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盾牌，土遗址，西周晚期。1994年出土于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现藏三门峡虢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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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南部的湖滨车站机务段货场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被盗墓葬，在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一组盾牌遗迹^[1]。他们先是发现了一些漆片，经过小心谨慎地清理后，发现是一组珍贵的盾牌遗迹，之后对盾牌进行了整体搬迁和修复保护。

该组盾牌全长1.6米，宽0.88米，由三件盾牌组成（从左往右依次编为1、2、3号），相互之间有部分叠压。每件盾牌高0.8米左右，宽0.4-0.5米，由藤条构架，并上覆皮革。上部呈对称双弧形，两侧边缘略内凹。盾面中部自上而下有明显脊棱外凸，上髹红色漆（图一）。1号盾牌表面隐约可见红色漆皮，2号和3号盾体表面的漆皮清晰可见（注：考古工者考虑到如果把盾牌表面的土清理得太干净，随着土体湿度逐渐变小，漆皮容易发生起翘、脱落，因此在清理最后出现的1号盾牌时，刻意多保留了表面附着的泥土，所以只隐约能看到漆面）。1号和3号盾牌表面纵向分两行各装饰3个直径0.1米的青铜泡饰（图二），其上饰卷云纹；盾牌下有青铜箭镞，前有木矛柄痕迹。

图一 盾牌局部的红漆

图二 盾牌上的铜泡饰

这组盾牌是虢国军事武器的一次重要考古发现，为研究虢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盾牌是一种手持的防护性兵器，用以掩蔽身体，抵御敌方兵刃、矢石等兵器的进攻，又称“干”，与戈、矛等同为古代战争用具，故有“干戈相见”、“自相矛盾”等词。到唐代时，盾改称“彭排”；宋代时正式称“牌”。明清两代沿袭宋习，称牌而不再称盾。古代的盾种类很多，从形体上分有长方形、梯形、圆形、燕尾形，中央向外凸出，形似龟背，内面有数根系带，称为“挽手”，以便使用时抓握；按制作材料分为木牌、竹牌、藤牌、革牌、铜牌、铁牌等，其中用木和革制作盾牌的历史最长，应用也最普遍。盾牌多用于车战和步战，步兵用的盾牌一般较大，称为“步盾”；车兵用的相对较小，称为“孑盾”。如秦陵兵马俑出土的盾牌尺寸是铜车马上盾牌的两倍。

中国的盾牌确切什么时候出现，由于资料的匮乏不敢妄下断言。考古资料显示，盾作为一种的卫体武器，可能在商代就已经存在。解放前，在河南安阳殷墟宗庙建筑遗址的乙七基址中，发现有一手执戈一手执盾的武士形象；200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殷墟花园庄M54发现了数件錾刻圆盘形铜器，通过复原研究推测其可能是盾牌上的部件^[2]。遗憾的是，这两次均没有得到完整的盾牌的影像资料。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理应出现铜制盾牌，但由于青铜的珍贵，盾牌仍多用藤木及皮革制造。西周时期的盾牌更为完善，形状也多是近于长方形或上窄下宽的梯形，盾面为皮质涂漆，但通常镶嵌有青铜铸造的盾饰，用以加强皮盾的防护效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盾牌仍以木和皮革为材料制作，但其形状却有较大的变化，其上部大多作对称的双弧形，表面涂漆，并常绘有精美的花纹，如湖北、湖南出土的多例彩绘漆盾。秦汉时期，除沿用商周时期的皮、木质盾牌以外，还出现了铜盾、铁盾，如秦始皇兵马俑一号铜车马上的盾牌。西汉司马迁《史记•樊哙传》中记载，樊哙在鸿门宴上护卫刘邦时，就手持铁盾。南北朝时期，作战多用重甲骑兵，人马都披铠甲，所以较少用盾牌；但步兵则使用较大的长方形盾牌，中间纵凸脊棱，盾面常饰有狮子等兽面图案。从敦煌莫高窟西魏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步兵使用长盾作战的图像。宋代以后火器出现后，盾牌的防护作用日益降低，但仍然是军队中必备的防护械具。直到清朝末年组建用新式枪炮装备的“新军”，盾牌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考古发现的盾牌实物以南方楚地的漆盾为多，铜盾只在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出土过一件，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金属盾牌实物。

