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父乙”铜觯，青铜酒器，商代晚期文物，器物通高17.5厘米，重0.9千克，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解放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曾发生盗墓活动，铜觯、觥、玉象等文物被盗走。1966年，在盗墓者儿子家的煤堆中搜出“守父乙”铜觯等文物，随后安阳市博物馆派工作人员取回该觯收为馆藏，后转至河南博物院收藏。

“守父乙”铜觯分盖、身两部分。器盖面隆起，椭圆冠状，上有菌状钮。钮上有四个涡状纹图案。盖面为对称的兽面纹图案。

器身椭圆体，侈口，束颈，鼓腹略下垂，圜底，高圈足。主题花纹为兽面纹图案。该图案以一条细细的扉棱为兽的鼻梁，两角外卷，身尾上展，足爪下探。兽首以及身、足部图案呈对称分布。相同的兽面纹饰还出现在器身的侈口下方与腹部，有趣的是扉棱两侧还有两组弯曲的纹饰，中间的仿佛是这只兽的鼻翼，似在呼呼出气，下端上翘的纹饰，又好似兽唇上的胡须，栩栩如生，因为这两处纹饰使铜觯上的几组兽面也显得可爱生动起来。器身内束的颈部上有四条弦纹将之与器身纹饰分隔开来，中间装饰有四条对称的夔龙纹，龙直身，口张开，有足，尾上卷，中间以扉棱隔开。器身圈足上也装饰有四条夔龙纹。

图一  “守父乙”铜觯盖与身

铜觯盖内及器内底部有相同的铭文“守父乙”三字。商代“守”铭铜器见于著录者计有28件，出土地点今可考者十件，其中六件出自安阳。除此“守父乙”铜觯外，安阳侯家庄西北冈M1001出土四件带有“守”、“亚守”、“守戈”铭文的铜器；武官村北地M1出土一件守乙爵。1976年河北藁城县前西关出土守鼎、守爵、心守壶各一件。1927年军阀党玉琨在陕西宝鸡县戴家湾(今属宝鸡市金台区陈仓乡)私掘古墓时出土1件“守父辛”觯。综合以上文物可知该类铭文主要有“守”、“守辛”、“守乙”、“守父己”、“婦守”、“子守”、“亚守”、“亚木守”、“守戈”、“守雩”等。“守”族器主要集中于殷墟王陵墓区内，可见该族的地位较高的。另外铭文中有“婦守”，表明该族可能与商王室有姻亲关系^[1]。

图二  “守父乙”铜觯盖内铭文

图三  “守父乙”铜觯器内底部铭文

“守父乙”铜觯为范模浇铸制作而成。根据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苗圃北地发掘的大量铸铜遗物中的陶范和陶模可大致看出觯身的用范块数，即用两块外范、一块腹内范和一块圈足内范，共四块范。浇口设在圈足边沿上，浇铸时口向下^[2]。

图四  铜觯的分范演示图^[3]

“守父乙”铜觯器物造型秀美，比例和谐，纹饰对比鲜明。兽面纹和夔龙纹的装饰特点为研究商代晚期的青铜艺术与人文思想方面提供了参考素材。此外该器物的铭文为器物主人的身份确认提供了参考依据，为研究“守”族的家族地位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饮酒历史源远流长。随着酒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与酒相关的器具也相应地日益发展，因而创造出举世闻名、璀璨绚丽的多类酒器。

图五  饕餮纹爵

图六  角

图七  “父乙”觥

图八  饕餮纹觚

根据文献记载，酒器的容量大小有别。《仪礼•士冠礼》贾疏引《韩诗外传》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各酒器有尊卑之别，以小为贵。《礼记•礼器》：“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仪礼》也记载献酒时根据酒器的不同而别尊卑贵贱^[4]。

在中国的酒文化中，举杯饮酒是古时饮酒的一种礼节。其实，这个礼节最初是由“觯”而起。《礼记•檀弓下》中载：春秋时，晋大夫知悼子(荀盈)卒，平公饮酒击钟，宰夫杜蒉责以大臣丧日，不应举乐，向晋平公举觯讽谏，平公自悟失礼，饮酒示罚，杜蒉洗而扬觯，平公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欲以“杜举”为后世戒。“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杜举”指的正是此觯乃昔日杜蒉所举。从此以后，人们喝过别人敬献的酒之后总要扬起酒杯，这个扬杯动作就叫做“杜举”。通常被敬献的人都要受到很高的礼遇，《礼记•乡饮酒义》中说：“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扬觯，就是举起酒觯。这句话是指举觯酬宾之时，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洁敬之意也。后来随着杯具的变化，也就有了“举觞”、“举杯”的说法，也都是举杯饮酒之意^[5]。

