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狸鼠葡萄卷草纹银瓶，银质，唐代。通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腹径5厘米，底径3.1厘米，重56.9克。征集。现藏河南博物院。

该银瓶（图1）为喇叭形口，细长颈，圆肩，长鼓腹，圈足，造型优美。口、颈及圈足部分无纹饰。肩、腹部以均匀密集的珍珠纹作地，整体饰以繁密的葡萄卷草纹，其由弯曲变化而又自由蔓延的主枝、茎、蔓、叶、实组成，属于写实性植物纹样，并被肩、颈部上下两道宽弦纹隔开为两个区域。腹部錾刻一只神态生动的海狸鼠蹲坐葡萄藤上，四周环绕姿态各异的八只飞禽或立于枝头或翱翔于空。

图1 海狸鼠纹银瓶局部

采用捶揲技术制成，再錾刻纹样，錾痕清晰而连续。海狸鼠的皮毛与飞禽的羽毛均采用了“碎线”刻划的工艺，以纤细、平行、短碎的线条装饰飞禽、走兽的羽毛，使其显得绵茸可爱。珍珠地纹则以圆錾刀在银瓶表面錾出细密而排列整齐的圆圈，作为主题纹样的底衬，使其更为斑斓，体现白银光芒四射的质感（图2）。

图2 银瓶上的海狸鼠及飞禽细部

整体纹饰以繁密的葡萄卷草纹和海狸鼠为主纹饰，间饰飞禽。葡萄纹饰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葡萄串表现的是丰收景象，寓意多子多福，葡萄缠枝纹结构连绵不断，具有生生不息之意。姿态丰腴的海狸鼠与八只飞禽共处其中，使得画面生机盎然、极富动感，和谐美好。

中国用植物纹饰做装饰早已出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已有花瓣纹；而在汉代及以前，我国的花卉纹样数量极少如茱萸纹等，且多处于从属地位，长期以动物神兽为主题的装饰内容是主导；南北朝随着佛教的传播，大量的忍冬花和莲花纹饰出现，但此时植物纹饰多出现于佛教艺术如石窟、佛像中，有着更多宗教的象征意义。到了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们的观念不再受制于宗教，而开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化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1]此时动物和植物的纹饰，摆脱了商周汉魏以来的古拙因素，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具有写实风韵，不再具有信仰方面的含义，变成了纯粹美的创造，起装饰作用。

唐代之所以在植物装饰纹饰上了有了大的发展与变化，得益于唐时人们对植物有了更广泛与深入的认识。首先，由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许多异域的植物，以贸易或贡奉的形式被大量引进，时人得以见到更多品种的花果植物。唐人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记》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当时的植物名称及来源^[2]。其次，唐代的农林园艺业也有长足发展，开创新的种植技术，唐人对植物生物特性和生长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此外,唐人对花卉十分热爱，爱花赏花，喜以花作装饰，《簪花仕女图》中就描绘了唐代贵妇簪花戴彩的装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植物纹样逐渐占据了传统装饰纹样的中心地位，开始了它真正的大发展时期。

金银器在唐代处于发展的顶峰时期，在唐代装饰纹样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其纹样几乎包罗了唐代所有的纹样形式，从金银器上的植物纹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植物纹饰的发展演变。金银器的形制和纹样的发展在初唐时期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影响，但并不是照搬，而是兼收并蓄，与本土文化广为结合。随着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金银器上的植物纹饰在盛唐至中唐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将外来的植物纹样的造型改造为本土民众视觉上更习惯接受的形式，纹样寓意也随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花卉纹样与花鸟动物纹样。^[3]

花卉纹样，是指完全由植物题材组成的纹样，包括团花、折枝花、小簇花和缠枝等类（图3）。团花多以圆形纹样为主，装饰在器物的中心。团花多以宝相花为主，但亦有由折枝花卉卷曲而成，外轮廓接近圆形或器物形状。折枝花在唐前期枝叶比较舒展，枝杆较明显，并作S形弯曲，但逐渐变得扁阔，枝干被阔叶、花朵遮挡，接近团花的结构，只是外形并不规则。小簇花，是一丛茂盛的中小型花，主杆直立，花叶向两侧展开，似栽种在地上的丛花。缠枝花是以S形曲线为骨架的花卉纹样，像攀藤植物，有忍冬花纹样的痕迹。这些纹饰多作为团花的配合装饰出现，在器壁或团花周围做散点装饰。

