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名录遗产》十周年纪念会”上宣读

 

        方城佛沟摩崖造像，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县城东南60公里小史店镇东南8公里姚林村南桐柏山余脉香山之半山腰处。据民国三十三年的《方城县志》记载：“《宋志》载香山在州（方城县城）东南120里，上有香山寺，摩崖造像，大者二尺余，小者尺余，背有千手千眼菩萨，盖仿龙门石窟而为之。”山上原建有香山寺，现已荡然无存。这里是南阳盆地与黄淮平原、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的分界线，素以“南襄隘道”著称，向为南北交通要道，也是唐代后期中原佛教南传川渝的必经之路，佛沟摩崖造像，就是这条古道上的重要佛教遗存之一。由于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故不显于世。1979年，方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对全县文物进行普查时发现此处摩崖造像，遂于1981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五期发表刘玉生、马俨鹏所撰《河南方城县发现古襄州摩崖造像》一文①，对该处造像进行了简略介绍。笔者于2008年1月对其进行了实地考查，将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并对其进行初步研究，于2009年《中原文物》第1期发表《方城佛沟摩崖造像调查与研究》一文。2009年5月29日，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播出了以摩崖造像为主题的节目，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遂邀请国内佛教考古界专家对该处摩崖造像进行鉴定，本人有幸随专家组一道，对该处摩崖再次进行考察和论证。就在此次论证不久，方城县文化局的同志在距此处摩崖不远处又发现一处十二臂观音造像，欣喜之余，总感有必要将本次考察收获和专家意见进行整理，对新发现的造像进行公布，以飨读者。

一、佛沟摩崖造像的分布及雕刻内容

        佛沟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两块巨大的天然巨石上，两石南北相距约30厘米，南石高360厘米，宽270厘米，厚150厘米。四壁环刻造像18龛66尊。（图一、佛沟摩崖造像）南石东壁（图二、佛沟摩崖造像南石东壁）满雕龛像，分四层雕造。上层雕一尖拱形大龛及两个圆拱形小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主尊头部残，从残迹看应为地藏菩萨，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裙裾覆搭座前，衣纹及手印均剥泐不清。二弟子雕于龛外两个圆拱形小龛内，均双手合十而立。在左弟子龛下有一方形小龛，内雕一主尊及二协侍，形象及衣饰剥泐不清。中层为两个横长方形龛，上下排列，两龛雕刻内容相同，每龛造像三组，每组均为一主尊及二胁侍。最下层造像多剥蚀不清，从中间图像可看出有二小鬼在推磨，应属地狱变内容。不难看出，此壁七个方形龛内雕刻的内容应是十帝阎君造像。另有三龛由于石面的限制，刻于南石南壁及南石北壁。

  图一、佛沟摩崖造像     图二、佛沟摩崖造像南石东壁

        南石南壁（图三、佛沟摩崖造像南壁）造像分两层，上层并列雕两个尖拱龛，右龛稍大，内雕宝冠佛结跏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右手屈肘上举，左手下垂，衣饰不清。左龛内雕一佛结跏坐于仰莲座上，头部残，着双领下垂袈裟，手施禅定印。下层靠右为三个尖拱形龛组成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中龛稍大，高94厘米，内雕弥勒倚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面部残，着双领下垂袈裟，右手上举于胸侧，左手下垂抚膝上。二弟子雕刻于左右两个小龛内，双手合十而立。左边靠近边缘雕一方形小龛，从龛形看应与南石东壁龛相连。龛内造像三身，右边两身剥蚀不清，左边一身肩披帛带，双手下垂在身侧紧握。此龛下方有一龛形浅槽，但未雕成龛像。

  图三、佛沟摩崖造像南壁

        南石西壁（图四、佛沟摩崖造像南石西壁）分三层雕刻，上层雕一尖拱龛，龛内无像。中层两龛，均为尖拱形，右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通高68厘米。主尊高肉髻，面相丰圆饱满，颈饰三道蚕纹，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下着裙，胸前束带打结。右手屈肘上举，左手下垂扶膝，结跏趺坐于束腰高座上，座前覆搭裙裾，束腰处饰莲苞。二菩萨戴宝冠，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座下左为大象，右为狮子，此二菩萨为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表现的主题应是华严三圣。在主尊与菩萨之间刻二弟子双手合十而立。左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主尊及左弟子残损。主尊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头部及身躯残毁，右侧弟子着交领僧衣，右手屈肘于胸侧，左手提一物侧身而立。下层长方形浅龛内雕十六罗汉像，分4层排列，每层4尊，其中上三层罗汉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下层罗汉端坐于案后。造像面部多剥泐不清，上数第三排右边第一尊和第四排左边第二尊残损。

