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黄升鼎 - 河南博物院

克黄升鼎

文物名片

克黄升鼎，青铜器，春秋中期文物，器物通高46厘米，口径26厘米，重4.3千克，1990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和尚岭一号墓出土。

深度品鉴

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和尚岭一号墓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由于该墓曾多次被盗，残存随葬器物252件，其中铜鼎六件，两件鼎的底部铸有铭文“克黄之”四字，两件克黄升鼎形制相同。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克黄升鼎即为其中之一。该鼎无盖，侈口，口沿外折，口沿上一对长方形的立耳，外撇；束腰，腹部微鼓；平底，三兽蹄足。该鼎前后有一对扁兽形扉棱，双耳装饰三角纹，颈部装饰蟠虺纹，腰部饰一周绹索纹，其上饰一周宽带状蟠螭纹，其下饰两排垂鳞纹，蹄足上部饰浮雕兽面。（图一）

图一克黄升鼎线描图

该鼎是标准的春秋中期楚式鼎，证据有二：

其一，鼎内底部正中有“克黄之”（图二）四字铭文。铭文中提到的“克黄”是楚国箴尹“克黄”。据《左传》记载：“宣公四年，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而自拘于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这说明克黄为一人名，是楚国高级官员。该鼎为克黄之鼎，所以毫无疑问是楚鼎。

其二，《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克黄在宣公四年改名为“生”，宣公四年即公元前605年，该鼎铭文中用的是“克黄”旧名，据此断定“克黄鼎”应铸于公元前605年“克黄”改名为“生”之前。

图二克黄升鼎内的铭文“克黄之 ”

出土的两件底部铸有“克黄之”铭文的鼎是克黄升鼎，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应是列鼎中的两件，根据《左传》的记载，依克黄的身份及周代的列鼎制度，该墓随葬列鼎肯定不止两件，其余几件不知流落何方。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克黄升鼎为Ⅰ式鼎其中之一。

克黄升鼎的出土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一段楚国箴尹克黄忠君爱国的故事，更为研究淅川和尚岭一号墓葬的具体年代、当时的青铜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文化解读

在中国，鼎的历史悠久，最初为烹煮食物的炊具，商周之际成为礼器的核心，既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又可“明尊卑，别上下”，是阶级等级的标志。所谓楚式鼎的概念，指由楚人创造的，并在楚民族中或主要在楚民族中使用一定时间、具有独特个性的鼎的形式。出土于南阳市淅川县和尚岭一号墓的这件克黄升鼎即是典型的春秋中期楚式鼎的代表。

关于升鼎，东汉郑玄对《仪礼•士冠礼》“若杀，则特豚，载合升” 一句的注释是“煮于镬曰亨（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载”。《仪礼•有司彻》记载：“卒熟，乃升羊、豕、鱼三鼎。”据此可知。春秋时期鼎至少分为两种，一种用来烹煮，叫镬鼎，一种用来盛放，叫升鼎。把煮熟的肉盛在另一种鼎内，这种动作叫“升”，升鼎之名应由此而来。古代贵族用鼎以“升鼎”为中心，因此有人把它称为“正鼎”。

春秋早期的鼎，鼎的风格通常直接沿袭西周简朴庄重的作风，像西周时期圆腹铜鼎如大克鼎（图三）、毛公鼎（图四）等典型样式，楚式升鼎毫无疑问是一次艺术上的创新。楚式升鼎的主要特征在于束腰、平底、外撇耳，器身内收，其器形既威武雄强，又具有灵动张扬的效果。

图三大克鼎

图四毛公鼎

特征一：束腰。束腰收腹是对鼎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器形的一项大胆突破。特别是富于曲线变化的束腰S形，中束绦带，反映了楚人对灵巧、生动的喜好。同时，束腰的设计也是基于实用功能上的考虑。由于祭祀和礼仪活动性质隆重，盛放物品，无论是供神灵、先祖或是宾客享用，更为注重观赏效果。束腰的设计使升鼎的实用空间变小，而视觉空间则很大，只需盛放少量牲肉便可获得丰盛隆重的视觉效果，从而利用错觉以达到以小充大、以少为多的目的。特征二：平底。商周以来传统鼎的形制中，方鼎一般为平底，而圆鼎一般采用圜底。但圆形的升鼎却在以圆弧线为主的器形中，引入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腹底由圜变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圆弧线形成对比，刚柔相济，视觉效果丰富，节奏鲜明强烈。特征三：外撇耳。鼎耳的功能是承重，在取用鼎内食物时与鼎钩配合，便于将鼎钩起（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过这类与鼎耳配合使用的鼎钩）。升鼎一对外撇呈放射状的弧形耳，从力学角度看鼎耳以如此大的角度外撇，或与抬运受力方式有关，同时也是为了获得一种区别于传统铜鼎造型的全新艺术形象。外撇的双耳赋予了凝重的大鼎以向上张扬的态势和灵巧生动的感觉。楚式升鼎这种有别于传统造型的全新工艺形象，既是狂放不羁的楚人大胆创新的结果，也是国势强盛后的楚人与中原诸国分庭抗礼之下的时代产物。

