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花塔形罐，瓷器，唐代，通高44厘米，腹径18.9厘米。2006年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唐墓出土。现藏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2006年，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的一座唐墓中，曾出土有两件十分罕见的唐代青花塔形罐（标本M7：3和M7：4）^[1]。这两件精美的唐代青花塔形罐，是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出土地点、时间和出土单位的完整器。其形状基本相同，均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胎体坚硬，为乳白色。器盖呈塔刹状，盖底呈覆碟形。盖柄饰五周凸棱，似佛塔的相轮。器盖的最上部为一桃形顶。器身为一敞口、圆唇、直颈、圆肩、弧腹、平底的白瓷罐。下为碗形托座，托座下为喇叭形圈足。盖、器身、器座施白色透明釉至圈足下部，釉色洁白，部分呈淡绿色，无脱釉现象。其中一件罐身饰“童子击步打球”和牡丹图案。罐身所绘“步打球”图案尤为引人注目。图案中的人物似一玩童形象，其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脚稍抬，左手执一头部为月牙形的球杖，左下侧有一抛起的圆球。整个图案十分简洁，但人物形象生动逼真，颇具动感。

图1 郑州上街峡窝镇唐墓出土青花塔形罐线图（左M7:3；右M7:4）　　

步打球，又称“步打”，是一种徒步以杖击球的球类运动，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步打是从马球活动发展演变而来的，除了不骑马之外，跟马球运动大体相似。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对这种“步打球”有形象描述：“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2]唐代王建的宫词中也有一首专门描写宫女们举行步打球的场景，“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3]。塔形罐上的“步打球”图案，为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

出土青花罐的唐墓为一竖穴土坑墓，南北向，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为长方形，墓底距地面6.1米。人骨与葬具均朽为粉状，已看不出葬式。随葬品散置于墓室底后部的东西两侧。除两件精美的青花塔形罐外，另有3件素面白釉瓷罐。从此墓的规模与形制看，属于小型墓葬，是豫中、豫西地区常见的唐代墓葬形制。墓主一般为社会地位较低下的平民。但从此墓随葬品的组合、品类看，显然不合乎当时的风尚习俗。如当时随葬品中常见的牛车、男女俑，猪、狗、鸡、鸭等动物俑或井、柞臼等模型在该墓中都未见到，也不见唐三彩制品，却随葬一般被认为是佛教珍贵用品的塔式瓷罐。由此推测，墓主并非一般平民，有可能是一位佛教信奉者，或从事佛教事务活动者。此外，唐代青花瓷是销往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一种外销瓷，因此也不排除墓主是从事外贸活动、往来于中东伊斯兰国家但社会地位不高的经商人员^[4]。

塔形罐，也称塔式罐，是具有佛教特征的一种特殊罐式，主要流行于唐代，为北方唐墓分期断代的标型器之一。有学者依据盖纽的外观差异，将唐代塔形罐分为五型；根据塔形罐自身形制、纹饰特征的变化，并参考其他随葬器物及墓葬形制的变化，将唐代塔形罐的发展演变分为五期^[5]。综观塔形罐的发展与演变，可以看出，一期相当于初唐时期，出土标本较少，且多集中于后段。塔形罐极力模仿佛塔之形，造型简朴、粗矮。二期相当于盛唐前期，塔形罐为唐墓中的常见明器。陶、瓷、釉陶皆有，尤以三彩罐为盛。造型颀长、匀称，种类多样，装饰华丽，艺术性很强。三期相当于盛唐后期，塔形罐达到极盛，罐长座矮，不似二期轻盈，装饰趋向简朴，但出现了大量瓷质塔形罐。四期相当于中唐时期，塔形罐逐渐减少，罐腹呈椭圆形，座下径较大，多等于或大于罐的最大腹径，盖纽简化。五期相当于晚唐时期，塔形罐多仅出于河北、内蒙古地区，且造型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之后，塔形罐在中原及河北地区消亡。其总的演变趋势可以看作是一个罐腹由粗胖变瘦长、座由粗矮渐瘦高再变矮、装饰由简单至华丽复至简朴的过程。