1972年，秦始皇兵马俑进行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进行发掘时，在一号铜车马上发现了一件铜盾牌^[3]（图三）。通高35.6、底宽23.5、厚0.4厘米。整体为“出”字形，齐首，弧肩，曲腰，平底，两侧边沿的轮廓线折曲如流云状。盾的正面中间有一条纵脊，脊的左右两侧均衡对称。盾面中心隆起，向四周渐内敛呈凹弧面。盾背面的中轴线上有一贯通上下的纵梁，梁的中部有桥状纽鼻形握手。盾的正背面均绘有绚丽的纹样。四周用红色勾边栏，内绘天蓝色流云纹；中央绘有四条天蓝色夔龙纹，两两左右相对回顾成为一组，红色鳞甲，绿色勾边，构图饱满，均衡对称，纹样回环曲转，变化多端，立体感十足。这件盾牌形体纤巧，是车上人员的防御工具。

图三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铜盾

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战国墓出土了一件彩绘龙凤纹漆盾^[4]（图四），通高46.8厘米。皮胎，出土时皮胎已朽，仅残存漆皮。平顶外凸，弧肩。两侧边沿呈弧线阶梯型，下为长方形。正面呈凸弧形，背面正中安盾柄。通体髹黑漆，绘红、棕红、黄、金四色彩。正面绘对称龙凤卷云纹图案，每边四龙四风。背面周边绘变形云雷纹，中部绘变形龙凤卷云纹图案。

图四 包山2号墓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盾

此外，还出土了一件长方形大漆盾^[5]（图五），高91.8、宽49.6、厚0.6厘米。木胎。盾面呈长方形，正面微凸，正背面各平行贴八道截面为半圆形的木条，与其相对应的盾面钻小圆孔，用藤条正面先垂直，后交叉，背面垂直绕两道固定。背面正中安木盾柄。通体裹麻布，外髹黑漆。这两件盾牌均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图五 包山2号墓出土的长方形大漆盾（背面）

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彩绘龙凤纹漆盾^[6]（图六）。现藏湖北博物馆。高92.5、宽55厘米。皮胎。出土时皮胎已朽，仅余漆皮与盾柄。上部作圆蒲扇型，中有方领，下为矩形。盾面中部朝外弧凸。正面为黑漆素面，背面以黑漆为底，用红漆双线将盾面分为64个方框，双线间用黄漆填绘绹纹，框内绘勾连云纹，方框之间绘变形龙凤纹；盾的周边绘菱形纹和云纹等图案。舞蹈道具。

图六 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盾

1982年，湖北江陵李家台4号战国墓也出土了一件彩绘龙凤纹漆盾^[7]（图七）。现藏于荆州博物馆。通高94.2、宽60、厚0.3-2.5厘米。木胎。呈不规则长方形，上端中间凸出，两肩圆角向下呈弧形阶梯状，下段平，两侧呈直角正面中间微凸，两侧微凹呈弧形。盾的背面装有长方形木条和盾柄。器身全髹黑漆，以黄、红、绿、蓝色绘曲尺、齿形及各种图案；背面绘有单、双虬龙六组，和以孔雀为主的鸟群、树木、人物画。舞蹈道具。

图七 李家台4号墓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盾

1952年，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了一件彩绘龙凤纹漆盾^[8]（图八）。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高64.5、宽45.5、厚0.7厘米。皮胎。盾上部作对称双弧形，正面中间稍稍隆起，形成脊棱，附有嵌银铜盾鼻。盾两面髹黑漆，上用赭红及黄色描绘龙凤纹，线条流畅回婉，色泽光亮照人。舞蹈道具。

图八 五里牌406号墓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盾

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彩绘神人纹龟形漆盾^[9]（图九）。长32、宽20.1厘米。现藏于荆州博物馆。木胎。整器作龟腹甲状，背面有把手。龟盾正面上部绘一人首鸟足的神人，作奔走状；下绘一鸟首鸟足兽身的神兽，头上有一角，尾巴回卷，亦作奔走状。盾背面把手两侧各绘一人，拱手相向而立，身穿宽袖上衣和长裤，腰束带，足穿翘头鞋，头戴冠，腰间佩长剑。

