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窑青釉辟雍砚，瓷器，隋代，径10.5厘米、高5厘米。1975年安阳市龙安区活水村韩邕墓出土。现藏安阳博物馆。

1975年，安阳老城西南约6公里的活水村发现一座古墓，安阳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为一隋代砖石墓，出土瓷器12件，墓志一合，青釉辟雍砚即为出土物之一。据墓志记载，墓主韩邕，字显和，北齐天保元年任赵州录事，天保四年转任东郡丞，天统元年任徐州司马骑都尉，后弃官就垄，隋开皇七年卒于相州（今安阳）。韩邕墓出土的瓷器，与安阳隋代相州窑青瓷窑址中出土的青瓷器相比，在器形、胎质、釉色、纹饰等方面非常相近，应为本地产品。其中的青釉辟雍砚，在安阳此前发现的二百余座隋墓中是仅见的。^[1]

青釉辟雍砚，圆形，砚面平整微凹，四周为环形水槽形成砚池用以储存墨汁，下有间隔不等的15个蹄足围成一周。蹄足束腰部分饰凸弦纹一道。砚盘周边有子口以承盖。 除砚面外，通体施青釉，釉层均匀明亮有光泽。此砚制作规整，造型独特，是隋代的典型器物。

“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释名》）。 砚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由原始社会的石制研磨器具与调色器具演变而来，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杨志恒先生认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砚为下川文化发现的石磨臼和磨棒，距今约3.6-1.3万年间^[2]。此后距今7000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6000余年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3]以及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4]和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皆出土有兼具调色功能的研磨器，此类用于彩绘的研磨器，应是我国砚的雏形。商周时期，石砚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双鹦鹉调色盘^[5]，在注重实用功能的同时，已注入了审美因素的内涵。此后直至秦汉时期，砚皆由自然石料简单加工而成，配以研石将天然墨或人工墨碾碎研磨用于书写绘画,如湖北云梦睡虎地西汉墓出土的附研磨石石砚，直接选取自然鹅卵石加以简单加工使用^[6]。东汉以后，随着墨碇的出现，研杵失去了其功用，砚台受的压力随之减轻，这就使得利用岩石以外的材质制砚成为可能，陶、瓷、铜、铁、锡等砚应运而生。其中的辟雍砚，即为瓷砚中的一个典型形制。

辟雍砚初见于魏晋时期，发展至隋唐。当时多依据其形制称为“璧水砚”，又因此类砚于寒冬季节，砚盘下可置碳以暖砚而称为“璧水暖砚”。唐杨师道《咏砚诗》云：“圆池类璧水，轻染翰烟华。”即为对辟雍砚的真切描述。宋代，随着考据和慕古之风的盛行，辟水砚也因其形“圆如盘，中隆起，水环之”，制如周代礼制建筑“辟雍”而被称为“辟雍砚” ^[7]。《钦定西清古砚》卷七晋王廞辟水暖砚说：“砚圆如璧，外环以渠……”，卷五宋澄泥辟水砚说：“规圆如辟，环以墨池……”即为此类型制。

辟雍砚之名起于辟雍。辟雍是先秦两汉礼制建筑类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射礼。商代中晚期的射礼主要由贵族阶层在自然河流沼泽等水边进行，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中一部分卜辞较系统地反映了商代贵族“子” 按照礼及礼仪的要求在具备礼制功能的、和地进行的学射活动^[8]。至西周时期，周天子已在固定的地点——辟雍进行射礼。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京都建有辟雍。西周青铜器铭文《麦尊》《静簋》《通簋》《伯唐父簋》等都提到王在京的璧雍、大池、辟池等处进行的射礼活动，有习武之射、待宾之射、射牲之礼与射余获^[9]。周王在此还可以从事游宴和赏赐等活动。

至汉代时，学者多认为辟雍即为周代的大学，为行礼乐之地。《白虎通义》卷四“辟雍”条：“天子立辟雍者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西汉中期以后，礼乐制度逐渐完善，开始依据汉儒对先秦礼仪的理解对礼制建筑进行议建。西安西郊大土门村发掘的汉代建筑遗址，平面布局外圆内方，正中是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四面对称的亚形中心建筑，外围以圆形壕沟，是一处集辟雍、明堂、灵台、太庙、太学于一体的礼制建筑综合体^[10]。东汉亦在洛阳南郊兴建辟雍，辟雍与明堂相互独立，分居开阳门外大街东西两侧^[11]。此时的辟雍礼仪在继承三代的基础上确立为飨射礼、讲经礼和养老礼，成为皇帝履行社会教化职责、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12]。东汉李尤《辟雍赋》：“辟雍岩岩，规矩方圆。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即是对辟雍礼仪的赞颂。