郑州上街峡窝唐墓出土的青花塔形罐，其盖纽大致为下部粗大的尖塔状纽，稍有中空，基本上属于平盖，微微隆起。根据相关分期，此青花塔形罐属较成熟的白瓷类，罐长座矮，座高远小于罐高，当归于第三期或第四期，初步确定其为盛唐后期或中唐时期。通常情况下，所见唐代塔形罐多为施有彩绘的陶质，其中又有灰陶、红陶、白陶之分，也有不少塔形罐为瓷质或三彩釉陶质。但是，像如此精美的青花塔形罐还绝无仅有，这也为唐代塔形罐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唐青花瓷是我国古代巩县生产的以钴蓝料为着色剂的高温釉下彩瓷器，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名符其实的青花瓷器。此前，国内外唐墓、遗址或沉船中也有类似的青花瓷出土或出水，但如此体量且完整的青花瓷还是第一次被发掘出土。

20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对江苏扬州唐城遗址等的发掘中陆续出土了不少唐代青花瓷器残片，经检测分析，推断其当为唐代巩县窑烧制，从而确定“青花瓷”当最早烧造于唐朝。此后在河南洛阳、鹤壁、安徽淮北等也陆续发现有唐代青花瓷，但多为小件或残片。1998年，印尼海域一艘被称为“黑石号”的9世纪初阿拉伯沉船中，也发现了3件唐青花瓷盘，船中还发现了长沙窑生产的带有唐宝历二年(826年)题铭的瓷器等丰富文物。除此之外，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青花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唐青花鱼藻纹罐，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蓝彩小执壶。多年来，在文物部门对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不仅出土有唐代青花执壶、碗、盘、盒、枕等蓝彩白瓷器物残片，而且发现了文化层堆积丰厚的唐代窑炉遗址。专家普遍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唐代青花瓷器的发源地。

从两件青花塔形罐的造型和制作工艺看，它几乎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瓷器制作水平。青花塔形罐的盖、罐体、台座和圈足均分别制作，然后粘接成一体，这种造型也见于唐三彩的同类器。从青花塔形罐的装饰纹样看，它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在釉下绘制纹样，技法娴熟，布局合理。可以看出，唐青花瓷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可以说，这两件唐代青花塔形罐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其出土墓葬西距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仅10多公里，也为唐青花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实物资料。

197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唐代白釉蓝彩瓷枕面的残片^[6]。其胎色灰白，蓝彩绘散叶纹与重叠菱形纹，外罩一层白色透明釉。长8.4厘米，宽7.6厘米，厚0.6厘米。这一块青花残片的出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人们对青花瓷的认识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也由此开启了唐青花研究的大门。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对这件青花瓷器残片作了认真观察，从造型、胎质、釉料与制作工艺等特征判断其为河南巩县窑产品。

图2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青花瓷枕残片　　　

1974年10月，江苏扬州城北乡红星村唐墓出土了一件唐青花盖罐^[7]。通高17.8厘米，口径10.4厘米。该罐为侈口，束颈，鼓腹，下腹渐收，平底。上置扁平盖，盖上部为扁圆形纽。盖和罐体表面点洒蓝彩。外施白色透明釉，色微泛黄。底部露胎，胎白而细腻。现藏扬州博物馆。

图3 1974年扬州城北乡红星村唐墓出土的唐青花盖罐　　　

1976年7月，河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在巩县(今巩义市)小黄冶电灌站发掘出土一件蓝彩壶^[8]。高8厘米，口径3厘米。小口微侈，卷沿圆唇，直领束颈，丰肩鼓腹，饼形底足已残。器表及口沿内壁饰以蓝彩竖向斑纹，通体施有一层透明釉，地呈白色略微泛黄色泽，有细密的冰裂纹开片。

