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画像石，石质，东汉中期，高170厘米，宽96厘米，河南省南阳方城县东关汉画像石墓出土，现藏于南阳汉画馆。

1976年春，在南阳方城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发现一座古墓的门楣石，当即封存。次年10月下旬，南阳市博物馆协同方城县文化馆进行了清理发掘。在该墓南门北扉背面，刻画有蹴鞠图：画面以两条横线分为三部分，上部为三人奏乐；中部画面最大，刻绘蹴鞠图，二人头戴冠，身着紧身衣，相向蹴鞠，足下有一球状物和一鼎形器；下刻一人凭几而坐。

这座汉画像石墓为方形多室墓，平面呈“回”字形，与1962年发掘的南阳杨官寺画像石墓、1963年襄城永建七年汉画像石墓和1972年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相似。该座墓共有画像石九块，刻有画面十三幅，其中属于门楣石的四幅、中柱石一幅，门扉石正面的四幅、背面四幅。均采取阴刻浅底浮雕，以粗犷古拙的线条来构成种种图像。画面的衬底则施以斜纹，使得画像更为突出。

 图一 “蹴鞠”画像石拓片

在目前所发掘的文物中，汉代“蹴鞠”题材并不多见，南阳汉画馆中所珍藏的“蹴鞠”画像石是研究这项游艺活动的难得的标本；“蹴鞠”画像石在雕刻技法上，近于高浮雕，比东汉早期雕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为该墓葬年代的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该画像石保存完整、画面清晰，所表现的题材丰富，画面生动，为研究汉代的社会思想、生活习性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蹴鞠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较早、流行甚广的一类游艺运动，有数千年的历史，类似于现在的足球，是一项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球类活动。

蹴鞠，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也叫“蹋鞠”，“蹴”、“蹋”均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就是球。据《战国策•齐策》所记，苏秦在游说齐王时作了这样一番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西汉刘向在《别录》中写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于战国时。”^[1]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帛书《十大经》，其中《正乱》一篇记述了黄帝战胜蚩尤之事^[2]，呼应了刘向的《别录》。

汉代，蹴鞠在民间甚为流行。《盐铁论》记述有贤良丞相辩论时的情景，贤良描述当时的社会风气：“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遂，穷巷蹋鞠^[3]”按汉制，25家为一里，250 户为一党，这说明汉代的足球在民间的里党穷巷都很普及。汉代宫廷也盛行足球，这可能与汉高祖刘邦很有关系。据《西京杂记》说：汉高祖刘邦以太上皇平生好蹴鞠，乃作“新丰”；又说：“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作弹棋以献”。刘邦即位后，为表孝心，即把父亲接到了长安。然而，刘父住在豪华的里宫中，尽管锦衣玉食，却没有了里党穷巷那种斗鸡蹴鞠的情趣，因而整天闷闷不乐。在刘邦的老家，刘父的朋友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4]于是，刘邦把父亲家乡的朋友都请来，在长安仿家乡丰邑校样，建成新丰，陪父亲踢足球。

为了锻炼士兵体魄，蹴鞠在汉代受到了军事部门的青睐。《汉书•艺文志》有“蹴鞠二十五篇”，将其归入“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合并计算，并作了这样的描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防之胜者。”刘向也指出：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习之^[5]。史记记载：霍去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穿域，指穿地为鞠室，相当于球门）^[6]。蹴鞠在兵营中受到喜爱，在百姓中依然盛行。东汉的李尤曾写了一首鞠城铭，描述的就是蹴鞠比赛时的情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7]。比赛时，双方各有六人参加，一方进攻，一方防守。整个比赛过程，拼抢激烈，以攻占对方阵地为胜。从这点来看，这时候的蹴鞠已经将竞技和娱乐融为一体，体现了体育比赛的公平和公正，从中也可以看出现代足球比赛的雏形。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蹴鞠运动盛行的朝代，表现在场地和器材、运动形式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这时候“鞠”开始用一种动物尿胞制成的胆，外面包上八片皮革缝成的球皮，并出现了专门冲气的鼓风箱来打气，称作打揎法。同时，球门代替了鞠室。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说，唐的球门是“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女子蹴鞠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剧谈录•潘将军》中有一则故事，京兆府的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见路旁槐树下一个衣衫褴褛约十七八岁的少女正在接几个军士踢球时没有能控制住而滚过来的球，只见她不慌不忙，伸腿将球稳稳接住，一记劲踢，球直飞数丈。可见，这时的女子蹴鞠活动已具有了一定的技术水平。

