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釉陶鸮壶 - 河南博物院

红绿釉陶鸮壶

文物名片

红绿釉陶鸮壶，陶器，汉代，两壶均通高17.5厘米，腹围34.00厘米，河南省济源泗涧沟汉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鉴

1969年11月到12月，河南省博物馆和新乡市文化部门在济源轵城南约两公里的泗涧沟进行汉代墓葬发掘，出土一批丰富的随葬器物，其中鸮形壶、龟座博山炉、陶碓和风车、桃都树等陶器极具特色。编号为M16的西汉后期墓葬为一座长方形的单室墓，通长3.37米、宽1.9米、高1.7米，方向为南偏西10度。墓葬出土2件红绿釉陶鸮壶，两件鸮形陶壶并列放置在棺的东侧中部^[1]。

这两件鸮壶大小尺寸一致，均为泥质红陶，头部施以红褐釉，背和腹部施绿釉，双翅施黄绿釉，并塑有羽毛状的纹饰，平底。壶整体呈静立站姿的鸮鸟形象，为；圆而大的脸上，双目圆睁，注视前方，双耳呈略不对称式竖起，似在警戒，嘴短粗前端成下钩状；尾部着地，身体部分塑出双翅和爪，胸前和双翅塑有羽毛，呈波浪状，造型栩栩如生。这两件鸮壶的壶首与壶身并非一体，鸟身即是壶体，内部中空，头部即是壶盖，有子母口，可转动或与壶身盖合，构思巧妙（图1、2）。发掘出土时，前胸无刻画羽毛装饰的鸮壶基本完整，另一件壶头部残损，经修复复原。

图1 陶鸮壶头部壶盖接口

图2 陶鸮壶贴塑羽毛细节

这两件陶鸮壶壶体圆润饱满，十分形象的模拟了鸮鸟站立的姿态，壶首部塑造精致写实，一反汉代以前鸮鸟形象敏锐狞厉的威严之感，反而多了一分淳朴的生活气息，反映汉代鸮形象与商周时期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

文化解读

鸮，俗名猫头鹰，古称鸱、枭、鸱鸺、鸱鸮、鸱枭、服鸟等。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鸟类之一。鸮在生物习性上以鼠类为主要食物，昼伏夜出，善闻死腐动物之气，鸣叫声凄厉，飞行时无声，因此在人类眼中充满神秘感。

鸮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始终和人类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欧洲，人们普遍对鸮鸟抱有友好和喜爱的态度。古希腊人对鸮非常崇拜，认为它是智慧的象征，同时也是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和化身；加拿大温哥华印第安人的后裔仍保留鸮的图腾，不但有大型木雕的鸮形象，而且有模仿鸮捕获猎物的舞蹈；英国人认为鸮智商高超，能够通晓人类的感情和语言。在亚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鸮的态度褒贬不一，反差极大，有的将其视作幸福、美满的象征，有的则视其为不祥和恐怖的化身。在日本，日语“鸮”的发音谐音与“福”接近，人们称它为福鸟。而在印度和中国，人们通常把鸮视为不祥之物，厌恶和惧怕。

鸮在中国的形象演化，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神圣、被崇拜的动物到被视为不祥恶鸟的过程。

早在新石器时期，鸮的地位非常高崇，被人们看做一种神圣的动物，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通过模仿鸮鸟的形态来制造不同材质的祭器。1979年，辽宁朝阳市牛河梁村发现一座距今55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遗址范围内的女神庙出土了一件精美绝伦的玉鸮，整件玉鸮运用玉雕阴刻的手法，寥寥数笔，表现出鸮鸟眼大喙尖、展翅飞翔的状态，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以鸮为题材的玉质艺术品（图3）。陕西西华县出土的仰韶文化红陶猫头鹰头，双目圆睁，眼眶一周饰锯齿纹，喙长而内钩，双耳缺失，头部满饰的锥刺状纹酷似羽毛，栩栩如生（图4）。除此以外，红山文化出土的大量玉鸮、绿松石鸮，陕西华县出土仰韶文化巨型陶鸮鼎，甘肃、青海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鸮面陶罐，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的陶鸮塑像等大量的鸮形祭祀用器，是鸮被人们纳入原始宗教的体现，表明鸮鸟是普遍和重要的崇拜对象。

图3 辽宁牛河梁女神庙玉鸮

图4 陕西西华县仰韶文化红陶猫头鹰头

进入商代以后，鸮鸟的形象更加突出而广泛地出现在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等多种材料的器物上（图5），铜鸮形器、玉鸮、石鸮等鸮形制品被作为具有祭祀礼天功能的礼器和祭器。在商代较高级别的墓葬中，往往会有鸮尊和鸮卣的出现。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鸮尊，铸工精湛、姿态生动，通体布满饕餮、云雷、羽、蝉等8种纹样，反映出庄严狞厉的审美倾向和强烈而浓厚的宗教色彩（图6）。仅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有玉鸮牌饰、鸮形玉梳、鸮形玉雕等多件。与此同时，在数量众多的青铜器上也饰有惟妙惟肖的鸮形纹饰，繁缛精致，也都是商人敬鸮尚鸮的体现。