至魏晋时期，都城在东汉的基础上重建，辟雍制度亦依然沿续。1931年在东汉辟雍遗址台基南发现了晋武帝三临辟雍碑^[13]，说明至晋代时，帝王依然按照汉时贯例，在辟雍进行大射礼、乡射礼及乡饮酒礼，辟雍依然是进行礼制教育的重要场所^[14]。

此后，随着汉魏故城的损毁，辟雍制度亦渐次湮没。至清乾隆年间，乾隆认为当时国子监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并不相称，于是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开始议建国子监辟雍，次年冬竣工，以正方形重檐攒尖殿立于圆池之内，四面以桥衔接，构成外圆内方布局，成为国子监的中心建筑。1785年春，乾隆在其登基五十年时于新落成的辟雍举行大典。尔后，嘉庆和道光两位皇帝亦皆在讲学，国子监辟雍也就具有了政治与学术合流成为正统的象征意义^[15]。

辟雍的设置，从商周历两汉至魏晋，到清乾隆时依旧制恢复，体现的是学与礼的不断融合与发展，凸显出中国古代王权通过礼制对中央官学的控制与引导。作为文房用具的辟雍砚仿辟雍形制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帝王讲学行礼之所的辟雍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陶瓷辟雍砚魏晋时开始出现，经过南北朝的发展，于隋唐时走向高峰，唐中晚期以后，逐渐退出了文房，成为极具时代风格的典型器物。

目前所知最早的近似器型为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灰陶盘龙盖^砚[16]以及镇江东吴墓出土灰陶砚^[17]（图1），砚身扁平，三足低矮，砚池极浅，池底近平，是辟雍砚的萌牙。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瓷砚（图2），黄胎，无釉，带盖，子母口，浅盘，砚面上凸，中间留有朱砂痕迹，平底，下附三蹄足 ^[18]。上凸的砚面标明了贮墨与援笔功能的分化，辟雍砚这种特别的陶瓷砚式开始正式形成。

图 1 镇江东吴墓出土灰陶砚

图2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瓷砚

东晋以后至南朝初年，辟雍砚在前期的基础之上，器物整体造型加高，砚池加深，砚面普遍采用弧形凸起，开始具有了辟雍砚的基本特征。南京司家山谢球、王德光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瓷三足砚（图3），三兽首足，砚面稍上凸^[19]。这一时期，弧形砚面和“V”形砚池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贮墨和援笔功能的分离，砚足的增高，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暖砚的需要。

图3 南京司家山谢球、王德光夫妇合葬墓出土瓷砚

南北朝时期，辟雍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砚面的弧形凸起更高，略呈馒头状，墨渠更深，如南京郊区对门山南朝墓出土的青瓷三足砚（图4），底部已呈明显上弧状^[20]。个别砚面在弧形凸起部作较小的平台，显示砚面自馒头形向圆台形的过渡。多足砚数量骤然增多，砚足数量增加，以下置六至十足兽足最为流行。安阳北齐贾进墓出土的青釉多足瓷砚（图5），砚面上鼓初现圆台状，其下附八个蹄状足^[21]，是这一时期辟雍砚的典型形制。同时，这一时期，新出现圈足砚形制，如安陆黄金山出土的陶砚(图6)，圈足外撇，足上有八个圆形镂空^[22]。应为在蹄足的基础上，适应暖砚需求而做。

图4 南京郊区对门山南朝墓出土青瓷三足砚

图5 安阳北齐贾进墓出土青釉多足瓷砚

图6 安陆黄金山南朝墓出土陶砚

图7 安阳桥隋墓出土青釉瓷砚

发展到隋唐，辟雍砚亦到达其鼎盛时期，也是辟雍砚造型最具特征，制作也最为精细的时期。砚面进一步由馒头形向平台形过渡并于唐代成为定式，与此相适应，墨渠亦向直、深方向发展，断面由“V”最终发展为“U”形。多足砚数量增加且足的数量多超过10个，至盛唐时甚至超过20个，以蹄足和珠足最为常见。河南安阳安阳桥隋墓出土的青釉瓷砚（图7）带盖，圆形，砚内面上凸形成形成圆台，下附间隔相等的十七个马蹄形足^[23]。此时的砚面已脱离了馒头状凸起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平台状。安阳置度村隋墓出土的一套青釉侍女俑，其中一人手捧瓷砚^[24]（图8），与安阳博物馆藏青釉辟雍砚及安阳桥隋墓出土青釉瓷砚形制相同，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此类砚式在隋代的盛行程度。

