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画像砖，汉代，宽45厘米，高120厘米。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出土的庭院空心画像砖^[1]，宽45厘米，高120厘米，表现的是庭院建筑及内部环境。庭院位于画面的上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曲折的围墙，围墙的左边有高大的双阙，由双阙进入前院。前院内有五名骑手正在骑马射猎，可见前院之宽广。附近布满成片的树木，大树附近有一只大鸟，寓意吉祥。前院之后是后院，也有围墙，前后院落之间有小门相通。小门处站有守卫。后院中右部有散落的树木，左半部分有一座高台建筑，厅堂里对坐两人，仅显示出上半身，画面十分温馨。稍低的建筑大门下，是一个完整压印出的人物，他似乎要走出建筑，又像在倚门观望，显得很生动。庭院最外面即画像砖的下部，在围墙外有一排树木，树木间有尾翼较长的9只大鸟。

此幅画像砖较为形象地描绘出汉代大地主阶级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的豪华宅第和生活方式。这样大篇幅复杂地展现汉代社会生活的画像砖较为少见。该画像砖不仅对研究汉代庭院建筑的造型和结构特征提供直观的图像，而且对研究汉代庭院植物配置和显贵人家的家防措施也很有意义。

汉代的庭院建筑一时风起，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2]，陈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楼临道”^[3]，外戚中官造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4]，献帝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188年—193年）笮融在徐州“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5]。《汉书·元后传》记载：“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宅，起土山渐台，东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6]

《汉书·张禹传》记载曰：“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从以上史料可知，汉代庭院规模之巨。东汉时期庭园较普遍的有三合院、四合院，并且以核心院落为中心周围附有多个院落组合，而且汉代的庭园架构的平面布局较后世更加灵活。

汉代庭院中一般有多层建筑的楼阁，主要由以下原因：

第一，神仙思想的影响。汉代人追求长生不老，期望能与仙人会面；他们认为仙人居于云雾缥缈的高处，有“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所以要建造高耸入云的楼阁，从而与仙境相连接。杨雄《甘泉赋》云：“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由此可知，汉代宫殿多巍峨雄伟，是为了满足贵族渴望升仙的心理。

第二，防御的需要。东汉时期的庄园建筑中，防御性的碉楼较为常见。特别是东汉末年，战事频繁，大地主为了自保，纷纷建立类似坞壁的庄园和高耸的碉楼。

汉人重视死者身后事的处理，墓室的布局和结构可视为墓主人生前环境的写照和缩影。“厚葬的功利性目的和死即是生的观念吻合，因此画像砖在汉代墓葬中的数目愈发增多，并以丰富的表现内容和相对固定的墓室位置，显示出它的功能。”^[7]

汉代规模颇大的私人庭院真个画面布局严谨结构清楚，庭院功能完备，是研究汉代建筑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

成都市郊出土的庭院画像砖^[8]，整体看来画面为一个形如“田“字的四合院俯视图。（图一）这个庭院分左右两个部分，画面的左边前窄后宽，右边部分则前宽后窄。这两个部分又被院墙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画面的左下角是住宅的大门，其后有两个庭院。前院面积较小，其间有两只正在争斗的鸡。后院有面阔三间的单檐式房屋，屋内有两人席地而坐，可能是主人的起居室。院中有两只白鹤在展翅鸣舞。右侧院落为附属建筑，前院进深稍浅，内有厨房、水井、晒衣架等。后院有方形阙形楼一座，四阿式屋顶下装饰着华丽的斗拱，此楼可能是望楼，以供瞭望防卫之用。

该画像砖所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散点透视，整个庭院尽收眼底，使表现的建筑形象趋于完美。

图一 成都市郊庭院

汉代关于楼房建筑的记载很多，《后汉书·黄昌传》记载：“陈相，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9]。《三国志·周群传》载：“于庭中作小楼，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10]可见这种双层以上的楼房建筑，在汉代就已经较为普遍了。