图5 殷墟妇好墓玉鸮

图6 殷墟妇好墓鸮尊

西周初期以后，鸮的形象逐渐减少，不再制作为青铜礼器，只加工成小型玉器，这可能与周灭商的原因有关。战国时期，鸮逐渐演变成为邪恶的象征，《诗经·鸱枭》云“鸱枭，鸱枭，既坏我子，无毁我室”，说明当时人们对鸮怀有了厌恶、恐怖之感。

汉代中原地区人们认为鸮鸟不祥不孝，会给人带来厄运和灾难。《汉书·杨雄列传》“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是人们认为鸮鸟带来灾祸的记载。《说文解字》中“枭，不孝鸟也。”，以及《正字通·木部》“枭，鸟生炎州，母妪子百日，羽翼长，从母索食，食母而飞”的记载，都是汉人把鸮鸟看做不肖恶鸟的佐证^[2]。汉代以孝治天下，忠孝是当时人们所奉行的重要准则，对鸮“不孝”“不忠”的厌恶、畏惧大概是造成汉初人们大量捕杀鸮鸟主要的原因。

随葬鸮俑和鸮壶的风俗起源于西汉，发端在统治中心区的中原河南、山西、山东地区，汉王朝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过程中，这一风俗对内蒙古、宁夏等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图7）。东郡，西汉时位于现在河南省东北部、山西南部和山东省西部部分地区，多鸮鸟出没，《史记·孝武本纪》引三国魏如淳注：“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3]因而，当时这些地区有对鸮鸟灭其族、俑而葬之辟邪的习俗。河南新乡，西汉时期属河内郡，东侧紧邻东郡，受到东郡地区影响，西汉时期捕杀鸮鸟的风气兴盛，因而发掘鸮形器较多^[4]。

内蒙古磴口地区，古代地理位置上位于秦汉长城之内，西汉属朔方郡临戎县。汉武帝征伐匈奴之后，继而在昭帝、宣帝和元帝时期，陆续移民150 万人在周边地区屯田、戍边^[5]。这些内地迁徙而来的汉人及其后代，沿袭了原有汉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并影响着当地民族的生活。磴口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数量较多，汉文化中恶鸮的观念，以及中原地区以鸮形器随葬的习俗在这一地区得以延续。

西汉早期和中期，随葬鸮俑体型较瘦长，比较接近真实鸮鸟的体态，显得庄严，作为墓主人在冥间降魔驱邪的镇墓之用。到西汉晚期，由于大量捕杀，东郡及周边地区鸮鸟数量急剧减少，这一时期以鸮俑随葬的现象也较为少见。由于鸮鸟锐减，鼠作为鸮的食物，数量反而增多为患, 加之这一时期汉墓中的明器多随葬模型化的生活用陶器，人们把鸮善于捕鼠的特性融入对鸮俑功能的改进，形成肥硕中空的鸮壶，寓意为盛放粮食的陶器，以期防范鼠患，使墓主人在冥间生活富足无忧。东汉初期，出土鸮形器的墓葬锐减，鸮形器逐渐绝迹。

图7 宁夏银川汉墓陶鸮俑

比较研究

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鸮形器主要有鸮俑和鸮壶两种，分布地域也相对集中。根据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全国汉墓出土鸮俑和鸮壶约有120多件，集中在河南、山西、内蒙古三省，山东、宁夏也有几件出土。其中，河南地区主要的出土地点是新乡，也涉及到济源、三门峡、灵宝；山西主要出土在侯马地区，内蒙古主要在磴口县境内。汉墓出土的鸮壶数量较少，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仅60多件^[6]。

从汉代墓葬发掘情况来看，河南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鸮俑和鸮壶总数最多，河南地区出土的鸮俑较多，鸮壶较少，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鸮壶较多，鸮俑罕见。河南地区一座汉代墓葬出土数件鸮俑的情况较多，个别墓葬出土1-2件鸮俑，出土鸮壶基本是一墓1件；内蒙古磴口县境内出土鸮壶一般是一墓1件，个别墓葬一墓出土2件；山西侯马地区出土绝大多数为鸮俑，一般是一墓1件^[7]。

1950年至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辉县境内进行考古发掘，在琉璃阁发掘17座汉代墓葬，其中10座墓葬出土22件陶鸮壶（瓶），均手捏塑或模制，鸮头插入鸮身接口部，两足和尾部做三点支撑。模制的鸮身印有羽毛状纹样。（图8）^[8]。