图4 1976年巩义小黄冶电灌站出土的一件蓝彩壶　　　

1983年初，扬州博物馆在扬州市文昌阁东侧约60米处的一条南北向壕沟南端西壁，发现一件唐代青花瓷片^[9]。从器形看，该瓷片应当是一瓷碗的底部。曲腹，浅圈足。足径3.8、壁厚约0.35厘米。胎色白，质地较疏松，吸水率低。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外罩一层白中泛黄的玻璃釉，底部无釉。碗心饰一朵直径0.8厘米的蓝色五瓣花纹饰，构图简单，色泽浅蓝，较深处略呈灰黑。

图5 1983年初扬州市文昌阁东侧发现的唐青花瓷片　　　

1983年秋冬，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中国古陶瓷鉴定学习班”组织学员在扬州市文昌阁附近三元路工地采集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10]，器形有壶、碗、盘三大类。这些瓷片胎质都较粗松厚重，胎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土中含有极细的灰、黄、黑色小砂粒，胎中因此形成较为明显的小气孔；胎釉之间均施有一层化妆土，器物釉色为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有的瓷片呈乳白色，大多数瓷片釉表面可见细密的冰裂纹；器物内外及底心部均施釉，圈足部无釉，圈足分为玉璧形宽圈足和玉环形窄圈足两种形式；青花纹饰大多数发色鲜艳，个别器物发色较浅淡，青花纹饰均有晕散现象，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斑，结晶处呈色更显浓艳。

图6 1983年扬州市文昌阁附近三元路工地采集的唐青花瓷片

199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和淮北市博物馆在距淮北市西南约30公里处的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发掘出土了八艘唐船和全国二十几个名窑口的瓷器，以及万余片古陶瓷标本等。其中一块唐青花瓷碗残片，通高4.3厘米，口径约11厘米，足径4.9厘米。残片约为原碗的五分之二，有天有地。口沿外撇，弧腹圈足，底足有明显的削痕，足的剖面呈“八”字型，修胎规整。碗内施满釉，碗外施半釉，下腹至足处涩胎，釉色白中泛黄。胎土细密、坚硬，瓷化程度较高，有少量气孔，呈米黄色。内口沿用钴蓝料点有若干大小不规则的蓝色小点，在蓝点的表面有用黄色颜料点涂的痕迹，色彩艳丽。碗内底用钴蓝料绘梅花图案，花蕊用黄彩点涂。蓝色呈色淡雅，黄色清晰亮丽，有晕散现象。该瓷片出土地层清楚，时代明确，当为唐代前期的青花瓷器无疑。

2000年9月，国内某藏家从英国伦敦古董商奥立曼处购得一唐青花瓷盘^[11]。直口，平唇，浅腹，平底，内外施满釉。器形规整。高2.3厘米、直径10.8厘米、底径7.0厘米。口沿有几处微小的土蚀剥釉。胎体不甚紧密，较粗松且厚，胎质泛淡淡的粉红色。盘内有一道阴线旋纹，盘内底心上有三个支烧点痕。外底坦平，带有弦纹痕和一条浅浅的窑裂痕。白釉泛黄，不够莹润，且釉层较薄。盘内至口沿处全都饰有错落有致的釉下蓝色彩点。蓝点大小不匀，形状各异，色彩暗蓝，呈“晕散”的斑块状。

