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釉彩斑双系罐，瓷器，唐代，口径9.3厘米、底径9.8厘米、高16.5厘米，1987年10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郭超岸墓西北侧墓地出土。现藏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1987年10月，在河南省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郭超岸墓西北约15米处发现一座墓葬，出土1件花釉罐，即本文介绍的黑釉彩斑双系罐。

该罐圆唇，卷沿近平，矮颈，溜肩，圆腹，腹下部斜收，饼形足稍外撇，足底有削棱，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双泥条系，线条流畅，饱满圆润。灰黄色胎，胎质较粗。罐内外施棕黑色釉，局部呈棕黄色，釉面光亮，施釉不及足。肩部饰四块白釉斑块，斑块延至双系和口沿内。白釉流动自然，白中见蓝，挥洒自如，淋漓酣畅，耐人寻味。底釉深浅极富变化，深处浑厚如漆，浅处黑中泛黄，在白斑的衬托下，明快亮丽、富丽堂皇，充满浪漫气息，为唐代花釉瓷器中的精品。

花釉瓷器是指在黑釉、黄釉、黄褐釉、天蓝釉或茶叶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块（点）的一种瓷器，一般在深色釉饰以浅色彩斑，深浅相间，对比强烈，格外醒目，是唐代北方窑口的一种创新瓷器品种。器形主要有壶、罐、瓶、腰鼓、盘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黑釉斑点纹腰鼓是其典型代表。花釉瓷器是唐朝初期创烧，鼎盛于唐朝中期，唐末逐渐减少。花釉瓷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窑变釉瓷，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文献方面记载的唐代花瓷，最早见于唐代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李隆基与宰相宋璟在开元四至八年（716-720年）间讨论鼓事时说：“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中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汗震第二鼓也。且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南卓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及大中四年（850年）撰成此书，据书中内容可推知当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其后宋元等文献也不乏对鲁山花瓷的评价，如元代吴莱《明皇羯鼓歌》曰：“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躁。”

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可知它的产地在河南鲁山。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于1950年起先后多次到河南鲁山地区的古窑址进行田野调查，最终于鲁山段店窑采集到花釉壶、罐、瓶类的标本，同时还采集了5片花釉腰鼓的标本，特征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花釉瓷腰鼓（图1）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唐代南卓《羯鼓录》中关于“鲁山花瓷”的记载。

图1 唐鲁山段店窑花釉腰鼓

花釉瓷器这种通过釉色的差异来达到装饰效果的技法可以向上追溯到两晋时期的青瓷，之后的北朝出现了白釉点彩装饰。青釉器物在局部采用釉下点褐彩或黑彩，白釉器物用釉下点黑彩或绿彩的方法来装饰，打破了单一釉色装饰器物的面貌。而花釉瓷器则在此基础上，再零星施加一些或蓝色、或白色、或褐色的釉料，通过两种釉色来装饰瓷器。釉色视觉上对比强烈，明亮醒目，自然流动性强，斑纹变化多样，使其充满乐趣和想象力，给人“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的感觉，这或许就是“花瓷”得名的由来。由于花釉瓷器这种装饰方法以及所施彩釉在呈色肌理和彩斑的色调上与后来的钧瓷有诸多相同之处，因而被一些陶瓷学者认为是钧瓷出现的先导，提出了钧窑始于唐的观点，唐花瓷亦被称为“唐钧”。不可否认，花釉瓷为后来钧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花釉瓷器通常采用蘸釉法进行施釉，手持器物底足，将整个器物放入釉缸之中，等器物内外壁都浸到釉后，稍作停顿再拿出，从而导致器物虽通体施釉，但腹部近足及底部露胎。斑釉是在底釉晾干后，根据不同器物的艺术表现手法的需要，用刷、浇、画、点、淋、洒等不同的技法，把斑釉加施在底釉上。如河南博物院藏的唐花釉蒜头壶（图2），或是用画的方法将斑釉施到底釉之上，画得自由随意。