图8 辉县琉璃阁汉墓陶鸮壶

1992年9月，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209国道三门峡段与三门峡市晴山路交叉口立交桥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发现一批古代墓葬,其中有2座汉墓，一座编号为M4的西汉晚期墓葬出土1件陶鸮壶。该壶通高26厘米，为蹲式鸮形，壶口在头顶两立耳间，二眼圆睁，翅、尾紧贴于体自然下垂，羽纹用阴线刻出。泥质红陶，外饰绿釉，眼、耳、啄、腿等部位饰黄褐釉（图9）^[9]。

图9 三门峡汉墓鸮形陶壶

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一件西汉晚期黄釉鸮形双系带盖壶，通高21.5厘米，口径8.7厘米，出土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漫赖村。鸮壶为泥质陶胎，通体施黄釉，做蹲立之姿，壶头部即是壶盖，壶腹部为鸮身，平底下有三枚乳钉足。鸮头圆形，双目圆睁，注视前方，双耳呈略不对称式竖立，嘴短粗前端成下钩状；身体两侧贴塑双翅，没有刻画纹饰，双翅上方靠近脖颈处有两个突出的钮，有穿孔可系绳；壶体脖颈短粗，壶盖有子母口，可转动或与壶身盖合（图10）。这件鸮壶整体显得圆润肥硕，与河南泗涧沟出土的红绿釉陶鸮壶及其神似。

图10 内蒙古博物院黄釉鸮形双系带盖壶

1993年7到8月间，内蒙古磴口县金沙套海粮油基地规划区清理发掘出一批西汉晚期汉墓，出土11件陶鸮壶。这批鸮壶通高在14厘米到19厘米之间，呈站立或蹲踞式，圆鼓形壶身中空，扁圆形壶首，钩嘴圆目，壶头顶部开口，口上配有模印纹饰小盖。令人瞩目的是，鸮壶腹内多残留有谷黍朽壳（图11）^[10]。

图11 金沙套海汉墓鸮形陶壶

1992年10月和1993年6到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两次对磴口县纳林套海农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王莽至东汉时期墓葬45座，出土数件陶鸮壶。编号为Ｍ21的墓葬出土1件鸮壶。折肩鸮壶为泥质灰陶，陶壶通高17.6厘米，由头和身体两部分构成，形象较生动。鸮壶头部以半写实的手法做出鸮的嘴、眼睛和耳，头顶部开口，口上有一圆形小盖，上饰三蒂或四蒂；身体部分刻划鸮的翅膀和腿，壶底平坦，虽结构简单，但完整模拟了猫头鹰的姿态（图12）^[11]。

图12 纳林套海汉墓鸮形陶壶

1992年10到11月，内蒙古磴口县包尔陶勒盖农场清理发掘一批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汉墓，出土的一批陶鸮壶与纳林套海农场所出鸮壶极为相近。编号为M16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陶鸮壶，通高17.7厘米，由头和身体两部分构成。壶头顶部开口，口上有一伞形小盖，盖上饰山形纹，头部以半写实的手法做出鸮的嘴、眼睛和耳；身体部分圆鼓腹，腹侧刻划出翅膀和腿，身后有尾，壶底平坦（图13）^[12]。

图13 包尔陶勒盖汉墓陶鸮壶

那么，鸮壶的出土是否有规律可循？从出现时间上看，西汉早期，鸮形陶俑随葬年代最早的出现在河南新乡，山西、内蒙古没有发现鸮俑或鸮壶；西汉中期，继河南之后，山西侯马地区也发现鸮俑的随葬，且全部为鸮俑；西汉晚期，内蒙古河套地区才出现以鸮壶随葬的现象，并延续到东汉早期。从发掘数据来看，西汉早期到中期，河南地区出土鸮俑约45件，仅有鸮壶2件，山西侯马出土鸮俑11件；西汉晚期，河南地区出土鸮壶不到30件，并没有发现鸮俑；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内蒙古地区出土鸮壶约40件，没有发现鸮俑；宁夏、山东等地发现鸮俑零星数件。据此推断，汉代墓葬随葬鸮形器，从流行鸮俑到被鸮壶取代，大致经历了从河南逐渐向北传播，即由中原地区逐渐向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布的过程^[13]。

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通过对河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鸮壶比对，以鸮壶随葬的现象出现在西汉晚期，并延续到东汉早期是确切的。这一阶段公布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两个地区出土的陶鸮壶施釉非常罕见，大多数素面或彩绘装饰，手捏塑或模制，形象不是很整齐。大多数壶体高度大约在14厘米到19厘米的范围，个别体型较大，达20多厘米，造型上极为相似，都塑成或蹲或立的鸮形，扁圆脸敛颈，鼓腹中空，双翅收敛。不同的是，河南地区的鸮壶主要把整个头部作为壶盖，在颈部设置子母口供拆卸，内蒙古地区的鸮壶主要把头部的头顶作为壶盖。从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鸮形壶内有残余谷壳来看，相比中原地，该地区鸮壶有模拟实用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