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这也让“理事会”这个以往多见于政治和经济界的组织机构，陡然间进入了文化界的范畴。山东、上海、河北、湖南、内蒙古等地，均提出要在公益性文化单位引入法人治理结构。然而，对于管理机制一直以来相对稳定的文化场馆，当如休构建理事会？该吸纳哪些人员参加？应如何发挥作用？似乎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答。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国内几家已开始试行理事会制度的文化机构，试图了解理事会的运行情况及其之于文化场馆的作用。

理事会，即“协商、征求意见或讨论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也可指经选举或任命构成、拥有一定权利的组织。”同样来源于西方的理事会制度与董事会、股份制基金会不同，其内部的各位理事（含法人理事）并非按照投资比例享有大小不等的投票权，而是拥有平等的权利，实行协商与民主投票来确定各项事务。目前，我国已有的理事会主要集中在各类政府机构、企业内部和社会非营利团体中，如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各级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会等，在文化场馆的管理机制中，尚难觅理事会制度的身影。

谁在试水理事会制度

1986年成立的厦门少年儿童图书馆，建馆之初即设立了董事会，虽名为董事会，但其运作机制和作用更接近于理事会，这也是记者了解到的近年来最早试行理事会制度的公共图书馆。

地处改革开放的桥头堡，2012年，广东省的广州图书馆和顺德文化艺术中心也开始试水理事会制度。

广州图书馆为广州市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第二批试点单位之一，理事会制度成为这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图书馆改革的突破口。成立于2012年7月的广州图书馆理事会，共有15名成员，其中近3成是政府机构代表，如来自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的代表；近3成是社会成员代表，如来自文化艺术界、大众服务和专业服务范畴等领域的代表；其余则是图书馆人员代表，例如馆长、管理层和馆员代表和职工代表等。从人员构成上来说，尽可能地体现了公共利益。理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定期会议，并视需要召开不定期会议。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首批试点成立的法定机构，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文艺中心”）也于2012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2012年6月由顺德区人大委员会通过的《佛山市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管理规定》显示，理事会是“文艺中心”的决策和监督机构，负责审议该中心的发展规划、重大业务开展计划，可以审议决定本机构的内设机构设置、用人计划、薪酬分配，并可以根据需要，提出机构变更和职能调整的建议。虽然规定仍需接受区文体旅游局、相关政策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但目前13名理事中，仅有两人为政府部门代表，其余来自区内文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向十分明显。

如何调和与现有机制间的冲突

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厦门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董事会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资源和资金支持方面，一度给予了图书馆不小的帮助。但随着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成熟，以及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入，董事会的职能已逐渐被弱化。

厦门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黄天助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文化场馆中引入理事会制度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在落实过程中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比如理事会的成员组成标准、社会成员与政府成员的比例、具体管理机制等都需要细细研究，同时，如何在理事会建立过程中更好地服务读者，以及处理与现有机制的冲突也值得关注。”

而广州图书馆理事会的整体框架虽已搭建完成，但对于许多需要整体统筹和推进的核心内容，尚未形成完整的配套方案和制度。目前广州图书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仍然在广州市文广新局，业务或其他事情的决策权则由文广新局和理事会共同决定。

广州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坦言：“目前除了编办和主管部门外，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都还没有参与进来，感觉有点像是单兵作战，再加上决策上的双轨制，（理事会）实质性的东西比较少，有无明显的成效暂时还很难讲。”

同时他也对此表示充分理解，毕竟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事、财政、管理层等方方面面，必须形成系统方案和配套制度，并逐渐进行权利让渡，才能切实可行地推进。

理事多元化需不需要有度

相比之下，新成立的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显得更为轻便，其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创排文艺节目、管理顺德艺术场馆的工作性质，似乎也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理事会，在基因上有着一种先天的吻合。

据“文艺中心”相关人员介绍，尽管资金主要源于政府拨款，但是在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政府对理事会的决定并没有太多干涉，仅仅是给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导，并通过考核指标来评定理事会的运行水平，因此，理事会的作用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在谈及理事会制度的优势时，该工作人员表示，理事会可以对文化场馆的运营管理进行宏观的把握，对过程进行监督，对活动的成效进行总结和分析。而理事会成员的“多元化”，令他们获益匪浅。“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包括美术、音乐、摄影、演出经纪、唱片等行业的专家，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他们的共同参与对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举办活动起到良好作用。比如推荐或介绍一些演艺资源，牵线与社会企业投入资金，挖掘优秀的演出项目等，理事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州图书馆方面也表示，理事会制度最值得借鉴的部分是理事成员的多样化。但黄天助不赞成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吸收过多文化领域的大家名家，而是倾向于由读者和图书馆领域专业人士组成理事会。“作为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和数字系统才是最主要的职责。如果最后变成了举办书画、摄影活动的场地，与图书馆安静读书的氛围反而是不相适应的。”