图2 唐花釉蒜头壶

唐代烧制花釉瓷器的窑口，目前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尤以河南为最多，主要有鲁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禹县(今禹州市)下白峪窑和苌庄窑、内乡大窑店窑、山西交城窑、陕西耀州窑等。20世纪 60年代以来，首先在河南郏县黄道窑址发现了唐代花釉标本，70年代以后又先后在河南鲁山、内乡、禹县及山西交城发现四处唐代花瓷窑址，近年又在陕西铜川耀州窑址的唐代地层发掘出土花釉标本。这六处窑址中的花釉瓷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黑色或黑褐色釉，施以月白或灰白色斑点，器物有碗、盘、壶、罐和腰鼓等；另一类为黑色、月白或钧蓝釉，施以天蓝色细条纹彩斑，器物有碗、盘、壶和罐等，不见腰鼓。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下白峪、山西交城和陕西铜川四处都有发现，后者在河南郏县黄道和内乡两处窑址都有出土。与河南出土的花釉瓷器相比，陕西耀州窑出土的花釉瓷器上的斑点缺少流动感，较为呆板、刻意。以花釉腰鼓为例，就其器形特点来看，烧造窑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形体较大，胎较厚，形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腰鼓相同，即河南鲁山段店窑、禹州下白峪窑（图7）；另一种类形体较小，胎薄，即山西交城窑、陕西耀州窑。与前者相比，山西交城窑腰鼓形体较小，斑点有明显的笔痕，胎的颜色相对白些。胎较薄、黑色釉乌亮是交城窑腰鼓与河南、陕西两地腰鼓最明显的区别。有学者根据两类窑址烧造时代的先后顺序，推断山西交城窑、陕西耀州窑的腰鼓生产是受河南鲁山段店窑、禹县下白峪窑之影响。从山西交城窑和陕西耀州窑出土花釉瓷器标本来看，无论在装饰手法和器形品类上都与河南出土的花釉瓷器有一定差距，不是主要品种，技术上并不成熟。总之，各处唐代窑址出土的不同类型花釉瓷器标本，对于唐代花釉瓷器的辨识研究具有极大帮助。

故宫博物院藏唐鲁山窑花釉腰鼓（图1），鼓长58.9厘米，鼓面直径22.2厘米。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七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泼洒出块块蓝白色斑点，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不仅被吸收进唐乐，且又以陶瓷烧制鼓腔，别具特色。此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月白色釉相衬托，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极强，是唐代瓷器的传世精品。

禹县下白峪窑花釉碗（图3），口径21厘米，足径10厘米，高9厘米。圆唇，侈口，曲腹，上腹近竖直，下腹圆曲，饼足，足根处有一深凹槽，足底斜削。浅褐色胎，较细腻。棕褐色釉，匀净，半木光，内底有大块涩心，外施釉至下腹，内外口部有灰白泛蓝的彩斑，较厚，有流动性。

图3 唐禹县下白峪窑花釉碗

禹县下白峪窑花釉盘（图4），口径20.2厘米，足径8.4厘米，高5.4厘米。尖唇，腹斜直稍曲，较浅，直而较高的圈足，挖足较浅，足底斜削。褐色胎，坚致。棕褐色釉，半木光，施釉至足根，内外壁布满蓝黑色泛白的花斑。

图4 唐禹县下白峪窑花釉盘

鲁山窑花釉执壶（图5），高15.6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8.6厘米。壶撇口，短颈，椭圆形腹，平底，肩部一面为流，相对一面为双带形曲柄，另两面各有一系。通体施黑色釉，里满釉，外部施釉不到底。口、肩等部位施灰蓝色斑纹为饰。此壶造型为唐代典型器，其丰硕的壶体显示出大唐盛世的风韵。釉面色调黑白分明，以大块色斑点缀器物，质朴而凝重。　　　　

图5 唐鲁山窑花釉执壶

鲁山窑花釉瓷罐（图6），高21.2厘米，口径7.9厘米，底径9.1厘米。罐撇口，短颈，溜肩，腹略鼓，腹下收敛，近底处深刻弦纹一道并微撇，平底。通体施黑褐色釉，施釉不到底。罐身饰以3个连续的蓝色大斑块。

