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讲授《商周之更迭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引发的思考》   河南博物院多功能厅座无虚席

宝鸡是周秦文明的龙兴之地，同时也是公认的“青铜器之乡”。自西汉年间出土的西汉青铜器“尸臣鼎”，到晚清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两千多年来，这里出土的青铜器达到数以万计。石鼓山西周墓葬群，尤其是三号墓葬自2012年6月偶然发现以来，经过两年的发掘整理，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珍贵的青铜器，其中不乏带有珍贵史料价值的青铜铭文。他们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探寻西周早期商末周初的文明形态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9月19日下午，由河南博物院、中原国学讲坛主办，河南嵩阳文化承办，大河网支持的“文明向心——揭秘中国”系列讲座第三十一讲在河南博物院开讲。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老师在讲座中以考古学的角度为出发点，对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使大家对西周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的概况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位于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共三座墓，其中M1、M2已遭破坏，M3保存基本完整。M3墓葬的随葬器物中，铜礼器14类31件，兵器30件，另有车马器和工具数件。M4号墓中仅有铜礼器11类50件，但未发现兵器、车马器和工具，这就说明M4号墓中的墓主人应该是女性，因为女性的墓葬中基本上是没有兵器的。

徐天进老师说：“此次宝鸡石鼓山西周墓的发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个人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因为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保存相对完整、随葬品丰富，易引人注目；第二，墓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特殊葬俗（多壁龛）所引发的羌戎之辩，引发了人们的兴趣；第三，就是年代的重要性，它处在商到周更迭的时间段上，好多铜器单独拿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东西是商人的东西，还是周人的东西。其实，这个墓葬的随葬品不管是铜器也好，陶器也好，它呈现出来的特征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商周王朝更替前后的东西。”

宝鸡石鼓山M3墓的出土状况

当我们面临一个墓葬的时候，考古学家首先关心的就是它的年代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同时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空间的学问。时间和空间始终是考古学家，必须首先要考虑的两个问题。徐天进说，同样的一座墓葬，出土在宝鸡和出土在安阳，它的意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首先就要确定年代的问题，第二个是墓主人是谁，什么时候的，什么身份等等。这个谁也是有好多种的，男的女的是一种，年龄大小是一种，我们说生物学人的特征是一种，还有社会学的身份特征又是另外一种。所以这些问题，考古学家应该通过怎样的一些材料，给它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是很重要的，考古学的方法就是对随葬物品和葬俗进行认真详细地分析和解读，尽最大的可能去还原墓葬的真实情况。

徐天进继续讲道，宝鸡石鼓山M3墓葬属西周初年，但是关于墓主人的问题，我认为属羌戎集团的可能性更大，但族徽“户”应该不是墓主人的族氏，更大的可能性仍属商人集团。具体理由就是：其一，该墓出土铜器共有族徽者15件，12种，其中有些曾见于安阳出土或传世铜器，多属商器；其二，周人少有确证其用族徽之例；其三，禁及“户”卣不能证明和墓主人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在若干族徽同时出现于同一墓葬的时候；其四，这些铜器的铸造地应该在安阳，属商人所有；其五，随葬高领袋足鬲并伴出青铜器的墓葬曾发现过一些，但极少有铭文。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是来自于商王朝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得到的这些铜器呢，很大的可能就是周人灭了商之后，把商王朝大量的铜器，掠夺了。就跟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把我们的圆明园的东西大量的拿到了欧洲是一样的道理。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引发的思考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它为重新讨论上世纪初在宝鸡戴家湾（斗鸡台）被盗掘的铜器群的年代和族属问题、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的终止时间问题，同时也是商末周初青铜器的分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徐天进最后说：“通过对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的讲解，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铜器的年代不完全等于墓葬的年代，铜器的制作者不等于墓主人。但是，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将其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深入了解其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研究新的考古发掘材料，才能为传世铜器的研究提供最为可靠的科学依据。”

讲座嘉宾：

徐天进，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和公众考古学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陕西耀县北村遗址、铜川王家河墓地、绥德薛家渠遗址、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陕西周原遗址、发现周公庙西周甲骨文并长期主持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先后主持编写《考古探秘》、《吉金铸国史》、《弓鱼国玉器》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