  图四、佛沟摩崖造像南石西壁

        南石北壁（图五、佛沟摩崖造像南石北壁）正中雕十二臂观音及二弟子，通高140厘米，是佛沟摩崖龛像中最大的造像。观音头戴高冠，冠前刻化佛，面相方圆。上身袒，结跏趺坐于仰莲须弥座上。除两臂合十于胸前，两臂平置于腹前外，其余八壁分别置于头顶、肩际和腰部，做出各种不同的手印。二弟子恭立于佛座两侧。在靠近东壁的边缘处刻两个方形小龛，雕刻内容与东壁下部龛相同，均为一主尊二胁侍，多剥泐不清。

  图五、佛沟摩崖造像南石北壁

        北石高310厘米，宽330厘米，厚250厘米。南、北、西三壁造像14龛72尊。北石南壁（图六、佛沟摩崖造像北石南壁）造像分三部分雕刻，顶部大龛内雕坐佛三尊，头部均残，双手在胸前合十，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裙裾覆搭座前。其下部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左右两个小龛内二弟子双手合十恭立于莲花座上。其外侧两个尖拱龛内左刻普贤菩萨骑象，右刻文殊菩萨骑狮，其下方分别刻狮奴象奴。此龛主题亦应是华严三圣。菩萨头部近年被盗。在该壁面左半部自上而下雕坐佛五排，每排1—4身不等，共14身，均有莲瓣形背光，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应与北石西壁雕刻内容一致。

  图六、佛沟摩崖造像北石南壁

        北石西壁雕五十三佛，(图七、佛沟摩崖北石西壁)自上而下雕5层长方形龛，每层龛内雕坐佛7～9尊不等，共39尊，皆有莲瓣形背光，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此壁39尊与北石南壁14尊共同组成五十三佛。

  图七、佛沟摩崖北石西壁

        北石北壁上端刻供养人像10身（图八、佛沟摩崖北石北壁），其中男性三身，女性7身，多剥泐不清。

  图八、佛沟摩崖北石北壁

        另在摩崖造像的东南角10米左右，还有三处利用自然石块雕造的龛像，每石上雕一浅龛，内雕造像不同。其中一“山”形石上雕一佛二弟子，（图九、一佛二弟子造像）高100厘米，宽108厘米。头部均残，衣纹剥泐不清，跣足立于莲座上。另一处为道教造像，（图十、道教造像一）在一天然圆石上雕凿圆拱形浅龛，龛高93厘米，宽115厘米。龛内雕像三身，主尊头部残，着交领道衣，双手袖于衣内，两腿下垂作倚坐状。其左一人头部残，着交领长衣而立；其右形象与左侧不同，头部与身躯上部残损不清，从残迹看应为护法神像。还有一处龛像刻于圆拱形石块上，（图十一、道教造像二）圆拱形浅龛高73厘米，宽100厘米，内雕造像三身，头部均残，主尊上身修长，双手袖于胸前，结跏趺坐。左侧一人头部残泐，侧身而立，右侧一人身躯残泐较甚，从残存的身躯看，应为一护法神。由此可见，此两处造像应是道教造像。

  图九、一佛二弟子造像     图十、道教造像一     图十一、道教造像二

        除造像之外，在摩崖造像东南角10余米处还有一处禅窟，（图十二、禅窟）该窟利用一块天然巨石开凿而成，窟高115厘米，宽100厘米，深157厘米。窟口面北，正对着摩崖造像。窟口呈尖拱形，窟口上方有3个圆形孔眼，应为搭建檐棚所凿。窟内平面约呈现方形，在靠近后壁处起一平台，高约20厘米，在靠近左壁处也起一平台，高约30厘米。从窟内面积和形制看，这是供坐禅用的禅窟。

  图十二、禅窟

        除此处摩崖造像外，最近在距佛沟摩崖造像西南1.5公里处新发现一处十二臂观音造像（图十三、新发现的十二臂观音像），该像雕刻在长8米，高3.4米，厚2.5米的天然巨石上。像高1.15米，宽0.9米，座高0.85米，座宽1.05米。结跏趺于座，造型与前者相同。