图7 2000年从英国伦敦回购的一件唐青花瓷盘

2000年前后，赵青云先生在洛阳藏家曾鉴定过两件唐青花四系罐^[12]。直口、短颈、抹肩，肩、颈之间附有双股四系，器腹鼓圆、小平底。四系和器腹上均施有蓝彩装饰。白胎细腻、造型丰满，比例匀称，设计精巧，修坯工整，装饰简练，富有创新。两件器物整体小巧，当为专门用于陪葬的冥器。二罐大小、形制稍有不同。其中一件胎体稍高，而底部稍大，整体形制略显修长。其口径4、颈高1.2、腹径10.4、底径6、通高12厘米；另一件胎体丰满，器腹鼓圆，而底部较小。口径4.6、颈高1.2、腹径10.2、底径5、通高10.4厘米。作者认为当为河南巩县窑烧制的早期青花瓷艺术杰作。

2001年8月，郑州西大街出土的一件唐代青花三足炉^[13]。高8厘米，口径6.5厘米，腹径10厘米。小口微敛，卷沿圆唇，短颈丰肩，鼓腹圜底，下有三个兽爪形足。腹饰三周凹弦纹。灰白胎，质较粗，上敷白色化妆土，口颈肩腹部饰不规则蓝彩斑状纹样，施透明釉不及底部，底足下面露胎。其造型与巩义黄冶窑址出土唐三彩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应为巩义黄冶窑产品，具有唐青花之初创风格。

图8 郑州大河古陶瓷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唐青花三足炉　　　

2006年，郑州文物考古院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以西4公里的唐墓中发掘出土了两件精美的唐青花塔形罐。除那件带有“童子步打球图”人物图案的唐青花之外，另一件造型、大小、胎料、施釉、纹饰与其基本相同。盖高12.6厘米，罐高23.7厘米，腹径19.5厘米，座高12.5厘米，通高44.2厘米。器表饰蓝彩“万”字符纹、草叶纹、牡丹纹、束花纹、蜂蝶纹等。　　

图9 郑州上街区峡窝镇唐墓出土的另一件唐青花塔形罐（标本M7:4）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藏唐青花三足炉^[14]，高6.5厘米。小口较直，厚沿圆唇，短颈广肩，鼓腹圜底，三兽爪形矮足。胎色灰白，白釉蓝彩，开片细小。釉下敷一层化妆土。肩部等距离饰蓝彩四条，之间又有四个圆点。器口与颈部也有四个圆点装饰，并与肩部圆点垂直相对。蓝彩浓艳，具有晕散效果。　　

图10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唐青花三足炉　　

丹麦哥本哈根装饰艺术薄物馆收藏有一件唐青花鱼藻纹罐^[15]。圆唇，卷沿，直口，短颈，广肩，弧腹，平底。沿部点蓝彩圆点纹一周，器体点饰梅花纹，间绘五鱼纹。外罩透明釉，下腹部和底部露胎。　　

图11 丹麦哥本哈根装饰艺术薄物馆收藏的唐青花鱼藻纹罐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白釉蓝彩唐青花小执壶。高6.2厘米。该壶为侈口，圆唇，卷沿，束颈，广肩，鼓腹，饼形圈足。口肩之间有双条拱形柄，柄两端有饼形饰，另一侧为圆柱形短流。口沿及上腹部点饰蓝彩排点纹，有晕散现象，外罩透明釉。下腹及足、底部露胎。　　

图12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的唐青花执壶　　　

1998-1999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打捞了一艘被称为“黑石号”的九世纪阿拉伯或波斯木质商船，在该船上的6.7万余件中国陶瓷当中发现了三件完整的唐青花瓷盘^[16]，敞口，圆唇，沿外撇，环形圈足，盘内绘蓝彩菱形纹、花卉纹和草叶纹，外罩白色透明釉。现藏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其中一件为弧壁圆盘，其余两件为口沿略外卷的折腰式圆盘，盘口内壁有对称分布的四道突棱。三件彩盘的蓝彩均为钴蓝，尽管纹饰不太一样，但盘心都以西亚地区流行的菱型花叶为基本构图，周围绘有一束束的棕榈形叶片，并于内外壁近口沿处饰叶形纹。纹饰笔画疏密有致，排列有序，蓝彩在透明釉的衬托下，显得素雅清淡，异常夺目。

