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祐甫墓志，唐建中元年（780年），高、宽皆为107，厚21厘米，洛阳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崔祐甫墓志志石呈四方形。盖为盝顶，顶篆书“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3行12字（图一），四周阴刻花草纹。志文隶书，38行，行42字。首行题“有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山县开国子、赠太傅、博陵崔公墓铭并序”。（图二）首2行题：“吏部侍郎邵说撰文，前河南府颖阳县丞徐珙书，国子丞李阳冰篆盖”^[1]。

图一 崔祐甫墓志盖

图二 崔祐甫墓志志石

志载崔祐甫生平事迹，包括先祖四代世系、科举取仕、历任官职及卒年葬地。据志：公讳祐甫，字贻孙，代为冠族。“高祖，隋赵王府长史弘峻；曾祖，皇洛县令俨，大父；库部员外郎、汝州长史、赠卫尉少卿皑；列考，中书侍郎、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孝公沔”。祐甫幼年凭贵胄子弟可入崇文馆就学，但他不屑门荫入仕之道，曰：“此朝廷赏延所及，非身扬名之道。”竞不之就。“年二十五，乡贡进士高第。时辈多朋党请谒，以务声华，公独不然，端居以得之。调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寿安尉。”撰者就此赞扬了祐甫不慕虚荣，务真求实的品德。

安史之乱，国家动荡不安，祐甫带家族百口南迁避难，并主动要求到南方江西幕府任职，志曰：“属禄山构祸，东周陷没。公提挈百口，间道南迁，讫于贼平，终能保全。”在江西幕府任庐陵郡司马、洪州司马，入朝为起居舍人，历司勋、吏部二员外郎。任官之际，公叹曰：“羁孤满室，尚寓江南，滔滔不归，富贵何有！”“遂出佐江西廉使，改试著作郎兼殿中侍御史。”志文对其“厚亲戚，薄荣名”的品行进行了赞扬。后“转检校吏部郎中，改永平军行军司马，金印紫绶，兼中司之秩、入为中书舍人”。

志文用具体事例说明祐甫性格刚正率直，朝政多所匡辅。“有献猫乳鼠者，百辟皆贺。”公独不贺，认为猫不捉老鼠恰如为官渎职，并向皇帝进言曰：“祀典迎猫，为除田鼠，今反乳之，是执法者不能触邪，理兵者不能御寇，天戒若此，庸可或乎！”代宗纳其言，寻知吏部选事。779年，德宗嗣立，祐甫被人排挤，曾被贬为河南少尹。不久众望所归，祐甫加官进爵，位至宰相。志称“当国以退（德宗上台，常兖罢相），俾公代之。”超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代等同宰相的官衔），太清太微宫使，崇玄弘文馆大学士。后转中书侍郎，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常山县开国子，平章事如故。时德宗李适勤政纳言，朝政“事无巨细，悉关决于公”。祐甫为相国后，因疾病日重，“手不能书，口占以对”，不能上朝辅政，“自是每军国大务，朝廷疑事，辄降中贵就第密访所安。”建中元年六月一日薨于京师静恭里第，春秋六十。册赠太傅，以其从子（亲兄弟之子）为后，赐名曰植。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有司奉诏，备礼葬于河南邙山之先茔。夫人太原王氏，有一女。可知祐甫无子，故以从子为后。

崔祐甫，两《唐书》有传，历官唐代宗、德宗两朝。在德宗时官位相国，朝政清明，惜仅为相一年即卒。志中所记祐甫册封、卒葬时间两《唐书》均未言及，可补史缺。志中还反映了中唐时期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仕人南迁避难的史实。

崔祐甫墓志志文撰写、篆盖、书丹者皆为唐代名家。（图三、图四）撰文者邵说，相州安阳人。曾在郭子仪幕下任职。累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志文以散体为主，语言精炼，减少了以往华丽词藻和溢美夸饰之词，而是引用具体的事例和志主生前话语，集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生动形象地刻划了唐朝中期嫉恶如仇、刚正直言、匡辅朝政的一代名相的动人形象。篆盖者李阳冰，河北赵县人，是大诗人李白的从叔，官至“将作监”。他好古善属文，篆品绝妙入神，被誉为继“小篆之祖—李斯”之后的第一能手。其字体笔画特点圆活姿媚，纤细如线，刚劲似铁，别具一格，可谓“笔中之雄也”。 大诗人李白曾作诗对他大加赞扬，诗曰：“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篆洒篆文，崩云使人惊”。此志篆文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志文书丹者徐珙，是唐隶书大家，其书以楷入隶，波磔秀美，遒劲端慎。

