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武汉音乐学院副校长、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幼平

现场听众

李幼平为观众签名

大晟钟为何物？为何取名“大晟”？它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据什么地位？为宋代宫廷雅乐起到什么作用？大晟钟与宋徽宗又有哪些故事？

11月4日下午，2017中原国学讲坛“文明向心-丝路传韵”系列讲座在河南博物院西配楼二楼精彩开启。特邀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幼平作了题为《宋徽宗与大晟钟的不解因缘》的专题讲座。讲座现场，李幼平以宋徽宗所铸大晟钟为例，为大家详细讲述政治上的昏德公在音乐领域上所展现出的高超的艺术睿智。李幼平精彩幽默的语言、生动贴切的分析，不时赢得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宋徽宗与北宋文化政治的复古追求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周礼》明确记载，周代贵族分为王、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金石乐悬分别对应四面宫悬、三面轩悬、两面判悬和一面特悬。所用的乐舞人数，所用的鼎、簋礼器，也都有其相应的规定。

李幼平解释道，在已经出土发现的大量图像资料中，无论是祭祀活动还是宫廷宴饮，钟、磬都不可缺少，金石之声是很重要的礼器，是贵族身份等级的代表。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崇古、复古思潮盛行并达到高峰的历史阶段之一。北宋建隆二年正月，皇帝御崇元殿朝贺，设宫悬、奏雅乐。宋代关于编钟的研究与使用，也就顺理成章而成了宋代政治生活与雅乐复兴的中心话题。

关于宋徽宗的新乐。李幼平说：“宋代文献史料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那就是《宋史·乐志》开篇所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为什么要改，改的基础是什么，所体现的历史特点是什么？制定新乐就是要对宫廷雅乐予以复兴，改革既有雅乐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承认它、让社会使用它。这是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观点。”

大晟钟与大声雅乐编钟

崇宁二年，陈暘献《乐书》；崇宁三年，魏汉津献指律之法。李幼平解释道，“献指律之法”——是一个名叫魏汉津的道士以皇帝的手指头为依据制定十二律。皇帝的三个手指头加在一起就是九寸，长度九寸的律管吹出的音高就是黄钟——宫廷雅乐的标准音高！李幼平认为，这种声律理论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胡闹，可它确实产生了适用于当时宫廷雅乐演奏的大晟新律的黄钟音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应天府出土了六件铭刻有“宋公戌”文字的编钟。成书较早的《考古图》中没有这六件钟，在《宣和博古图》中就收录了。于是，以当时最新考古成果宋公戌钟为参照，完成了大晟钟的制作。

崇宁四年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赐名大晟，置府建官；大观元年五月，诏颁新乐于天下；大观二年，诏令新造乐器赴州按协新律；大观四年四月，颁大晟乐尺于天下；政和七年二月，赐高丽雅乐，并诏许习教。

然而，大晟钟问世不久，北宋王朝就覆灭了，大晟钟也随着宋王朝的衰败而流落到世界各地。李幼平讲到，从 1997 年到现在，我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收集到了散落、收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晟钟遗物三十余件，而且对绝大多数实物进行了现场考察，尤其是音乐音响采样、分析和研究。对大晟钟的铸钟新法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钟分三种，各自成组；

第二，一钟一音，对应律名而成编；

第三，各组编钟大小相同、壁厚与重量相异并成编；

第四，宫架四面悬钟，每面三组、共12组；

第五，铸造设计时，采用每组28件，分别由正声12件、中声12件、清声4件的方式构成，一套12组、数量达336件！

第六，实际使用时，则候气而用钟，由正声、中声各12件分别与清声构成16件一组分两层悬挂架上。

昏德VS睿智——宋徽宗暨大晟钟辨证

通过复原性重制实验，李幼平认为，小型钟与中型钟并非为了音域上的拓展、衔接而设计，而是同一音域的重复再现！显然，其使用场所需求之政治功能性要求更为突出，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大晟钟的“律器”功能，较之于乐器功能而言，要更为明显。

因此总结来讲，大晟钟的政治功能：即为复原礼制、复古雅乐；大晟钟的乐器功能：各组编钟音域适中，但全套编钟音域狭窄而“无意义重复”，并非乐器；故大晟钟的真正功能则是：统一音高——音乐历史上具有统一度量衡的意义：雅名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