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是明清时期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的客居者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暂住。在中国历史上，会馆曾经创造过极度繁荣的社会文化。当历史的画卷渐趋苍黄，会馆成为古代文人士子、游客商人留给我们无形及有形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形的，是他们的传统理念与诸多人文情怀；有形的，是典雅精湛的建筑艺术。历史已成陈迹，这些有形无形的财富仍无时不在展示中华民族博大的胸襟。

      同籍人员聚集地

      会馆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是由同籍官僚创置的用于节庆、闲暇消遣的俱乐部，自永乐年间出现于京师之后，逐渐衍生出包括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及移民会馆在内的多种形式，通过独特的活动，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团结在乡贯的旗帜下，整合流动性人口和同质文化。

      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组织，会馆最初存在于封建行政体系的视野之外，但因为儒士商人化和商人儒士化而造就的庞大士绅队伍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会馆的建设和发展，使会馆自发地演化为一种官方之外的补充机构，这种机构既为官方所不能为，又能补官方统治的不足，处于与官府相互抗衡、相互调适的过程之中，平衡着各种利益关系。

      在京师重地，会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乡井复制物，给寓京人士提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通过会馆，地域文化可以展开与其他地域或土著文化的对等交流，保持自己的传统，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精华，产生新的文化。在移民社会，客籍之间相互联系，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整合。通过会馆，同乡亲友间的贫病交加者得到赈济，单身者居有定所便于社会联络，年老者可得资助安然还乡，促进基层移民的安定与自治，因而一般为客居地政府所认可，有的合法注册登记，有的参与当地政府政治、公益活动。

      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人员聚集场所出现的，后来不断发展，功能日益增加并规范化，“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成为基本功能。神灵崇拜为会馆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人们会在节日期间畅叙亲谊，倾听乡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义举不仅为生者在身处逆境时得到救助，更注重给死者创造暂厝、归葬的条件；而公约则要求会员遵循规章制度，维护集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的会馆还兼具编户齐民、辅助治化的功能，在解决内外纠纷以至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商业会馆异常繁荣，一般都是“富商集团”先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在征得政府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筹建成立。日常生活中，商业会馆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并接受政府指派，间接承担政府的某些职能；同时，政府对会馆的利益总是尽可能保护，也乐于出面调解它们之间的纠纷，并向商人传递其意愿和相关信息。商业会馆与政府的关系是明确而亲密的，两者是互利的。毫无疑问，这在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平衡商业领域的各种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会馆的嬗变

      明初到永乐年间，是中国传统会馆的形成时期。那时，远赴京城的官员买地建造旅舍用做亲朋寓居或涉足商业活动。待其辞官归里，又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作为聚会的场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南方各省官员积极倡导会馆建设，会馆这种同乡官员聚会之所便以民间自助的形式现身历史舞台。会馆的短暂的同乡聚会功能很快、很自然地转向服务于“公车谒选”，来自不同地域的官吏非常渴望自己乡井的子弟科举及第以便入朝为官，把会馆作为家乡来京应试子弟落脚的理想场所，使会馆服务科举蔚成风气。每逢春闱秋闱，京城会馆纷纷为应试士子提供饮宿便利，也有的在原会馆之外再添新馆作为接待应试子弟的场所。

      明中叶后，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会馆开始繁荣。商人以商业资本资助子弟读书为官，在各省府纷纷建造会馆，这种会馆在服务同乡子弟入京应试之外，还为京官侨居提供便利。商人为服务于官绅和科举的会馆捐资出力，反映了商人对封建政治的依附和投靠。

      京师会馆过去多鄙视商人，哪怕是商人出资兴建的会馆，一般也不让商人使用。而商人作为流寓者，也需要同乡之间的交往，并平衡各种矛盾，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商人会馆是中国传统会馆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散布于全国各大都市和工商城镇。在工商业都市，士商合建的会馆反映了商人与士子的相互妥协，也是士子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商人主观上的自卑与其客观上地位的卑微总使他们无法摆脱对官府的依附，而士子则多抱有治理社会的使命意识。商业会馆的出现不仅是商人对官僚设置会馆的一种模仿，而且是商人势力强大之后对官僚会馆、试子会馆歧视行为的示威和抗争，同时也在谋求一种承认。

      在会馆兴盛时期，北至东北、内蒙古、甘肃等地，南至闽粤台直到海外，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会馆以各自不同的姿态活跃于该时期各地的历史舞台。散布于我国东北、台湾地区等的移民会馆大多以庙、寺、宫、观标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移民本身带有商业性，实质上与大都市和工商市镇的工商会馆有着同样的目标追求，但由于移民所从事的多为开发性的农业、手工业或商业活动，所处环境亦与都市和市镇有异，所以也颇具自己的特色。

      清朝咸丰、同治以后是会馆的蜕变分化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工商会馆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他们中有的更加强了自己行业组织的特色，有的则把自己的经营目标直接转向对外，还有的通过集合会馆与分散公所的形式来壮大自己的集团力量，会馆越来越在社会事务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也显示了超越狭隘同乡观念并走向国家观念的趋势。各会馆已不再仅把其他会馆作为对手，而是逐渐地显示出合作共赢的理念。

       别具特色的文化博物馆

      会馆的存在是以其建筑及其设置表现出来的。由于支撑会馆的官商集团社会地位显赫，经济实力雄厚，所以他们筹资兴建的会馆大多外观宏伟，做工精湛，大气而不失严谨；同时，能工巧匠们又能见缝插针地将传统民间故事、历史典故、传奇杂剧等文化要素融入每个建筑的细部中，使得会馆在富丽堂皇的外观下，兼备了丰厚的文化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会馆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经典建筑，更是一座集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民族伦理、商业理念、民俗文化等于一体的文化博物馆。

      早期的京师会馆多由住宅演变而来，有的官商易“舍宅为馆”，有的是由官商出资购买的民房、官宅转变而来。这种由民房官宅到会馆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信义之举，为信义的树立与普及提供一个良好基地。同时京师会馆因为服务于科举，经常送往迎来，所以在建筑设置上有日趋宏大之势。许多会馆规模庞大，水榭楼台，应有尽有，与当时整个社会风俗相适应。

      在会馆集中的地方，竞相比富衍成风气。有的会馆从家乡运来建筑材料，延请乡里的建筑匠人，按家乡建筑风格在客地构建乡土景观，努力营造乡井氛围，展示自己的势力，彰显自己的地位。会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物和放射器，必然对其他地域文化产生影响，它增加了客地的人文景观，让人们在异籍文化的对比中开拓眼界。

       比较完备的会馆总是高屋华构，一般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房屋，坐北朝南，南往北依次构建戏楼、客厅、正厅和东西两厢房，有的会馆还设置假山、建亭挖池。会馆建筑的恢宏为人们提供了敦睦修义、遵序守礼的理想场所。会馆的规模既反映当时社会风气趋向浮靡，同时也表明人们为追求理想、积淀优秀文化所做的努力。

       神灵设置是保持会馆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部件，会馆神灵是其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京师会馆多奉祀财神、福禄神、关帝、乡先贤及其他乡土神；工商会馆多奉祀乡土神、行业神；移民会馆则几乎是以乡土神为主，又不断包容其他诸神崇祀。会馆的众多神灵执行着护佑功能，责有所专，神通广大，脸谱也千变万化。它们或有功于国家，或有功于人民。哪怕是杜撰，哪怕是附会，都基本上是传统文化中完型人物的体现。

       会馆是近古中国大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彰显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士子文化、商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会馆是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特有的社会组织，围绕会馆形成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作用，关注会馆文化，不仅对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发掘其中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文化，对今天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