图三 唐《崔祐甫墓志盖》拓片

图四 唐《崔祐甫墓志》拓片局部

河南博物院藏的这方崔祐甫墓志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既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也是唐代篆隶书法艺术的真实再现。

隋唐时期是墓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数量巨大，珍品层出。作为唐代都城的洛阳，洛北邙山、洛南万安山、龙门西山及偃师、关林等地皆有唐代墓志出土。罗振玉曾为隋唐墓志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根据他未完成、后由其子罗福颐整理成书的《墓志征存目录》一书中的记录：共收入唐代墓志目录3083件，可见当时所能了解到的唐代墓志数量是多么巨大。有人估计，清末以来仅洛阳邙山一带出土的隋唐墓志就有四、五千件之多。这一数字虽然限于历史条件，并不准确，但已经可以反映出隋唐时期使用墓志的盛况。由于唐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官僚阶层墓志存世较多，墓志的造作工艺更加精细规范，能够反映出历史变迁、文体转变及书法特征。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石刻文字有很深的渊源。在没有纸张发明之前，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秦汉竹简帛书以及石刻文字依次承载着华夏灿烂的文明，其中只有石刻文字成为永久存在的文字载体。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字形体及书体风格，都在石刻中充分体现出来。历代碑志的书丹篆额者多是书坛巨擘或名人雅士，自唐代初年出现贴刻后，几乎所有名迹都要“摹勒上石” 使石刻文字成为庞大的艺术宝藏，也是人们临摹与研究的重要内容，有些名拓被书法爱好者视若拱璧，故清末叶昌炽《语石》中说：“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 河南碑志年代起自东汉，历经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间跨越近二千年，篆书、汉隶、魏碑、唐楷、行草各种书体皆备，最真实、最直接、最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时期的书法艺术特征和文字发展、演变的历程，可谓中国书体发展史。

中国的文字书体经过初唐欧、虞、褚、薛四家及中唐颜真卿等书家的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楷书形式。所以唐代墓志楷书数量浩大，如河南博物院藏欧阳通书《泉男生墓志》法度谨严，是“欧体”正规楷法。但是唐代墓志书体并不局限在楷书领域，篆书、行书、隶书皆见于墓志上。其中隶书的风行和唐玄宗的喜好有关。唐玄宗李隆基写得一手优美的隶书，上有所好下必行之，经他的倡导，隶书写碑在唐代复兴，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在盛唐、中唐时，隶书墓志与日俱增，并出现了许多专擅隶书的名家。

隶书是我国文字形体与书法演变的重要阶段，上继周秦，下启魏晋，是篆字的变体，亦为楷书的前身。隶书减少了小篆的笔划，化篆的曲线为直线，削繁就简，变圆为方，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划，“隶变”决定了汉字发展史的方向，是文字由繁趋简、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此时，人文蔚起，书学称盛，立碑之风大兴，传世汉隶碑刻精品甚多。经过魏晋南北朝，在隶变楷的文字发展过程中，隶书的形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汉隶、魏隶、晋隶、唐隶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在石刻上跳动着不同的韵律。

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时期。《韩仁铭》、《甘陵相尚府君碑》（图五）、《肥致碑》皆为汉隶代表之作。汉隶强调横和捺的装饰作用，从而形成了波势和折尾，显得舒展多姿，气象外耀。和篆书相比，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把弧线拉直，增加了笔的停顿，从而使笔划有了粗细巧拙的变化；汉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形状取势为扁方横势，布列均匀平整，给人以高古典雅的神韵。此时出现了第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以标准汉隶刻写《熹平石经》（图六），以为楷模。

图五 东汉《甘陵相尚博碑》拓片局部

图六 东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局部

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时期著名的开国两大碑刻《上尊号奏碑》（图七）、《受禅表》虽为隶法，但字形和汉隶很不相同。隶书渐取方折的笔势而显得险绝奇伟、挺拔劲健，有人评其书法：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历。斩钉截铁。使隶法为之一变，后世称之为“黄初体”或“魏隶”，是汉隶的第一次演变，为六朝真书之祖。

图七 三国魏《上尊号奏碑》拓片局部

西晋碑刻墓志皆为隶书，承袭魏隶，在书写上几无区别。书体严谨端庄，气象雍容，字体的间架结构和用笔方法切近，风格相同。与汉隶相比，加强了方折顿挫。横画为方整的“折刀头”，撇笔收笔出方棱角；左右对称的两竖不再垂直而是分张外拓；右钩不再是又长又重的弯钩而是短小平挑接近楷法。尽管各志体有方扁，笔有肥瘦，技有粗精，但皆具有上述特征。这些墓志皆出土于汉魏洛阳和偃师，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方特色，有学者称为“西晋洛阳体”。如《三临辟雍碑》（图八）、《徐义墓志》（图九）等书体工整，自然天成。有尚韵之美，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图八 晋《三临辟雍碑》拓片局部