文化场馆理事会时代何时到来

“我想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理事会的推行速度应该会快起来，这样也可以进一步激发理事会成员的活力，敦促我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广州图书馆理事会的一位成员接受采访时表示。

而在去年举办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山东，探索实施文化场馆管理理事会制度也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介绍，在“十艺节”筹办时期，山东新建、改扩建了大批文化场馆，节后场馆的后续利用问题一直是山东考虑的重点。“为此，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征求群众意见情况，我们决定探索实施公共文化场馆法人治理结构和理事会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和运营机构，破解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率不高这一难题。”

2013年3月，山东省文化系统在全国率先实施“大师引进工程”——许嘉璐、单霁翔、王文章、刘大为分别被聘为山东省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名誉馆长。徐向红透露，此次山东将结合“大师引进工程”，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家、各界群众参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美术馆等文化场馆管理。

徐向红表示，未来山东将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公益性文化场馆管理的公益属性，同时引入社会力量，以绩效为导向，以专业化为特色，建立“政府—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群众代表”参与的共管机制，建立起灵活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以群众艺术馆为例。我们挑选部分群众担任代表，定期交流沟通，将群众的文化需求反映给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政府、社会机构、专业人士、群众代表组成，讨论决定后就可以实施某项活动，承担法律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能最大程度满足百姓需求。”

另据报道，湖南也将在今年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中试点理事会制度，河北今年将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湖南将培育和发展文化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也将建立理事会。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涂可国认为，法人治理结构及理事会决策制度最大的亮点在于突出了专业管理和民间参与，加强了场馆的决策、管理能力，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意义重大。

在采访中，也有专家表示，由于管理机制、所有权及资金等问题，尽管理事会制度迅速在全国大范围内铺开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各个地方的先行先试，无疑已经为理事会制度引入文化场馆开了一个好头。（本报记者边思玮、驻山东记者苏锐对本文亦有贡献）

推行理事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素 心

世界最早的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可以追溯到184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法案，决定建立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并由理事会来掌握办馆方针。196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女王签署的《大英博物馆法》，其中规定了“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为大英博物馆的法人团体，拥有管理和控制大英博物馆的权利。

实行由全体理事平权投票表决某项事宜的理事会制度，在国外文化机构内部早已是通行的做法，在国内不少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也并不鲜见。

尽管2011年国家文物局也曾发文要求“公共博物馆纪念馆要逐步实行理事会决策、馆长负责的管理运行机制”，但就笔者了解，目前除少数民办博物馆、美术馆以外，在文化场馆内实施理事会制度的尚属少数。在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地感觉到，在公共文化场馆中推行理事会制度，目前来讲还有不少难点需要攻克。

首先是法律上的保障，国外文化机构的理事会多由政府颁布法案来授予管理权，有的甚至会由当地议会来颁布理事会的运作细则，这样使得理事会的权责范围十分明确，且运转有法可依。

其次是制度上的完善，由于理事会成员来源的多样化以及任期的限定，必须要用一整套完善的理事会制度来实现管理的规范和平稳。顺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理事会之所以运转状况更佳，笔者认为主要是源于这两方面，该理事会的管理规定由当地人大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44条规定中，从理事会成员如何任命到招聘员工的程序、报送财务报告的时间，都有具体详尽的规定。有了这把“尚方宝剑”，理事会显然更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此外，理念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也不可或缺。在采访中，能够感觉到，许多公共文化场馆的工作人员包括机关的管理人员对理事会这一制度尚缺乏了解，对于推行理事会的态度也不甚积极；面对与原有管理体制的冲突，一些理事无所适从或不愿表态，使理事会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还有的理事对于这份完全无薪酬和补贴的“工作”不甚理解，认为应该对相关的交通和调研等活动有所补贴。

理事会最大的意义在于管理的高度科学化、民主化，也是实现政府从办文化到管文化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理事会时代的真正到来，不仅仅需要政府的宣传和推动，也需要社会整体的认知和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