综上所述，虽然觯在东周初期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酒文化的发展脉络中留下了足迹。“尊者举觯”的说法，不仅说明觯在酒器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举觯者的重要地位。另外，在许多典籍中留有“扬觯”的字句，且尊贵的客人必为之盥洗，正是对周人重礼的一种诠释。这些均为后人研究商周时期的文化礼仪，包括作器者和受器者的身份提供了参考。

觯是一种小而圆的酒器，其形制特征是侈口、束颈、深腹、圈足，大多有器盖，器形多为椭圆形或圆形，个别有方形的。青铜觯初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亦甚流行^[6]。从“觯”的字形特征包括功用和造型推测这类酒具可能源于上古兽角制作的水器。

目前出土的青铜觯，都以圆腹，侈口，圈足为特征，西周时期逐渐演化成长身。时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后来基本取代了觚的地位，沿用至东周。不同时期，青铜觯的器型纹饰都在不断的变化，充满了时代性，而它身上的特征对研究殷人与周人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以下选择一些典型器物，从青铜觯的分布地域、纹饰发展进行一些简单的比较。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四瓣花纹铜觯（图九），通高18.2厘米，椭圆形口直径9.7厘米，重0.95千克。该器器口呈椭圆形，有盖，盖上有蘑菇状钮，在球冠状的盖面上，以云雷纹衬地，对称安排着四个四瓣花图案，在腹部也是以云雷纹为地纹，等距排列着四个四瓣花图案^[7]。

图九  四瓣花纹铜觯^[8]

1962年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大司空村墓葬出土的商代晚期“母乙”觯（图十），通高16厘米，口纵7.4厘米，口横8.4 厘米，重0.7千克。该器器口呈圆角长方形，侈口，束颈，直腹矮圈足，有盖，盖隆起，顶上有菌状钮，钮上饰涡纹，盖和腹部各有浮雕饕餮纹一对，颈部和圈足前后有由相对的夔纹组成的饕餮纹各一对。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9]。

图十  “母乙”觯

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早期“庶”觯（图十一），现藏于首都博物馆，高20厘米。有盖，盖顶隆起，正中有半环状钮，器身侈口，束颈，鼓腹，圈足，盖面下部及颈部饰两周弦纹间雷纹，圈足饰兽面纹。此觯在铜觯中可谓形体较大者，盖内与器内底铸有相同铭文“乙丑，庶赐贝于公中，用作宝彝”。意思是贵族“庶”获大贵族“公中”赐予贝币，铸觯为念^[10]。

图十一  “庶”觯

西周成王时期小臣单觯（图十二），高13.8厘米，口纵9.3厘米，口横11.6厘米，底纵8.1厘米，底横10.3厘米，重0.75千克。该器口呈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下垂，圈足外撇，颈部有一道回首鸟和龙相连的纹饰。腹内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铭文记载成王平灭武庚叛乱，是为灭殷纣王後的又一次克商^[11]。1979年，由邱辉女士捐赠，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图十二  小臣单觯

1956年河南省上蔡县田庄出土的西周饕餮纹铜觯（图十三），高14厘米，口纵5.9厘米，口横6.9厘米。该觯口为椭圆形，口外侈，束颈，深鼓腹，圆底，高圈足，颈部与圈足各饰饕餮纹一周，颈部花纹下又加饰弦纹一条^[12]。

图十三  饕餮纹铜觯

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的云雷纹觯（图十四），商晚期，通高14.5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5.6厘米，形体修长，侈口，长束颈，鼓腹，高圈足，颈部饰云雷纹一周，圈足饰凸弦纹两周^[13]。

图十四  云雷纹觯

河南省洛阳市北窖西周墓M410出土的饕餮纹觯（图十五），西周中期，通高12厘米，口纵6.1厘米，口横8.3厘米。形体肥胖，椭圆形侈口，长束颈，腹扁鼓，高圈足，颈、圈足各饰由两两相对的岐身夔纹组成的饕餮纹一周^[14]。

图十五  饕餮纹觯

目前所见最早的两件青铜觯出自于殷墟妇好墓中，这里正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周取代商之后，河南地区青铜觯的流行区域转而以洛阳地区为中心。目前河南区域发现觯的地点有灵宝、临汝、罗山蟒张、三门峡上村岭、鹿邑、鹤壁、洛阳等地。由于政治上的变动以及周公“酒诏”的颁布，这一时期青铜觯的制作不似殷墟时期的那么奢华，转而以朴实形式出现^[15]。