  图十三、新发现的十二臂观音像

二、造像题材及其相关问题

        佛沟摩崖造像共刻造像32龛，138身像，其中最大佛像高140厘米，最小者仅20厘米。造像题材主要有华严三圣、阿弥陀佛、弥勒、宝冠佛、五十三佛、十二臂观音、十六罗汉、地藏菩萨、十殿阎君、地狱变、道教造像以及供养人等。龛像组合上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一菩萨二弟子等五身和三身组合。就其题材而言，北石南壁大龛雕刻的一佛二菩萨，表现的是华严三圣题材，即华严经所指华藏世界之三位圣者。主尊是毗卢遮那佛，左胁侍文殊师利菩萨和右胁侍普贤菩萨。华严三圣在唐宋时期的石窟中多有雕刻，大足宝顶大佛湾的“华严三圣”，是大足石刻雕像中的最大造像。其主尊毗卢遮那为佛教密宗供奉的主尊。是“理智摄入”即“理性与智慧高度融和”思想的反映。

        阿弥陀佛题材是唐宋时期较为流行的造像题材，然而在此处摩崖造像中仅有一龛，且只雕一尊造像，即南石南壁上部小龛造像，说明此时阿弥陀信仰已渐式微。

        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据经典说，他们受了佛的嘱咐，不入涅盘，常住世间，受世人的供养而为众生作福田。他们分散在南瞻部洲、鹫峰山等十六处，等到弥勒佛出世之前才完成使命。北凉时期道泰译的《入大乘论》记载了十六声闻散守护，但未列举出他们的名字。现在见到的十六罗汉的典据是依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法住记》中对十六罗汉的住处、人名、众数等作了详细的记述。此处不再缀述。自《法住记》译出之后，十六罗汉受到我国佛教徒的普遍信仰，石窟中也陆续出现这种题材。敦煌千佛洞第十六窟晚唐壁画中就有十六罗汉像。历代画家对十六罗汉图也多有绘制，如王维曾绘四十八幅十六罗汉图。五代时期的禅月大师贯休十六罗汉图，可由敦煌千佛洞第七十九窟窥其遗影。此外，大足石窟大佛湾第三十六窟、杭州烟霞洞等石窟也有十六罗汉像。宋代以后，十六罗汉的题材虽然在石窟中已经减少，但绘画界则仍颇风行，一直延续到明代。著名画家有李公麟、梁楷、赵孟頫与仇英等人。从以上所述绘画和雕刻两方面来看，十六罗汉的尊崇是从晚唐五代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地区，并且由十六罗汉而演变成十八罗汉。而佛沟摩崖雕刻的十六罗汉，当属五代至宋时期的作品。

        十二臂观音是千手千眼观世音像的简化形式，是佛教密宗供养的神像，为观音破“地狱道”三障的化身。据伽梵达摩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经》中说：“观世音菩萨重白佛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发是愿已。应时千手千眼悉皆具足”。智通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中详细叙述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形象：“面有三眼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菩萨头著七宝天冠，身垂璎珞……”，在中国石窟雕刻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最早出现是在河南龙门石窟的东山万佛沟内，共雕刻了两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处龛高238厘米，宽177厘米，深42厘米。内雕一尊千手千眼十二臂观音立像。身生十二臂，胸前有四臂，腹前有二臂，身侧各有三臂。左上臂手持“梵夹”，其余手上持物不明。在身侧膝部以上，遍刻千手，每只手心刻一眼。②另一处位于万佛沟高平郡王洞东侧下方一小洞窟，窟内东壁原造一千手观音像，现观音已不存，只存洞壁上的手臂及千手，呈放射状，掌心皆向外。除此之外，在龙门东山擂鼓台北洞前壁南侧和北侧分别雕八臂观音和四臂观音像，均跣足立于圆台座上。另在擂鼓台北洞窟楣南端上方龛内刻八臂观音一尊，赤足立于圆台座上。以上几处造像均为唐开元六年至大历年间(718—779年)作品。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在唐代中晚期盛行于敦煌，在莫高窟361号窟(中唐)、114号窟(晚唐)内壁都有绘制。据统计，敦煌唐窟密教造像的37个洞窟中就绘有40多幅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四川石窟中，保存较好的千手观音像数量不少。安岳的卧佛沟、千佛寨，富顺的罗汉洞，资中的重龙山，夹江的千佛岩以及大足宝顶、北山等处的石雕千手观音像都是较为出色的作品。其中，又以凿于晚唐的大足北山石窟佛湾第9号龛、凿造于五代的佛湾第273号龛，以及凿造于南宋的宝顶石窟大佛湾第8号龛等较具代表性。尤其是宝顶山大佛湾第8号龛千手千眼观音，雕有1007只手，是其同类题材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石窟的开窟造像时间约始于晚唐景福元年(892年)，终于南宋末年。除石窟造像外，石刻造像中千手千眼观音像也有雕造，如河北新城县出土的八臂观音立像（图），刻于（证？）圣元年（695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刻千手千眼观音像。从这些石窟石刻造像中可看出，唐代以前的千手千眼观音均为立像，而宋代以后的则多为坐像。佛沟摩崖刻十二壁观音坐像当为五代以后雕刻，可说是从龙门向大足过渡的见证。