图九 晋《徐义墓志》拓片局部

北魏出现的魏碑体是向楷书的过渡阶段。但在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至隋代的书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古现象，即隶书又重新流行。尤其是在东魏、北齐的统治中心邺都范围内出土的墓志几乎皆为隶体，风格划一，如北齐窦泰（图十）、娄黑女、石信墓志等，说明北朝在楷书过渡之中的不稳定性，楷书的基本形式和法度尚不完备。

图十 北齐《窦泰墓志》拓片局部

隋代隶书墓志在隋志中占有很大比例。据统计，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隋朝280余方墓志中，隶书墓志占有70余方，占隋墓志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楷书兴盛时期，出现如此多的隶书墓志，是北朝后期文字复古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楷书的正常发展 [2] 。此时篆、隶楷书中往往夹杂着一些隶书的笔法，还出现了以楷体为主，篆隶杂糅的混合体，其结果是既无古法又少新意。如隋尔朱端、关明、马穉、任轨墓志皆为隶书之作，其中关明墓志（图十一），隶法基本纯正，志文规矩整齐，笔笔认真，字字端正，但隶书中间杂楷体，对隶书传统的理解尚嫌肤浅。尔朱端墓志（图十二）隶法比较纯正，线条瘦劲，笔法熟练，虽间有楷书写法但并不突出，是为隋代隶书中的佼佼者。

图十一 隋《关明墓志 》拓片局部

图十二 隋《尔朱端墓志》拓片局部

初唐出土墓志，隶楷混杂，继续承北朝至隋文字复古的余波。如关道爱（图十三）、屈突通墓志等。

图十三 唐《关道爱墓志》拓片局部

由于唐玄宗喜爱八分书，盛唐后涌现出隶书的高潮。唐玄宗存世的隶书碑刻以《纪泰山铭》和《石台孝经》为世人皆知。《纪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曾在大观峰下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俗称“唐摩崖”，玄宗亲书八分字体凿刻于石崖之上，其书浑厚苍劲，“若鸾凤翔于云烟之表”（图十四） 。《石台孝经》（图十五）碑文是唐玄宗以隶书御笔书写文帝孔子所撰《孝经》并作注；由唐肃宗题写碑额，三帝行文，昭示后人，是西安碑林国宝级文物，碑石坚细，至今仍光莹如漆。李隆基因此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帝王书家之一。

图十四 李隆基书《泰山铭》拓片局部

图十五 李隆基书《石台孝经》拓片局部

此时墓志出土隶书作品佳作云集。如河南博物院藏《张庭珪墓志》（图十六），徐浩之子徐珙书崔祐甫、崔沔、崔皑、王媛等家族墓志，张若芬书张休光墓志等等，皆为唐代隶书佳作。

图十六 唐《张庭珪墓志》拓片局部

唐代隶书称为唐隶，与汉隶同为隶书，但是不同的时代其风格迥然不同。汉代人是以篆作隶，天然的具有古朴之趣。而唐人以楷法作隶，与汉隶相比，失去了浑朴苍劲的风骨，但却整齐、规范，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此时的隶书法度严谨，除点画沿用汉隶笔法圆润而顿挫外，将汉隶中的篆味去掉，以楷入隶，结体加高，成为唐隶特有的风貌。

宋代苏、黄、米、蔡行草溢扬，不拘法度，追求意趣，占据宋代书法的主流。故此隶书至宋，问津者极少，隶书的冷落，使隶体艺术本身亦更为凝滞僵化。此时亦有独出心裁，卓尔不群的隶书碑志传世。如司马光所书《王尚恭墓志》（图十七）是宋代隶书佳作。

图十七 宋《王尚恭墓志》拓片局部

李阳冰篆书的崔祐甫墓志盖是唐代墓志中的一大亮点。篆法中废千余年后，到唐代李阳冰出，始行改观，他的真迹篆书《崔祐甫墓志盖》“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他的篆书是直接取法秦代李斯，他也自诩为“（李）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可见他对小篆的研究是颇有功夫的。因此唐李阳冰被誉为继“小篆之祖”李斯之后的第一能手。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把他与张旭、颜真卿并列归于神品。在唐时颜真卿所书的碑刻，李阳冰多题其额，欲成联壁之美。观其书法风貌，确是从《泰山刻石》、《峄山碑》诸碑中而来。