图九 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彩绘神人纹龟形漆盾

1975年，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彩绘双虎头形漆盾^[10]（图十）。现藏于荆州博物馆。长56、宽10.5、高9.3厘米。木胎。扁长形，正面微呈弧形。两端各雕一虎头，虎口咬住一横木，两前爪亦抓此横木。背面正中部有一把手。通体髹黑漆，虎腹与把手上再髹红漆，虎前爪、额和颈部用红漆绘花纹。

图十 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彩绘双虎头形漆盾

以上盾牌，时代最早的为战国中期，春秋时期也有发现盾牌痕迹的，如1974年陕西省文管会在户县发掘了一批春秋秦墓，其中发现“藤条编织物朽痕三处，上半部呈现椭圆形，面外鼓，残存深褐色漆皮两层，根据印痕形状推测可能为藤盾牌”^[11]，但截至目前没有实物出现。战国时期的盾牌皆为木胎或皮胎的漆盾，形制多为对称双弧形或长方形。秦代除了一件铜盾外，也有漆盾发现，如2012年秦陵兵马俑坑发现一皮胎漆盾（图十一），高约70、宽约50厘米；形制与铜盾基本类似，也为对称双弧形；边栏用红、绿、白绘多层几何纹。西汉时期也出土有漆盾，但形制比较随意多样。

图十一  2012年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皮胎漆盾

盾牌的主要用途是防御工具。通常以皮革或木头做胎，可有效防止箭、矛和剑的伤害；对称双弧形的长方盾体，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表面涂漆是为防潮，用五彩色漆绘出生动的图案，则可以增加盾牌的艺术美感和神秘色彩。西周晚期虢国盾牌的发现，可以说是战国秦汉盾牌形制的渊源。

此外，盾还有其它用途。《诗经•邶风•简兮》中有“方将万舞”的记载，“万舞”即是一种模拟作战的舞蹈，常用盾、戚、戈为舞器。所以，盾牌还有作为乐舞道具的用途，相对于防御工具，此类盾通常纤小轻巧，精美华丽。

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以藤、木或皮盾为主，容易腐朽，故保存下来比较困难。即便能够发现遗迹，由于人员、发掘技术等各种考古因素的限制，这样的遗迹往往无法保留下来。虢国墓地盾牌遗迹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清理并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所以说，虢国盾牌是迄今中国出土的保存最为完好、时代最早的盾牌，堪称“中华第一盾”，为研究西周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曾有一日本考古专家考察后，感慨万分地说：“我考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盾牌，象这组保存如此完好的西周时期的盾牌尚属首次！”

三门峡虢国墓地

虢国墓地位于三门峡市区上村岭，南望崤山，北濒黄河，是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且保存完好的西周、春秋时期的邦国公墓。整个墓地南北长590米，东西宽550米，占地32.45万平方米，各类墓葬遗迹近800处。墓葬依其墓主身份、地位的高低由北向南各自成组，依次排列，各位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位于墓地的最北端，称之为国君兆域区。

虢国墓地先后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在1956—1958年，由夏鼐、安志敏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该墓地南区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马坑1座，出土文物9197件（套）。因1727号车马坑内保存有完整的5辆车、10匹马，经郭沫若先生提议，得以完整保存。1963年被河南省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在这里建起了河南省第一座车马坑博物馆。第二次发掘是在1990年春，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考古队联合在墓地北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工作，至1999年共发掘各类墓葬18座，车马坑4座，马坑2座，出土各类文物19000余（套）。其中虢季、虢仲两座国君大墓的发掘，分别被评为1990、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12月，虢国墓地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又被评为“20世纪河南十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先后发掘出的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制作之精、价值之高，都是建国以来两周考古中罕见的。这些文物中，虢季墓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虢季铜甬编钟，是迄今西周晚期考古出土的唯一一套带铭文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参考文献

[1]李书谦.虢国盾牌发现保护记.叩开虢国之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2]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5]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6]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7]荆州博物馆.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J].江汉考古，1985（3）.

[8]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J].考古学报，1959（1）.

[9]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6）.

[10]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9）.

[11]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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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丽，女，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副馆长，从事陈列保管工作，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与虢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