        地藏菩萨，是八大菩萨之一。据《地藏十轮经》讲，由于此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所以称为地藏。 其道场在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佛经中说，地藏菩萨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在释迦灭度后、弥勒佛降生前的无佛之世留住世间，教化度脱沉沦于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诸道中的众生。所以地藏又称悲愿菩萨。地藏菩萨的信仰在中国于隋末唐初开始流行，地藏形象也开始出现。龙门石窟于唐高宗麟德年间雕凿了地藏像，多为菩萨装、舒相坐式。这一阶段的地藏像是作为流行于民间的三阶教主像而供奉的。敦煌莫高窟在盛唐时期也出现了地藏像，不过已是手持锡杖的沙门形象。从晚唐开始，地藏形象才大量出现。主要集中在四川北部和中部的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杭州西湖石窟等地。五代以后，地藏的形象比较固定为头戴风帽、双手各持宝珠和锡杖的沙门样式。如大足北山第37窟和敦煌石室本北宋地藏十王绢画。而该摩崖中的地藏像为光头大耳的比丘形象，与杭州慈云岭资延寺五代地藏像和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北宋地藏像相同。五代以来，随着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写的《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的广泛传播，地藏菩萨与十殿阎王、地狱变和六道轮回等题材相联系，地藏的形象更为丰富。大足大佛湾第20窟是此种题材的典型。此窟雕凿于宋代，龛内主像为地藏，地藏两侧上层各雕五个明王，中层是十组地狱变相，下层是八组地狱变相。佛沟摩崖造像南石东壁的上层龛内主尊为地藏，其下两层雕十王像龛，最下层雕地狱变相与其相似。

        十王，也称十殿阎王、十殿冥王、十殿阎君等，是中国佛教中十个主管地狱的阎王总称。依据《集说诠真》和大足石窟石篆山第9龛的北宋十王像，以及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十殿阎君造像题名可知，即指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中国的十王造像，在四川地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如四川大足北山佛湾就保存了两龛地藏十王内容的造像，253龛为晚唐五代时期造像，117龛为五代所造。大足石篆山9号龛地藏十王像雕造于北宋绍圣三年（1096），大足宝顶山大佛湾摩崖20号龛则有地狱十王变相，雕刻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另外还有安岳圆觉洞80号龛、84号龛地藏十王像以及内江清溪县十王像龛等均雕刻于五代，直至明代还有十王像雕刻，如麦积山第2窟绘塑十殿阎王及地狱变、山东东平县华严洞石窟十王像雕刻、河北阜平的古佛堂地藏十王雕刻、山西蒲县东岳庙地藏王塑像等。在敦煌莫高窟也出土有十王像内容，但多为壁画和轴卷画，其时代为晚唐至宋代作品。除壁画多保存在敦煌石窟外，而那些轴卷画十王像则多保存在国外博物馆及图书馆，如大英博物馆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印度国立博物馆等均有收藏。③十王像在不同地的出现反映了民间的信仰内容。十王信仰，指崇信和设斋供养冥间十王，祈求死后免受地狱之苦，转生极乐好处的信仰观念和修持活动。十王造像出自晚唐至宋代流行的《佛说十王经》，该经为晚唐成都大圣慈恩寺沙门藏川述写，主要讲佛在鸠尸那城阿维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临涅槃时，为诸菩萨、摩诃萨、天龙神王、四大天王、阎罗天子、太山府君、司命司录、五道大神、地狱典官等授记说法。劝众生造此经及诸尊像以荐拔亡魂、七七修斋造像以报父母恩，令得升天。人死后从头七、二七直至七七，百日、一年、三年，亡魂将逐一经过十王殿，亡人家属须祈请十王作斋修福，写经造像，便可拔除亡魂罪业，使之“不生三恶涂（途），不入一切诸大地狱”，而往生天道。经中给众生指出了造此经者可“往生豪贵家，善神常守护”、“天王恒引接菩萨捧花迎，随心往净土”，给信众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十王信仰，兴起于晚唐、五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我国民间信仰的主要部分，其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刻影响着国人，为亡人作“七七斋”及周年斋、三年斋直至今日还在我国民间流传，成为民间一种风俗习惯。十王造像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倍受研究者关注。佛沟摩崖造像中的十王像不是单独的雕刻，而是将地藏菩萨、十王像、地狱变同刻一壁，对研究十王在中国的演变史有着重要价值。

