

图五 西晋郭槐柩铭

图六 西晋荀岳墓志阳面

二、螭首长方形墓志

晋志中和碑的形状最为接近的是螭首长方形墓志，如西晋永平元年的徐君妻管洛墓碑（图七），晋元康元年的成晃墓志，永康元年的张朗墓志（图八）等，这些墓志形制恰如碑刻的浓缩，小巧而精美。西晋永平元年（291年）管洛墓碑，碑高59、宽25厘米，1930年洛阳北门外后坑村出土，现藏西安碑林，此碑乃婿为妻之父母立碑。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成晃碑，（图九）碑高69.3、宽28.8厘米，1925年洛阳县（今孟津县）刘家坡村出土，现藏千唐志斋。由成晃碑文可知，碑由其大女婿所立，此举与管洛碑相同。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张朗碑。碑高53、宽27厘米，1916年洛阳城东北二十里后营村西北出土，为志主之子所制。志文简述其父生平事迹及与其母合葬事，是现存最早的夫妻合葬墓志。此碑1919年流落到日本，1924年日本大地震，馆毁碑裂。^[9]

图七  西晋管洛墓碑

图八  西晋张朗碑

图九  西晋成晃碑

三、长方形的墓志

晋志中长方形的墓志较多。河南洛阳出土的西晋永嘉二年石尠（图十）、石定两志（图十一），西晋永宁二年士孙松墓志、西晋元康三年的裴祇墓志皆为竖长方形。西晋还出土有一些小型长方形墓志，如晋太康八年的徐文墓碣，永康元年偃师出土的左棻墓志，其中左棻志1929年出土于偃师，高仅27厘米，宽14厘米，志主左棻为晋武帝的贵嫔，著名文学家左思之妹，有文才，在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比较特殊的晋志是北京1965年地下铁道施工时八宝山出土的西晋永嘉元年的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志，长131、宽57厘米，文字凡1630字，隶书，是北京地区文字最多的晋代墓志铭，也是我国出土晋志中较大者^[10]。

图十 西晋 石定墓志

图十一  西晋 石尠墓志

这种仿照碑式志墓的遗风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初期。在北魏孝文帝迁洛前鲜卑人墓志为小碑形式，迁洛后邙山墓志则改为志文志盖相合体，但仍有碑形墓志出现，如北魏太和23年（499年）韩显宗（圭首长方形）和北魏正始四年（507年）奚智墓志（圆首长方形）等皆为小型碑状墓志。在迁洛后的古平城地区也有晋制遗风。如1984年在大同市小南庄（古平城东南）发掘出土了北魏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墓志，高74厘米，宽42厘米，形制为圆首碑形，下有碑座，是延用了晋制的实物，^[11]但此碑书刻则采用了迁洛后志中通用的魏碑体，可谓“旧瓶新酒”。

西晋墓志形制各异，是碑刻转入地下向墓志发展的重要过程。徐义墓志是西晋墓志的代表之作，对研究西晋墓葬制度及中国古代埋葬制度由“汉制”向“晋制”的过渡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非常珍贵难得。

志文记录了徐义因哺育和帮助贾皇后有功，先封号“中才人”，后转为“良人”，最后拜为“美人”，说明在东晋“美人”封号比“中才人”和“良人”级别高。“良人”在这里是宫廷女官的封号，你知道“良人”在古代还有别的意思吗？这个词和“郎”与“娘”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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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纤张敞画，荷妖韩寿香”

——“韩寿偷香”的故事

徐美人墓志中提到了她乳养的贾充和郭槐的小女儿贾午及其婿韩寿。关于二人的相识结合历史上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

据《世说新语•惑溺》记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悦）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矫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徐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12]韩寿为贾充掾吏，贾午见寿而悦之，潜修音好，呼寿夕入，后充察觉，遂以午妻寿。后世以“韩寿偷香”谓女子爱悦男子，或比喻男女暗中通情。南朝梁诗人刘孝威《奉和逐凉诗》曰：“月纤张敞画，荷妖韩寿香。” ^[13]李清照《多丽》词曰：“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 “韩寿偷香”的故事不仅成为诗人笔下素材，在小说和戏剧中均有反映。