图6 唐鲁山窑花釉瓷罐

下白峪窑黑褐釉腰鼓（图7），大口径22.6厘米、小口径20.6厘米、腰径9.2厘米、通长60.8厘米。腰鼓的两端并不相同，一端口径较小，平沿，尖唇内凸，口部内敛，鼓腔外鼓，束腰；另一端口径较大，平沿，尖唇内凸，口斜敞稍敛，鼓腔斜直稍曲，接束腰部。器物为两端分制，在腰部相接，相接处有一道凸起的弦纹，两端各有三道凸弦纹。褐色胎，较细腻。黑褐色釉，较匀净，半木光，表面有鼓泡。

图7 唐禹县下白峪窑黑褐釉腰鼓

郏县窑花釉三足盘（图8），高2.9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0.2厘米。盘敞口，盘心坦平，下承以三足。通体内外施釉，黑色釉地上呈现蓝、白交融的花斑。外底中心无釉。

图8 唐郏县窑黑釉蓝斑三足盘

郏县窑花釉双系罐（图9），高17厘米，口径9.7厘米，足径10.3厘米。此罐口部外撇，短颈，圆腹，平底。肩部对称置半环形系。罐身施黑褐釉至近足部，上饰月白色斑块。

图9 唐郏县窑花釉双系罐

花釉瓷器以其斑驳陆离的艺术效果迎合了唐人所追求的粗犷豪放的审美趣味，唐代以后即停止烧造。

郭超岸墓

郭超岸墓是1987年5月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西北侧的砖厂在取土时发现的一座唐墓，出土了2件花釉罐（图10、图11）和1方墓志、1件鎏金铜兜、2件残破金银平脱铜镜及零星银饰件。墓志载墓主郭超岸为“大唐故东都畿汝州节度使先锋兵马使兼押衙充阳翟镇遏兵马使中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合浦郡王”，“以元和三年（808年）正月十三日寝疾，薨逝于河南府阳翟县文信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夫人弘农杨氏……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终，享年五十有七……遂择元和庚寅岁（元和五年，810年）戊戌月庚申日，合袱于阳翟县麦秀里西北原之礼也”，可知郭超岸墓为夫妻合葬墓，合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

黑釉彩斑双系罐（图13），圆唇，卷沿，矮颈，圆肩，鼓腹，腹下部斜收，饼形足稍外撇，足底有削棱。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双泥条系。白胎微泛灰黄色，胎质较粗。罐内外施黑釉，局部呈酱黄色，木光，施釉不及足。口部稍变形，肩部对称饰四块灰白釉斑块，斑块微凸起于釉面。釉面上泛出乳白色斑块，酷似空中摇曳的羽毛，飘逸洒脱。口径9.3厘米、底径9.4厘米、高15.4厘米。现藏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图10 唐郭超岸墓出土黑釉彩斑双系罐

黑釉彩斑双系罐（图14），圆唇，卷沿，矮颈，圆肩，鼓腹，下腹渐收敛，矮饼足，足部微外撇。肩部有双泥条系。通体施黑釉，腹部近足处及足部露胎，局部釉色呈酱黄色，口沿内外、颈部、双系部、腹部的底釉上有形状随意的四个灰白色彩斑装饰。口径10厘米、底径10厘米、高16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

图11 唐郭超岸墓出土黑釉彩斑双系罐

郭超岸墓及其西北侧出土的上述3件黑釉彩斑双系罐，从器形上看，三者基本相似，然而就其演变趋势来说，前者的生产时间可能略早于后者，但相隔时间不长；从施釉方法上看，都是通体施黑釉或棕黑釉，然后在其上施白釉，局部呈酱黄色或棕黄色。这与临近的禹州苌庄窑生产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应是苌庄窑的产品，符合此时期民间制瓷窑场主要向周边地区行销产品的规律。据藏品档案记载，郭超岸墓出土的2件花釉双系罐是粘连在一起的，疤痕尚可吻合，应是窑烧时由于放置太近、流釉粘连所致。同时作为花釉瓷器中较晚的纪年材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花釉瓷器的生产下限和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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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花釉瓷器为什么又被称作“花瓷”呢？唐代花釉腰鼓是做什么用的，又如何使用？执壶为什么又称为注子和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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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朝阳，男，硕士，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副馆长，馆员，致力于文博研究与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