1976年6月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凉台村的前凉台墓庭院画像石^[11]，画面纵46厘米，横187厘米，藏于诸城市博物馆。（图二）画面中共有前院、中院和后院三个院落，周围有回廊环绕。前院中有侍者在迎接两位手持笏板的来宾；中院中有两位仆人在打扫卫生；后院应该有地下水道，有一条小河从后院堂下流出，经中院流向前院，河中有二人持蒿撑船。三进院落的主房为庑殿顶，高大宽敞，从院落中有河流并可划船可知此院落规模之大。

图二 山东诸城前凉台庭院

徐州茅村汉墓出土的东汉庄园楼宇图^[12]，纵56厘米，横270厘米，表现的是一副很大的生活场面。（图三）该画面由五进院落组成，最右边为高大的门阙，刻于门厅屋檐的后面，门厅大门紧闭，两旁站有持戟武士；第二进院落刻画主人躬身迎接客人的场景，主宾被华盖簇拥；第三进院落的房间有楼梯，女眷们在楼上设宴饮酒，欢聚一堂。楼下为仆人，有的在喂马，有的手捧美食准备进馔；第四进院落为两层，楼下为厨房，仆人们有的在案台操作，有的在烹饪，有的在宰杀牛羊，一派忙碌景象。楼上有四人在谈话。第五进院落为三间廊庑，每间内站立一位仆人，躬身作揖。这幅建筑图中人物众多，达20余人；而且最突出的特点是屋宇上饰有凤凰，寓意吉祥，《三辅黄图》中记载：“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说明这些凤凰不仅是脊饰，还有测量风向的做用。

图三 徐州茅村庄园

河北安平禄家庄汉墓出土的画像石^[13]，时代为汉熹平五年（176年）属于东汉晚期，墓主不详。（图四）墓室内壁绘有彩色笔画，画中有一座坞壁建筑，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汉代住宅图像资料。

整体来看，这座建筑是由一个大的四合院和二十几个小院落组成，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主轴线，经过居中的大门以及前院。大门和中门之间有一个“日”字形的四合院，应该是主人居所。全宅以大门到后院落为核心，周围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院落。后排院落中还建立有一座五层高的瞭望楼，楼顶为庑殿式，后上方树有一面测风旗。瞭望楼的中间层均设有方形射孔。总体布局左右大致平衡，有的庭院种植树木，设置亭台，说明院内有可供游玩的园林。

图四 河北安平禄家庄庭院

徐州铜山县洪楼祠堂后壁的庄园建筑图^[14]，时代为东汉中期，两块画像石组成祠堂后壁，纵100厘米，总长426厘米。左边立有子母阙，阙前车如马龙，宾客们纷纷而至；阙后是堂，主人在周围饰有帷幔的堂内宴请宾客，女主人和女宾客在另一堂内活动。（图五）右边是院落里的情景，主宾在堂内观看院里正在表演的乐舞百戏，左下方的房间里仆人们在纺织。（图六）这幅画面突出表现的是东汉庄园内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和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足不出户，即可满足生活所需。

图五 徐州洪楼祠堂庄园

图六 徐州洪楼祠堂乐舞纺织

从以上画像可看出汉代庭院的几个特点，一是庭院是以台阶为基础；二是一般有前堂（厅）后寝（室）的布局；三是院落空间多有廊庑围绕，规模庞大。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汉高祖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些列措施。高祖下诏“民前或相聚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15]即招抚因战乱逃离家乡的人回归土地，进行生产，社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汉武帝以后，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商人的财势不可小觑，他们致富后把大量的资金转向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加速了庄园经济的发展。到了西汉末年，庄园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史载：“（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16]樊重的庄园是庄园经济早期发展的典型代表，其经营着农业、手工业、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基本上自给自足。

贵族和官僚们即使享有“秩禄之奉，爵邑之入”^[17]，但是一旦他们在政治上失势，就会失去剥削的特权；正是因为这种纯官僚经济的不稳定性，所以官僚和贵族中的大部分人不满足于俸禄和赏赐，而是热衷于广占田亩，成为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占有土地一般通过买卖土地，强取豪夺，兼并土地，和通过赏赐获得土地。商人虽然没有贵族的称号，但其势力可与王公大臣相提并论，他们能驱使上千的奴婢从事生产劳动。