蹴鞠到了宋代在技巧上提高了许多，利用身体部位的10 种基本踢法，即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臁，称为“十踢”。还有针对各种踢法技术要领的“古十字诀”。而赛制和规则也有了改变，根据赛制和参与社会人群不同，有不同的蹴鞠规则。主要可分为“筑球”和“白打”两种，其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强调身体对抗性减弱，娱乐观赏成分增加。“白打”不用球门属个人表演性活动，对球员控球能力要求很高，除手外身体各部位均可触球，各种花样变换，先落地或违规者输；“筑球”是用球门的蹴鞠活动，中间树立三丈高竹竿，上有“风流眼”，双方队员隔竿站立，参赛队员各12人，因司职不同有不同称呼，双方以破门多者为胜。这时候，还出现了专门的蹴鞠表演团体，以“齐云社”最为著名，比西方类似团体早600多年^[8]。各类表演团体的出现，也使蹴鞠成为了一种宴会助兴项目，从皇帝到士大夫、官僚阶层都将蹴鞠作为平日娱乐活动，宋太祖、太宗、徽宗及孝宗等都是蹴鞠运动热衷者。宋朝士大夫中，还有丁谓、高俅、李邦彦等著名蹴鞠人物。

元代蹴鞠在元人散曲、杂剧及宋元南戏等作品中有着广泛的反映，关汉卿写过的《女校尉》散曲就是专咏元代女子蹴鞠。不过，这时的蹴鞠活动已逐渐走向纯娱乐的技巧活动形式。^[9]

明代之后，蹴鞠运动在锻炼身体、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实用性逐渐减少，变为了一种娱乐游戏。《明通鉴》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蹴鞠，拥妇女酣宴”。

到了清代，随着满族文化习俗的进一步普及，传统的蹴鞠活动逐渐地与满洲的冰嬉结合起来。据《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载，军中演习时，“兵分左右队……御前侍卫以一皮球猛踢之，至中队，众兵争抢，得球者复掷，则复抢焉”。《帝京岁时纪胜补笺》也说：“冰上蹴鞠，皇帝亦观之，盖尚武也，武备院各侍卫护军人员皆须网为门以度球。”这种被称为“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作为训练王室军队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 使得传统的蹴鞠运动逐渐的衰落。而这一时期，由于女子裹足盛行，女子足球也随之销声匿迹。^[10]

中国古代蹴鞠从起源到发展繁荣，曾经辉煌一时，后来逐渐衰落、沉寂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呢？作者希望通过对以下文物的介绍，简单理出一条蹴鞠发展的脉络，找寻其消失的内涵。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帛书《十大经》（图二），其中《正乱》一篇记述了黄帝战胜蚩尤之事，文中有一段内容涉及蹴鞠：“……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箭靶），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剪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11]

图二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

安徽省博物馆藏宋代象牙雕刻“蹴鞠图”笔筒（图三），笔筒色泽略黄、形呈圆筒状，无底。口非正圆，直径10.9～1l厘米。筒高因截裁未齐而略有不等，约16～16.2厘米。图以线雕和毛雕两种手法并用雕琢而成，线条清晰、画面洁净。留白之地象牙纹路清晰可见。筒上所刻图案为：凉亭之外，广场上放置鞠一只。有四人身着短衣、脚蹬皮靴，以同一姿势体态立于场地四角，作随时准备起脚踢球之状。另有一人身穿官服、站立一旁，正对其他四人评说指点，似为球场裁判。场上所有的人物动作认真整齐，表情严肃。