图3 唐代的宝相花纹、卷草纹、石榴纹、小簇花纹

唐代金银器上的花卉纹样，并不完全按照写实花卉的特征进行描绘，多有变形和夸张，花叶不同属，除了一些易于辨认的莲、石榴、葡萄等花卉外，其他的往往不易确认花种。

花鸟动物纹样，则是指花卉与鸟或蜂、蝶、兽等动物有机组合在一起的纹样，其组合方式多样：花卉与鸟纹散点式平铺，花鸟之间无主次区分，似庭院间的自然景色；或是局部以鸟为主，其余部分是单纯的花卉；或于缠枝花卉中穿插鸟纹，站于花枝上，飞翔于花枝间，如鸟踏花枝纹（图4），产生了花鸟的意境，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图4 鸟踏花枝纹

大量的写实动物花鸟纹，线条流畅而舒展，情趣轻松而活泼，即便是抽象的几何花卉纹也多装饰有细致的纹理，给人富丽堂皇，细腻繁荣的感觉^[4]。晚唐时期虽仍沿袭早期的纹样，但其形式趋于简单化、程式化，生动性大不如前。

海狸鼠葡萄卷草纹银瓶属于唐代金银器皿发展变化中“飞速发展时期”的器物，即8世纪中叶以前，属于唐高祖至唐玄宗开元前期。在银瓶上可以看到华丽奔放的葡萄纹、缠枝卷草纹等植物纹样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而海狸鼠、鸿雁、飞鸟等动物则穿插于葡萄纹间，不再成为主体纹饰，这是中国古代装饰纹饰在唐代发生的重要转折。

在唐代植物花卉纹饰发展的过程中，葡萄纹的发展极具有代表性。葡萄纹，是由弯曲变化的葡萄主枝、茎、蔓、叶、实组成的写实性植物纹样，常常作为器皿的通体装饰。一般认为，葡萄纹产生于古埃及（图5）、古希腊，而后流行于西亚、中亚，作为佛教艺术的附属纹样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最初的风格与中国本土装饰纹样的风格迥异，但是在传入的过程中，与中国本土风格逐渐趋同，变成中国装饰纹样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图5 古埃及壁画中采摘葡萄的场景

1987年新疆和静县察吾沟墓地出土了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田地葡萄纹彩陶罐（图6），在唇口下至上腹端部平涂出四条拐弯曲折的竖式宽带。宽带内以赫色绘制有果实挂藤的葡萄纹和宽垄密植的田地图案是新石器晚期临界青铜器时代的古代新疆人作品，表明新疆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葡萄种植业。

图6 新疆出土的田地葡萄纹彩陶罐

文献所载，西汉时已有葡萄纹饰的丝织品。葛洪的《西京杂记》中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其中的“蒲桃锦”即装饰有“葡萄”纹的丝织品。新疆地区还出土有东汉葡萄纹饰的丝棉织品（图7）。葡萄纹饰传入的早期，多受外来葡萄图案的影响，其后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风格。至迟在东汉时期，具有中国内地和西方两种风格的葡萄纹饰在西域地区是同时存在的。在新疆汉代墓葬中出土有蜡缬葡萄纹棉布单、走兽葡萄纹绮和织有精致人兽葡萄纹的彩罽。

图7 新疆东汉墓出土的葡萄纹织物

魏晋时期，葡萄纹的金银器自西域传入中原。甘肃靖远北滩乡出土有魏晋时期的东罗马帝国鎏金神人葡萄纹银盘（图8），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山西大同则出土有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双婴葡萄纹铜杯。

图8 甘肃出土东罗马帝国鎏金神人葡萄纹银盘

唐代，葡萄纹最终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成为广泛使用的纹饰，开始在金银器、铜镜、建筑及其他器物上广泛应用。尤其是瑞兽与葡萄的组合纹样出现在铜镜上，成为富丽繁缛而又充满生机的图案，影响深远，这是中西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性的产物。瑞兽葡萄镜（图9）是唐代最典型的铜镜之一，日本学者称之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5]

图9 河南博物院藏瑞兽纹葡萄镜

从考古发现来看，唐代的瑞兽葡萄纹镜出土数量极多，在陕西、河南、甘肃、湖南、四川、山东等地都有出土。据出土于纪年墓中铜镜可判断，唐代铜镜装饰的葡萄纹，绝大多数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即流行在7世纪后半叶，以后逐渐减少。从形制、纹样及与西方器物特征的关系上看，河南博物院藏海狸鼠葡萄卷草纹银瓶以葡萄纹为主体，表明它的年代较早，应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作品。^[6]该银瓶也与国外博物馆藏类似唐代金银器的主题纹样基本相同，如布鲁克莱特博物馆藏海狸鼠纹银瓶（图10）、戴·托恩美术学院藏奔狮纹纹银瓶（图11）、弗拉美术陈列室藏海狸鼠纹蛤形银盒（图12），均以葡萄纹为主体，并加以飞禽、走兽，更为写实、生动。