楚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楚文化以江汉地区为中心，是楚人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综合影响下，创造出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独特的文化类型。楚人崇尚大自然和生命运动之美，追求鲜明的色彩和繁复的造型，在艺术创造中，对变形、夸张的手法用得很多，基本上摆脱了具象模拟的羁绊，相对于中原文化较粗犷、雄浑、厚重等阳刚之美的特征，楚文化柔中有刚，蕴含着一种泼辣的生命力。楚文化这种特征是在上古楚地这一特殊的地理及人文环境里生长发育起来的风俗事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馑之患。”这种相对容易生存的自然环境为楚人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先秦时期，由于楚地位于荒僻的江汉之滨，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楚民族文化心理上“僻陋在夷”，同时又别于中原诸夏的独立感。因此，相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讲，周代礼制对楚人束缚相对较少，本质异化不如中原显著，比较多地保留了对氏族社会的回忆，人的个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施展，从而塑造出怪诞奇谲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

比较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崛起。从出土的大量实物看，楚式升鼎既有自身的特征，同时也受到了周边文化的影响。现列举已出土的部分楚式升鼎，以飨读者。

1978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出土的春秋中晚期王子午鼎（图五），共七件，其中一件口径66厘米，高76厘米。该鼎身为束腰平底状，侈耳、蹄足，口沿攀附6条龙形怪兽，器腹满饰半浮雕的夔纹和窃曲纹。内腹与盖铸有盟祀铭文85字。

图五河南省淅川县下寺出土的王子午鼎

1955年，安徽省寿县蔡昭侯墓出土的春秋晚期蔡侯升鼎（图六），共出土七件，大小不一。其中一件通高46.5厘米，口径44厘米，该器束腰，平底，蹄足，鼎耳外撇，无盖，纹饰较简朴，口沿下饰密点纹，腹部束腰处为一道弦纹，有六个云片状的扉棱。内壁有六字铭文。

图六安徽省寿县蔡昭侯墓出土的蔡侯升鼎

1978年，湖北省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曾侯乙升鼎（图七），战国早期，通高35.2厘米、底径42.2厘米。该器侈口，方唇，耳弧形外撇，浅腹，束腰，平底，兽蹄形足，中腰有凸弦纹带，腹外有四条对称的圆雕龙形附饰，龙口衔鼎沿，躯体饰鳞纹和云纹。腹部有镶嵌纹饰，内铸铭文七字。

图七湖北省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曾侯乙升鼎

1933年，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的铸客升鼎（图八），战国，通高51厘米，口径48厘米。该器圆口，直壁，束腰，平底，蹄足。双耳外侈。腹有四兽，攀援直上，作向内探视状。腹饰羽纹，足根作兽首状。口沿有九字铭文。

图八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的铸客升鼎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此类升鼎多出土于楚墓或与楚国有密切关系的汉淮诸国墓葬，如曾国、蔡国等，这与楚国国势日强、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时期逐渐控制这一地域，树立了鲜明的楚文化特色有关。

从器型来看，四件升鼎均具有束腰平底、双耳外撇等特点，体现了这一时期楚式升鼎的典型特征。北方及中原的鼎足较矮，且越到晚期器足越矮，楚式升鼎的变化却刚好相反，呈越来越高之势。春秋时期的楚式升鼎，多有扉棱，鼎外部的装饰纹饰较繁缛复杂；战国期间的楚式升鼎相对比较简洁。

从年代来看，克黄升鼎时代明确，铸造于公元前605年之前，时代早于其余诸鼎。因此，克黄升鼎器形典型，是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楚式升鼎，同时也成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断代标准器。

趣味猜想

现在经常在寺庙中见到的“香炉”，与本文讲到的鼎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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