李阳冰篆书留传的碑刻多为宋代重刻，如现存西安碑林唐大历二年（767年）《三坟记》（图十八）和唐大历二年（767年）《栖先茔记》等。其中《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纵势而修长，线条遒劲，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为李阳冰代表作，清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

图十八 李阳冰《三坟记》局部

崔祐甫墓志是河南博物院保存完好的、仅有的一方唐代宰相级别的墓志，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也是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从志文隶体到志盖篆书，皆有特色。尤其是墓志盖虽只有12个大字，但李阳冰的传世作品多是宋人重刻，已经不能完整保存其点划的美感，此为李阳冰篆书原刻，完好如新，丝毫未损，实乃凤毛麟角，极其珍贵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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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书”与唐隶书四家

八分书是东汉书家王次仲的创作，意思是从程邈隶书字里八分取二分，从小篆里二分取八分，所以叫做“八分书”。“八分”书在字体结构上不属于另外一种字体，仍然是属隶书的范畴。但它和隶书之间在书写的时侯，起笔落笔，有若干不同，“八分”的横画是“蚕头雁尾，撇捺波磔，左右飞舞”，比隶书平平直直的一画，要好看得多。这和写字用笔的制造方法的改进有密切的关系^[3]。由于“八分”一开始本是对各种过渡性字体的泛称，后世拘泥于某一书体，产生了众多的歧说。一种说法是为了区别于唐代楷书。唐人曾把楷书称为隶书，同时却把汉隶称为分书、八分、隶楷等。后世为了区别这两种名同而实异的书体，遂称楷书为“今隶”。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指出：“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另一种说法是，隶书笔势如八字一样左右分开相背，波磔分明，故称“八分书”。清翁方纲说：“汉人有波之隶，则由隶渐增笔势，其形象‘八’字分布，故曰‘八分’。”此说在近世十分流行，因此现在通常所说的“八分书”、“分书”、“分隶”等，就是指隶书，特别是成熟形态的隶书。

盛、中唐以后在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好和带动下，逐渐形成了写隶书的风气，涌现出了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人，号称唐代隶书四大家。四家中韩择木、史惟则存世碑石较多，余二家墨迹极难寻觅，后人无法睹其风采。北宋欧阳修《六一题跋》称：“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也。韩、史二家传于世者多矣；李潮仅有存者；有邻之书，亦颇难得，而小字尤佳。”^[4]故此我们择韩择木与史惟则遗存石刻述说。

韩择木(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中唐时期。是大文豪韩愈的叔父，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等。韩择木的隶书师法于汉隶，并参以篆法，因此笔画圆劲道美，章法疏密错落，以横取势，结构端庄，颇得天趣，他可以说是代表了唐代隶书的最高水平。窦泉论唐隶书，首推韩择木，《述书赋》有云：“韩常侍则八分中兴，伯喈(指汉末蔡邕)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类神都之冠盖”。《续书评》云：“韩择木八分书，如龟开萍叶，鸟散芳洲。”足以说明其隶法造诣之高。其隶书石刻存世较多，主要有《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诗碑》（图十九）、《叶惠明神道碑》等。

图十九 韩择木隶书《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诗碑》拓片局部

1980年7月，在洛阳市东关出土了一块完整而宏伟的碑刻——管元惠神道碑（图二十），是中原地区出土的保存最完整的唐碑^[5]。该碑立于唐天宝元年（742年），碑文用隶书记载了管元惠在唐作官的政绩以及死葬年月。尤为珍贵的是该碑的篆额及碑文隶书为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史维则所写。史惟则(生卒年不详)，大体生活在唐玄宗时代，官至殿中侍御史，人称史御史。史惟则的隶书虽也是从汉碑人手，但其楷书的笔意颇重，波挑多棱角而少变化，结体严谨，章法刻板，用笔单调。唐人窦泉《述书赋》中云：“侍御史惟则，心优世业，阶乎籀篆，古今折中，大小应变，如因高而瞩远，俯川陆而毕见。”史维则所书此碑，其结体、用笔多保留了汉隶的特点，清隽秀健，浑劲遒丽，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唐人评其书如“雁足印沙，深渊鱼跃”。即是学书者临摹的范本，也是研究史维则书法的珍贵资料。

图二十 洛阳博物馆藏管元惠神道碑

图二十一 《管元惠神道碑》拓片局部

注释：

[1] 录文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4:1822．

[2] 张同印．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8．

[3] 文字学．港青出版社，1979: 62．

[4] 朱仁夫著，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黄明兰．洛阳出土管元惠神道碑[J]．文物，1983(3)．

谭淑琴，女，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古代碑刻墓志和佛教造像艺术的研究。

李慧，女，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文博馆员，本科，从事文物的研究、保管、鉴定，以及销售工作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