韩寿，《晋书》无传，其事附《晋书•贾充传》，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解放前洛阳出土有西晋元康（291—299年）《韩寿神道柱》，柱体残高113，直径33厘米，现藏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石柱为石质圆柱形，上端有一圆榫，顶、座已佚，仅存柱身中间一段。柱身刻垂直的瓜棱纹，一侧有表铭，其上下各雕一绳辫形围带。表铭上刻隶书4行，行5 字。中间两行题“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两旁两行泐损，据残存笔划和史载韩寿生前官爵及卒后追赠，铭文全文为“晋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4行20字。（图十二、十三）。国内现存神道柱以南朝诸帝陵遗存最多，此石柱残存部分与南朝石柱相同，可证明南朝石柱直接承袭西晋遗风。^[14]书体承汉魏风格，笔划俊逸，波磔浑敛，并有缪篆笔意，为西晋隶书中的杰作。

图十二  西晋韩寿墓表及拓本

图十三  西晋韩寿墓表摹本复原图

西晋墓志出土不多，巧合的是贾充之妻、韩寿之岳母郭槐的墓志也在洛阳发现。西晋元康六年（296年）《郭槐柩铭》于1930年在洛阳出土，石高76、宽31厘米，（见图五）。志石圭首方趺，隶书12行，行15字。首行题：“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据志载：郭槐，字媛韶，太原阳曲人。父城阳大守，讳配，字仲南，二十有一，嫔于武公（贾充）。武公既薨，亲秉国政。春秋六十，元康六年，薨于第寝。附葬于皇夫之兆。西晋《徐美人墓志》中称：“夫人宜城君郭，每产辄不育。”当指郭槐，美人所乳为郭槐的二女贾南风和贾午。据史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认为卫瓘的女儿长的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十分美貌，生性贤惠，家族又多生男儿，是太子妃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郭槐以重金收买杨皇后，杨皇后力排卫女，立贾充长相丑陋、工于权术的大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为西晋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郭槐之夫武公，其事见《晋书•贾充传》，武公为贾充之谥。

西晋《徐义墓志》、《韩寿墓表》、《郭槐柩铭》在河南洛阳的相继出土印证了史书中的记载，三人在墓志铭中互有提及，三人故事婵联。遥想当年境况，令人趣味横生，神思飞扬。

注释：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57（1）．

[2] 《晋书》对于后宫妇官，略而未叙。《汉书 外戚传》，叙后妃名号十有四位，良人视四百石，美人视二千石，才人则为倢伃以下之总称。据南朝宋沈约《宋书 后妃传》序云：“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 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英、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位视千石以下。”徐义的官阶由中才人升为良人，再进号为美人，与《宋书》所述相合。徐义封号应是后宫女官类型，与妃嫔有本质区别。也说明当时后妃体制在性质上有妃嫔与女官二种类型。

[3] 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J]．河南文博通讯，1980（1）．

[4]《晋书》卷三一《后妃惠贾皇后传》．

[5] 施安昌著.善本碑帖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2-2，第1版．

[6]曹汛．北魏刘贤墓志[J]．考古，1984（7）．

[7]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9] 此碑1919年归日本太仓集古馆。1924年日本大地震，馆毁碑裂。见王状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沛国相张朗碑并阴．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16．

[10]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里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告[J]．文物，1983（10）．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文物出版社，2003-12-1．

[11]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J].文物.1989(8).

[12]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6：385．

[13]诗中人物张敞，见《汉书•张敞传》，因给妻子画眉而有“张敞画眉”的典故。

[14]黄明兰．西晋散骑常侍韩寿墓表跋[J]．文物，1982（1）．

谭淑琴，女，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古代石刻如汉画像石、碑刻墓志和古代佛教造像艺术三方面的研究。曾主编国家级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碑刻墓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