图8 安阳置度村隋墓出土捧砚侍女俑

至唐代时，辟雍砚砚面已形成了典型的平台状，且砚渠形成为典型的“U”形。初唐时期唐乾陵长乐公主墓出土的辟雍砚（图9），台面呈平台状，墨池在“V”形的基础上加深加宽，还带有明显的隋代风格^[25] 。

图9 昭陵长乐公主墓出土辟雍砚

江西丰城市曲江寺前山洪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多足砚（图10），砚面凸起呈平台状，墨渠深且直断面呈“U”形，外壁贴塑20余蹄足，一侧还贴塑一对笔插^[26]，是唐代辟雍砚成熟期的典型形制。洛阳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瓷砚，砚盘呈圆形，盘内周沿有一圈凹槽，盘外沿突起两孔笔插，下附21蹄足^[27]，与前述洪州窑遗址出土青瓷多足砚形制基本一致。圈足砚在这一时期继续流行，砚面和墨渠则展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福建永春县城关镇永徽二年（651年）墓出土青釉划花砚^[28]（图11），平台形砚面和“U”形砚渠与江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多足砚极为一致。郑州中原制药厂出土的陶砚^[29]（图12），亦具有极为明显的平台形砚面与“U”形砚渠。这一时期，多足下附环状垫圈的连台式砚于隋初出现并在随后大量流行，应是受圈足砚和多足砚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郑州西陈庄唐墓出土的瓷砚^[30]（图13），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平台形砚面略下凹，更有利于援笔；直而深的“U”形墨渠，同样使贮墨更为方便。

图10洪州窑遗址出土青釉多足砚

图11 福建永春永徽二年墓出土青瓷砚

图12郑州中原制药厂唐墓出土陶砚

图13 郑州西陈庄唐墓出土瓷砚

唐代后期，由于大量优质石材的开采，端砚、歙砚、洮河砚相继开发出来并日渐盛行，成为我国石质砚台称雄后世的开端^[31]。同时，隋唐以后桌案的兴起与普遍使用导致了人们伏案书写方式的固定，砚台多置于书案之上，对砚台之底部亦不再有附足以适应场地变化的要求，平台砚逐渐代替有足砚成为主流，多足的陶瓷辟雍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三国两晋至盛唐期间极具时代风格的一种典型砚式。

相州窑

相州窑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郊洹河安阳桥南岸。就1974年试掘结果来看，窑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阔约260米，面积达91，000平方米，堆积层一般厚1米左右。结合最近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其面积要远大于此。相州窑源于北朝、兴盛于隋，衰落于唐，是中国北方早期青瓷烧造的代表窑口之一，解决了中国北方部分早期青瓷烧造起源与时代问题。相州窑是北方较早烧制白釉瓷器的窑址之一，为解决北方白瓷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其最早采用白色护胎釉工艺，是我国制瓷工艺的新成就。

相州窑瓷器最早伴随着殷墟的考古发掘而出现。1929年，在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隋仁寿三年（603年）卜仁墓。墓中出土高足盘、碗、罐等青瓷器，这是安阳地区隋代青瓷的首次发现。此后至建国前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共发掘隋墓175座，1966-1975年在殷墟亦发掘有29座隋墓。殷墟以外的安阳其它地区，亦不断有隋墓及隋代瓷器的出土，如1956年发现的安阳琪村隋开皇十六年魏镇远将军郑平墓、1958年濮阳北齐武平六年车骑将军李云墓、1959年安阳豫北纱厂隋开皇十五年征虏将军张盛墓、1971年安阳洪河屯北齐武平六年骠骑大将军范粹墓、1971年安阳县安丰乡隋开皇九年宋循墓、1975年安阳市活水村隋开皇七年韩邕墓、1983年安阳市市建七公司隋墓、1986年安阳桥隋墓、1993年安阳市胜利小区隋墓、2008年安阳置度村隋墓等。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瓷器，从釉色器形看与1974年安阳洹水南岸瓷窑窑址试掘出土同类瓷器标本基本一致，因此可判定为安阳相州窑产品。

 综合相州窑窑址及安阳地区部分北朝及隋代墓葬出土瓷器来看，相州窑器物器类以盘、罐、碗、杯等日常器物为主，兼有一部分日用器物模型；器物胎壁较厚，胎质细腻；釉色以青釉为主，青中带绿、青中闪黄以及青灰、青褐等色，个别器物青色极浅已近白釉；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和贴塑等，纹饰多以简单、质朴为主要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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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安阳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致力于文物、博物馆及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