两汉的官、商和豪强大族在土地占有形态的变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甚至发展为三者合一，他们处心积虑地觊觎小农私有土地和国家土地，一有机会就购买或兼并土地，致使小土地私有者失去土地，生活困苦，正如仲长统说：“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东汉末思想家崔寔亦言：“（今）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阙田宜稼，悉不肯垦。”而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内却是膏田满野，徒附万计，诸业兴盛，这就是东汉商人大肆兼并土地的真实写照。特别是东汉末年商人巨贾实力雄厚，其庄园生活俨然可比贵族，各种排场极尽奢华之能事。如此，贵族和官僚和商人形成新的庄园主，经营庄园经济。

东汉政权的是依靠豪族大姓建立的，所以统治者对豪族的优待使得大地主庄园经济得到发展，从考古发现也可印证这点。1971年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18]中具有一批壁画反映庄园中的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如农耕图、采桑图、园圃图、酿造图、牧羊图等。东汉墓中也出土大量水田池塘模型，主要分布在四川、广东、贵州、陕西等地，以陕西汉中和广东佛山出土的模型最有代表性^[19]。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城堡、楼阁、院落和各种形象的陶佣^[20]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从画像石我们可看到在住宅附近有大片稻田和山林等图像，还有收获、舂米、酿酒、纺织的场景，这些内容都是庄园经济生产和生活的缩影，反映了东汉地主经济的发达。

大土地庄园经济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拥有更多的土地，经济实力更为强大。如汉灵帝时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21]。还有仲长统关于庄园经济的盛况的描述：“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22]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庄园主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家园，就招揽家兵，设置兵器库，建筑堡垒，拥有了私人武装。如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二月，顺阳习射，以备不虞。……三月，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五月，弛角弓弩，解其徵弦；张竹木弓弩，弛其弦。……八月，正缚铠弦，遂以习射，弛竹木弓弧。……九月，是月也，治场圃，涂囷仓，修竇窖，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十月，培筑垣墙。”^[23]考古资料也可证明，如1956年在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楼模型，有的楼上有手持兵器的武士俑；有的楼上有持弩武士严密监视四方；有的楼阁壁垒森严^[24]。这种武装化、堡垒化的豪强地主田庄，到了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就是北方普遍存在的坞壁，或称坞壁经济。

第二，庄园内部多种经营。如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描绘的那样，庄园不仅从事农业、林业，还有手工业和商业。

（一）庄园内种植的农副产品很多，有瓜、瓠、葵、等等。

（二）庄园内种植的树木有竹、漆树、桐树、梓、松、柏等。

（三）庄园内的手工业有纺织业、酿酒业、养蚕业、缫丝业、染织业等。

第三，庄园内部以庄园主为首的宗族活动。庄园主一般都是本宗族的族长，他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购买或兼并同族小农的土地，使得这些人不得不依附于庄园主，租种庄园主的土地为生。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大致说来，宗族是带着氏族家长制的残遗的以血缘相联系的大小家庭的组合。各个家庭有它自己的私有经济，内部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很显著，汉代以来，族中的显贵在各种机会中把自己提升到‘宗主’的地位，使宗族成员听命于他。在聚族而居的农村中，乡闾组织和宗族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乡闾之豪通常就是大族的首领。豪强很少能够脱离他的宗族、乡里而别自构成他的势力。”^[25]社会上一些流离失所的农民也纷纷投靠庄园主，形成众多的徒附。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租用地主的生产工具，然后向地主交纳收成的一半甚至更多。这些徒附不仅人身上依附于庄园主，而且在精神上也听从、忠诚于庄园主。同时，庄园主一般注重发挥精神方面的标榜作用，以更好地控制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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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J].考古学报，1965（1）.

[2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M].北京：三联书店，1959：7 .

东汉时期大庄园形成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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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娜，女，上海师范大学史学博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