图三  宋代象牙雕刻“蹴鞠图”笔筒

1954年，河北省邢台市宋墓中出土了一件白釉黑花孩儿蹴鞠瓷枕（图四），瓷枕长30厘米，宽18.5厘米，高10.8厘米，为磁州窑北宋晚期产白釉黑花器。枕面微长八角形，周边出檐，两端翘起，中间小凹，周壁直立，底部平整。胎质浅灰，釉色乳白，黑花绘于釉下。枕面纹饰在粗细两道边框内，突出一幅孩儿蹴鞠图，描绘的是一个儿童，上穿左衽剪领窄长袖花衣，下穿肥腿长裤，腰系绸带，头梳双丫形小辫，双臂外张，手藏袖内，上身前躬，正在全神贯注地用右脚踢球。球为八片皮革拼制而成。枕壁绘缠绕花卉。画面上，孩子的稚气，以及球成踢起下落之动态，均显得非常活泼自然。蹴鞠图生动逼真，缠枝花卉漫卷自如，充分说明当时明见制瓷艺人熟悉生活，再现生活的高超技艺。瓷枕底部有横读阳文“张家造”印款。^[12]

图四 北宋磁州窑的精品——孩儿蹴鞠瓷枕^[13]

湖南省博物馆在上世纪 70 年代征集到一面蹴鞠人物铜镜（图五），镜背的图案是一幕男女在庭院中相对蹴鞠的场面。画面以中央的镜钮和太湖石为界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是控球的仕女，带着丫鬟。右边是一位戴着幞头的男子，正在与仕女一起蹴鞠，身后是他的男性仆从。有趣的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与之一模一样的蹴鞠铜镜，铜镜的大小厚薄也几乎完全一致，一面直径 10.6 厘米，另一面直径 10.8 厘米，两面铜镜应该是同一个作坊中生产出来的同一批产品。除了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也都藏有一模一样的蹴鞠铜镜。四面可能出自同一个模子的铜镜，暗示出这是当时颇受欢迎的时尚用品。对于铜镜的年代有不同看法，绝大部分人根据蹴鞠人物的服装定为南宋，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明代前期^[1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是元代。^[15]

图五 湖南省博物馆藏蹴鞠人物铜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元人钱选临摹的《宋太宗蹴鞠图》（图六），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有大臣赵普等进行“白打”蹴鞠的情景。

图六 上海博物馆收藏《宋太宗蹴鞠图》

明代嘉靖年间进士王圻编著的《三才图会•蹴鞠图》（图七），用图画和文字记述古代人物和社会风俗等事。《蹴鞠图》中画了三个头戴幞头、身着长衫、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在蹴鞠，一人举足踢球，两人旁边准备。画的背景是在一座幽静的庭院之中，曲栏石山，古松苍然，非富贵人家无此环境，反映了明代社会有一部分文人学士也还是以蹴鞠为消闲娱乐的。^[16]

图七 明•王圻《三才图会•蹴鞠图》

有收藏爱好者镜明先生收藏的一套清侯权所作《太平景象图》十二屏画（图八），工笔人物绘制精细传神。《玩蹴鞠》便是其中的一幅，图面描绘了一组童子蹴鞠的场面，展示了蹴鞠运动在清代中后期的存在状况。^[17]

图八 《太平景象图》十二屏上的蹴鞠图

中国蹴鞠从起源到发展繁荣，曾像一颗闪耀的星星绽放光彩，到后来却逐渐殒落。究其根源，和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息息相关。

最初，蹴鞠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它就以一种冲撞、对抗的形式，战场上可以将敌人的胃作鞠；汉代随着军事的强大，蹴鞠进入军营，成为操练军队的一项内容，激烈的冲撞式对抗，增强了军人的意志力；逐渐，蹴鞠走入经济社会发达的唐宋时代，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众人其乐融融，成为了一项大众热衷的娱乐、体育项目，但是隔着球门间接对抗已经成为了其规则特点，再到后来“白打”要求技术花样，注重娱乐效果，淡化竞争意识的体现。宋代，踢球的艺人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齐云社是全国性的，许多城市都有齐云社，一个人参加了齐云社，要接受社里对他的技术考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全国各地跑码头，并且可以受到免费接待。齐云社中的社员，论技术高低分等级，最高级称校尉，女子进入校尉级的，称女校尉。齐云社的社规中这样讲，“无仁者不可同行，无义者不可同商，无礼者不可同居，无智者不可同谋，无信者不可同谈”等，可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最终融入到了蹴鞠的活动中。于是蹴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健身、娱乐的手段，最终仅仅成为妇女、儿童中的娱乐活动了。