        “五十三佛”出自《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余一切众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于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不坠恶道。若復有人能称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处常得值遇十方諸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礼五十三佛者。除灭四重五逆及谤方等皆悉清净。以是诸佛本誓愿故。于念念中即得除灭如上诸罪。”五十三代表「数」，有时间性、空间性、阶级性，代表著菩萨圆滿佛果的位次。在石窟中，早期的“五十三佛”只刻出佛名而无造像，如隋开皇九年的河南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外壁刻的“五十三佛名”，与其同时刻出的还有“二十五佛名”、“三十五佛名”等，说明此时五十三佛信仰已开始流行。而佛沟摩崖以形象表现五十三佛的形式，在石窟石刻造像中较罕见。为研究五十三佛信仰提供了佐证。

        关于道教造像，早在东汉时即已出现，《后汉书•祭祀志》中记：“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165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纯金釦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也。”此为祀老子之始。濯龙，即濯龙宫，指当时国都洛阳城中合祀黄老与浮图的地方。《后汉书•桓帝本纪》载：“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可见当时就将浮图（佛）与老子同作为神仙方术而对待了。老子作为道教始祖而被崇祠，相沿很久，历代不衰。至于道教形象的出现，从文献和现存实物两方面考察，均略在南北朝初期。据来自道教的说法：“道本无形，形之于周魏。佛惟有像，像布于人天”。④佛教方面，据唐释法琳在《辩证论》卷六自注中说：“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卢盛经，本无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又《隋书•经藉志》亦记北魏太武帝为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之像而供养焉”。⑤虽然以洛阳为中心的嵩洛地区在早期未见道教造像，但在南北朝时这里已是道教盛行之地，嵩岳道士寇谦之创立的天师道“新法”得到北魏官方的正式承认和支持而兴盛起来。在北朝时代出现了佛道合雕的造像碑，如洛阳“马寄造像碑”、偃师“姜纂造像碑”等，但与众多佛教美术作品相比，留存至今的道教石刻造像并不丰富，著名者有四川大足南山的道教石窟、山西太原的龙山石窟，以及散存于各地的各种道教造像碑。除了北朝的部分佛、道像合雕的造像碑外，其年代都较晚，而且样式风格也日趋世俗化。佛沟摩崖造像附近的道教造像应是宋代佛道合流的反映。

        综上所述，佛沟摩崖造像就其题材而言，从释迦佛到十六罗汉再到弥勒，从救济现世的观世音菩萨到救地狱教化六道众生的地藏菩萨再到代表修行果位的五十三佛，谱系明确，造像意图明显。说明该处造像的设计者是通晓佛教教义的，此处造像应为当时寺院高僧所造。而这些造像题材在大足石窟宋代造像中也多有出现。因此，佛沟摩崖造像是一处雕刻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是龙门石窟之外的一处重要的密宗造像遗存，是中原佛教南传过程中的重要见证，反映了豫南地区佛教文化的活跃状况。

三、造像风格及时代特征

        佛沟摩崖造像在造像风格上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造像龛的形制较为单一，均为尖拱形龛，且龛顶较尖，无龛楣装饰。龛像组合多为一龛一像，如北石南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主尊与弟子菩萨分别独居一龛，龛内均无任何装饰，只是在主尊身后的龛壁上凿出向外放射的直线纹，表示佛光普照。这种简单的佛龛造像，多见于唐代以后的造像中。如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唐代以后补刻的小龛，就出现了这种简单的圭形龛。