其次，按照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觯的器型划分，大体分为三类：扁圆觯、圆觯、椭方觯。其中粗体扁圆觯器型较矮胖，是觯中出现最早的器型，最早见于妇好墓。自西周早期始，粗体觯有减少的趋势，而细体觯大量流行，一般无盖，装饰也不似殷墟时期繁缛。这与周人重实的文化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觯由贵重的酒器转化为取代觚的基本酒器^[16]。

商代晚期的觯，纹饰繁褥，主题纹饰多以兽面纹、竖棱纹、四瓣目纹、夔龙纹多见，云雷纹多作地纹。后来开始注重颈部和圈足的装饰，纹饰以兽面纹和夔龙纹为主，云雷纹多作为辅助性纹饰，素面器开始出现。西周早期的开始阶段，觯的装饰纹饰开始简化，兽面纹、夔龙纹明显减少，云雷纹、弦纹大量增加，云雷纹作为主题纹饰开始流行，装饰部位多集中于颈部或圈足，腹部装饰的极少，一些器物仅装饰颈部，满花器基本不见，素面器明显增多。最后，觯的器身基本上都为素面，所饰部位只剩下颈部及圈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觯器身花纹繁缛，兽面纹、夔龙纹等殷商时代的传统纹饰在器身上作为主题纹饰出现。进入西周早期，这类典型纹饰开始减少，云雷纹、弦纹开始大量出现，云雷纹作为主题纹饰开始流行，并且装饰部位多集中在颈部和圈足，腹部装饰极少。

另外，从青铜觯出土情况来看，觯作为酒器，兼有礼器的功能。作为贵族使用的礼器，墓主身份等级越高，觯的出土数量越多，且有标志身份的带盖觯、扁方体觯等的出土。而在小型墓中，青铜觯的使用并不普遍，只有为数不多的墓葬有出土，数量仅有1件^[17]。再有，觯的用途随着年代的变迁而逐渐重要起来。觯自殷代中期始出现迄殷代晚期，其并未成为铜礼器组合中的主要成分，与卣、罍、壶等皆为觚、爵等基本组合的辅助成分，但至西周早期，觯成为重要组合成分，有一爵者往往配以一觯，有二爵者则配以一觚一觯，表明有以觯取代觚的趋势^[18]。

亲爱的朋友，“守父乙”铜觯盖内及器内底部有相同的铭文“守父乙”三字。阅读古史，我们有一个发现：夏商时代的很多铭文一般比较简单，而且往往与“十干”相联系。如夏之大庚（太康）、孔甲，商之武丁、祖甲，包括守父乙的“乙”字。请您开动脑筋想想夏商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起名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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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觯与觚的关系

青铜觚出现较早，在觯流行之前，常与爵配对，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在青铜觯出现之初，两者基本上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但由于两者功能相同，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影响。觯发展的中期，开始向细高方向发展，形态也开始与觚接近。到后期，一些觯的高度达到了20厘米，进入了觚的器高范围。同时，束颈位置下移至器身中部的特点，也与觚类似。但仔细分析，两者从器形上还是可以区分开的。一是觚一般较觯高，觯只有在中后期个别器物才开始接近20厘米；二是觚的基本形态为束颈、喇叭形口、腰两壁成弧形一直延续至底，有的腰部微鼓，形成一圈圆箍，但向两端弧形的趋势并未改变。觯也束颈，中后期的觯开始束颈位置下移至器身中部，但器身下部有鼓腹。器身两壁先弧形向下，然后弧形内收，在圈足之上形成一圆腹，有腹无腹是区别觯与觚的重要标志；三是觯圈足部分与器腹相分，呈相反方向外撇，然后形成圈足。而觚圈足则与器身连成一体，成同一弧度；四是从流行时间上讲，商末周初，觚的基本功能退化，加上周人禁酒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觚已较少出现，基本上为觯所取代。因此，这一时间段出现的器形，应首先考虑是觯。

用以上四点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较容易的将觯与觚区分开。总体而言，觚与觯虽有一个并行发展的阶段，部分觯也受到觚的影响，向细高方向发展，但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商末周初，觯基本取代了觚的地位，成为酒器基本组合的核心成员^[19]。

注释：

[1]王蕴智.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古文字（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

[3]殷墟发掘报告：第40页，图三十一.

[4][6]曹建敦.先秦礼制探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5]刘莹.新编时尚生活新知大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7]杜金鹏，焦天龙，杨哲峰.中国古代酒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 文物出版社，1985.

[9]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8）.

[10]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 11.北京出版社，2000.

[11]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2]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青铜文明 中原瑰宝：河南夏商周出土文物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13][14]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洛阳出土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2006.

[15]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

[16][17][19]曹斌.商周青铜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博士学位论文

[18]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宋华，女，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专业，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河南文物网执行主编，致力于博物馆学及藏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