1985年7月，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在北京举行的首届柯达杯16岁以下的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足球起源于中国”。阅读了以上文章之后，我想读者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作为足球的雏形——蹴鞠在中国曾经如此的盛行，为什么后来消失，又由西方传入呢？蹴鞠和西方足球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在文化背后我们能看到什么？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和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择优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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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画像石

据不完全统计，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四川、安徽、山西、陕西、湖北、云南、浙江、河北、甘肃、重庆、天津、北京等近2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18]。其中南阳是汉画像石分布与发现较集中的地区。

王建中先生在《中国画像石全集•河南汉画像石》中谈到：“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构图与山东画像石截然不同，它主题突出，布局疏朗……完全摆脱了汉代绘画多层次、构图满密的画风。”^[19]南阳汉画像石在艺术风格上不像山东画像石那样精细繁密，给人以拥挤繁杂之感，也不像陕北地区的剪影式造型和徐州的波澜壮阔之美，南阳画像石主题鲜明突出，刻绘粗犷，“拙中寓巧巧无伤，惟意所到低能昂”^[20]；其形象“随物成形，万类无失”，“生动之极”^[21]；植根于浓郁的楚文化土壤而富有强烈的楚国风韵;疏朗的构图潇洒空灵，舒畅、流转的外轮廓线活泼而富有音乐韵律美；再加上简练的云纹，使画面充满中国传统绘画的“飞动之势”，神秘浪漫，质朴自然而又充满幻想，是其他地区汉画像石所不能企及的。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曾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22]“飞动之势”是汉代艺术的普遍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阳汉画像石最具汉代艺术的普遍特点，它无疑在众多地区画像石中具有代表性地位。

汉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汉代社会政治、经济、主流思想、丧葬习俗及手工技艺综合发展的结果。南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西汉时期，这里就已成为“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商业都市。它又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家乡，他手下的佐臣名将也多出自南阳，因此，这里曾经是皇亲国戚、豪门巨富聚居之地。^[23]南阳的政治经济地位为汉画像石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发达的冶铁业为汉画像石的刻凿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南阳盆地四周的山石为画像石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再加上南阳旧属楚地，楚文化的影响和达贵之间崇奢竞富、崇尚厚葬等思想，集中构成了孕育汉画像石的社会文化土壤。

注释：

[1]司马迁. 史记 苏秦列传第九( 卷六九) 注所引刘向(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40．

[2]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画 [壹]，文物出版社，1980．

[3]郑怀贤，习云太．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秦汉三国体育条[Z]. 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276．

[4]毕世明. 中国古代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102.

[5]司马迁. 史记•苏秦列传第九( 卷六九) 注所引刘向(别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40.

[6]班固.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513．

[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后汉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92．

[8]刘鹏．宋代蹴鞠运动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9]崔乐泉．蹴鞠小史[J].寻根，2003（10）．

[10]钱文军．中国蹴鞠未发展成为现代足球的文化原因[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12）．

[11]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画 [壹]，文物出版社，1980．

[12]李秀珍．北宋磁州窑的精品——孩儿蹴鞠瓷枕[J]．文物春秋，1989（4）．

[13]中国陶瓷全集 8 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5．

[14]周世荣．足球纹铜镜与宋代的体育游戏[J]．文物，1977（9）．

[15]刘秉果．足球纹铜镜的铸造年代[J]，体育文史，1983（3）．

[16]刘秉国，赵明奇著．中国古代足球[J].齐鲁书社，2008（9）.

[17]苏钜豪亮编.清侯權太平景象十二屏．

[18]杨絮飞．画像石艺术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9．

[19]滕固．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A]．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0]杨絮飞．画像石艺术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5．

[21]杨絮飞．画像石艺术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6．

[22]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3]南阳市政协文史委编．南阳文史资料 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12.

宋华，女，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专业，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河南文物网主编，致力于博物馆学及藏品研究。

马艳，女，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信息管理处，助理馆员，致力于彩陶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