        在人物形象上，虽然人物面部及衣纹细部已剥蚀不清，但从物象轮廓可以看出，不管是佛、菩萨还是弟子，其面相均保留着晚唐造像特征。佛之双领下垂式袈裟，在左肩前打结披挂，是唐宋时期佛装的明显标志。佛之方形束腰须弥座，是北齐至唐代流行的佛座样式。而文殊菩萨座前刻狮奴象奴，在北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中有雕刻，如建于北宋时期的河北邯郸水浴寺石窟2号窟左壁的文殊菩萨座前刻一胡人牵狮，其造型与佛沟摩崖北石南壁之文殊菩萨座前刻人牵狮相似。另在南石南壁的中心位置，刻倚坐弥勒及二弟子像，弥勒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腿下垂倚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足踏莲花，此种形式的弥勒造像在唐代的石窟、石刻造像中常见。弥勒像的发展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北魏时期的弥勒像多为着菩萨装的交足弥勒，到了北齐时代发展为头戴宝冠着菩萨装的倚坐弥勒，表现的还是弥勒上生兜率天作菩萨时的形象；唐代由于武则天自称为未来佛（弥勒佛），弥勒在此时已下至人间成佛，弥勒形象在此时则发展为着佛装的倚坐弥勒。大约在五代以后，江浙一带的寺院中开始出现笑口大肚弥勒佛的塑像，以后“大肚弥勒”就成了弥勒佛像的定制。此处弥勒形象还是以倚坐像出现，当是唐代弥勒像的延续。

四、结语

        方城佛沟摩崖造像，是豫西南地区唯一一处佛教密宗造像，也是“南襄隘道”上的一处重要的佛教遗迹，该处摩崖造像的雕造，应与“南襄隘道”有关。“南襄隘道”指今河南省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古代著名道路，又称：“夏路”。豫西为外方山、伏牛山等秦岭东南山地组成，因被众多南北向河流切割侵蚀，形成间断起伏的山地丘陵。南阳盆地是一个碟状盆地，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汉水支流在盆地中部呈扇状相交，汇成唐白河南流至襄樊东北入汉江。盆地东北方城一带有个断陷，使南阳盆地不太费力就与黄淮平原相通。由于南阳与襄阳之间的通道并不宽阔，故被称为隘道，又因此道与中原诸夏相通，史称“夏路”。《史记·越世家》载：“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云：“楚通诸夏，路出方城”。 《太平襄宇记》引习凿齿《襄阳记》：“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当中国古代王朝都城选择汴（开封）、洛（洛阳）时，“南襄隘道”联系南北交通的作用最突出。北宋时，用兵东南，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于是由首都开封向西南开凿运河，欲接通西南襄、汉漕路，惟方城山难逾。曾经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流入沙、颍二水，接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不难看出，方城在“南襄隘道”上重要的地理位置。佛沟摩崖造像有可能是北宋时期经此道由中原南下的信众或高僧所造，或者说是为在此开凿运河的河工祈福禳灾所造，无论何种原因，此处摩崖造像当是中原佛教南传过程中留下的历史见证。方城佛沟摩崖造像虽无造像记年，也无文献记载，但从造像题材、造像形式和风格看，应属北宋时期作品，并非“北魏时代所携刻”。⑥造像中的十二臂观音，是密宗造像中常见的题材。由此可见，佛沟摩崖造像是河南除龙门石窟外仅见的一处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密宗摩崖造像，是研究唐代密宗在中原的传播和密宗造像的宝贵资料。

        （本文中的观点参考了温玉成、李崇峰、李静杰、刘建华诸位先生的意见，在此特表感谢。）

注：

① 刘玉生、马俨鹏：《河南方城县发现古襄州摩崖造像》，《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期，第144~146页。

② 参见文物出版社：《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第213页。

③ 参见党燕妮：《晚唐五代敦煌的十王信仰》，《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

⑤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

⑥ 刘玉生、马俨鹏：《河南方城县发现古襄州摩崖造像》，《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期，第144~146页。

 

作者简介：

        王景荃，男，汉族，1965年3月4日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81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副研究员。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古代艺术研究及博物馆陈列工作，尤其在佛教考古及佛教艺术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先后出版《河南碑志叙录》两辑，《天国的灵光——佛像》、《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中国美术全集/河南画像砖》、《中原文化大典/中小型石窟与石刻造像》、《中原文化大典/画像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等专著十余部，其中《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一书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

 

         杨扬，女，汉族，1983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2004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办公室，文博馆员。自参加工作以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的学习文物及博物馆方面知识，曽发表《中国古代建筑色彩艺术赏析》等数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