图10 布鲁克莱特博物馆藏海狸鼠纹银瓶

图11 戴·托恩美术学院藏奔狮纹银瓶

图12 弗拉美术陈列室藏海狸鼠纹蛤形银盒

唐代金银器中瓶的发现并不多，报告中称作瓶的器物，器型差别较大，相互间没有共同之处。葡萄纹对中国金银器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唐代早期的器物上，唐高宗、武则天时很流行，但实例不多，唐玄宗以后趋于消失。因此，学者多将葡萄纹样作为金银器断代的标志之一。

1949年后，唐代的金银器出土较多，先后发现近百次，而且出土器物数量空前，其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江苏、河北、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尤其在西安地区出土较多。金银器的类型主要是饮食器及装饰品。由于1949以来，唐代金银器的出土较多，本文着重以1949年后出土金银器超过10件的考古发现为主，统计于下：

表一：重要唐代金银器考古发现^[7]

这些重要的金银器考古发现为器物的时代判定，提供了一个时代下限和范围，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可供参考的器类、器形和纹样。

依据初步的统计结果，不论是发现的次数，还是出土的总数量，窖藏都是唐代金银器出土方式最多的一种。唐墓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金银器，其发现的数量仅次于窖藏。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多以生活器物为主。与佛教相关的遗址特别是唐代塔基地宫也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以舍利容器和供养品为主佛教关于七宝的概念，对金银舍利容器的出现和使用金银供养品有直接影响。

从出土的地区来看，唐代金银器发现的地域多集中在唐代的两京地区，一些“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和区域性经济中心也有发现。在唐代金银器成批发现的遗迹中，最重要的是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县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

西安何家村窖藏位于北方地区，埋藏时间是8世纪中叶或稍晚，器物的造型和纹样，代表了北方金银器的风格（图13）。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发现唐代窖藏一处，在两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大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金银货币、银铤、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其中金银器物达265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考证，这批文物“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6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他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邠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在“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而后来未能挖出，所以才保留至今。^[8]而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的学者考证，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唐代尚书租庸使刘震，窖藏埋藏年代应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兵变时，也因兵乱保存到现代。

图13 西安何家村窖藏发现的珍宝

该窖藏中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留有文字，这些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的经济制度。此外22枚银饼中有4枚是庸调银饼，为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何家村还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大量的药物，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以及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这也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和药物最为系统、完整的一次发现，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9]

江苏丁卯桥窖藏位于南方地区，器物的造型和纹样，代表了南方金银器的风格（图14）。1982年元旦，江苏省镇江市丁卯桥发现一处唐代银器窖藏，埋藏深约1.3米，出土银质酒瓮一口，瓮内装有各类银器，另有大银盒、盆、钗等堆放在银瓮的西侧。该窖藏出土银器共计950余件，有酒瓮、盆、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筹筒、鎏金酒令筹、托、碗、盒、镯、钗等，其中银钗数量最多，有760支。此窖藏出土的银器按类型和用途可分为茶器、酒器、饰件、妆具和药具等。“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尤以镇江(时称润州)为著。据考古发现，整个南方出土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占九成左右。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的中心产地，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其对宋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10]

图14 江苏丁卯桥金银器窖藏部分器物

陕西扶风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其地宫中珍藏的金银器多达120多件（组），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这些金银器多是为皇帝迎送佛骨的活动而专门制造的礼器，做工极为考究，多许多器物上刻有纪年铭文，器物的制作时间、管理的工官和制作工匠名字都十分清楚，为判断物主、断代提供了方便。从铭文来看，出土的器物大量为晚唐时期的作品，有皇室所属作坊制作的，也有南方地区制作后进奉到长安的。更为重要的是，入藏这批器物时，专刻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也完整无损地出土，其上详载了出土金银器物的名称、用途、形状、工艺制法和重量，是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珍贵文字资料。^[11]

这三批器物数量众多，分别代表了唐代前期和中后期的遗物，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南、北不同系统，还表现出唐代中央和地方官府作坊产品的不同，使我们对唐代金银器的整体认识进一步加深。

参考文献

[1]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172.

[2] 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63.

[3] 郭廉夫等主编.中国纹样辞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262.

[4] 张晓霞.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源流[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5.

[5] 陈习刚.从文物遗存中追寻中国葡萄文化[J].收藏家，2010( 10)：60.

[6][11]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69，170，12-16.

[7] 冉万里.20世纪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述评[J].西部考古，2013(第7辑)：322-324.

[8]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J].文物，1972(03)：2.

[9] 齐东方，申秦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珍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0] 丹徒县文教局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J].文物，1982(11):15-24.

唐代金银器动物纹饰一般多用瑞兽纹，这件银瓶却用了鼠纹，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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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丹，女，设计艺术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助理馆员，从事陈列形式设计等工作。  

闫睿，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