图13 印尼海域“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唐青花瓷盘

2002-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黄冶窑遗址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17]，发掘面积2429平方米，发现窑炉10座、作坊5处和淘洗池、澄泥池等遗迹。出土瓷器、三彩、白釉绿彩器皿和各类窑具等遗物3000多件，并在唐代中晚期文化层出土了一些白釉蓝彩器和胎质纯净的唐青花残片，为了解黄冶窑的文化面貌和唐青花烧造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通过上述实物资料不难看出，唐青花处于中国青花瓷发展史的初创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较为朴拙的工艺痕迹。有研究认为，黄冶窑场唐代青花瓷从早到晚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18]。初唐至盛唐早期为创烧阶段。器形有罐、碗、执壶、三足炉、水注、盂等，多仿同类三彩器；烧成温度一般较低，约在900～1000℃之间，只有个别器物瓷化程度较高；胎质较疏松，胎体断呈米黄色或白中泛灰，胎上施化妆土，然后施釉绘彩，再次入窑焙烧；器表所罩透明釉，一般施釉到腹部，底、足部露胎；彩料均为氧化钴，蓝彩呈暗蓝色，深浅不一，有晕散现象，纹饰常以点或洒技法形成。

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为发展阶段。常见器形主要是碗，其次是盘、罐、三足炉、杯等；烧成温度多在1100℃左右，有的达1200℃以上，瓷化程度普遍较高，仅个别器物因胎釉结合欠佳而出现脱釉现象；素胎表面施化妆土，入窑二次烧成，也有的绘彩施釉后一次烧成；蓝彩颜色较深而鲜艳,有晕散现象。

中唐后期至晚唐时期为成熟阶段。器形有盘、碗、执壶、枕等；胎质一般较细，胎体断面呈灰白色或米黄色，有的呈乳白色；烧成温度多在1200℃以上，器物完全瓷化；胎釉之间仍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稍泛灰或泛黄，一部分呈乳白色，釉层表面多见细碎开片，器物内外壁均施釉，而碗类底、足部无釉；蓝彩大多发色浓艳，个别器物发色较浅，绝大多数为釉下彩，蓝彩中可见黑色结晶点；常见主体纹饰有菱形纹、花卉纹等，施彩技法全部采用毛笔绘画而成。

考虑到唐青花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渐进过程，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宜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广义的唐青花，从其制作工艺角度看，有红胎、灰胎和白胎；胎上有的施化妆土，有的则不施；胎料与烧结温度不同，形成低温的陶质胎，中温的半陶半瓷胎，高温的瓷质胎；在釉料配制上，有用于中低温陶瓷的氧化铅釉，有用于中高温瓷器的钙碱釉；在施釉工艺上，有先用中高温烧制素胎，再施低温铅釉二次烧成；也有在灰质胎上施一层白色或深褐色化妆土，有的则不施化妆土，直接在胎上点蓝彩，然后再施一层钙碱釉，高温一次烧成。在对钴料使用的装饰技术上，有釉上彩、釉中彩，也有釉下彩^[19]。而狭义的唐青花，正如著名古陶瓷专家赵青云先生所言，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标准：第一，必须是瓷胎；第二，胎上先施一层化妆土；第三，在胎上用钴料作彩绘或点彩；第四，必须施一层玻璃质透明釉。显然这是指成熟时期的唐青花。而本文介绍的青花塔形罐正是成熟唐青花的杰出代表。

青花瓷溯源与巩县黄冶窑

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20]。釉下钴料在高温烧成后，呈现出蓝色，习惯上称为“青花”。

纵观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唐代以前，主要以青瓷为主导；唐代以后，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到了宋代，瓷器品种众多，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进入元代，以“白地蓝花”为特征的青花瓷很快脱颖而出，并助推景德镇成为一统天下的瓷器名都，也从此改变了中国瓷器生产的基本格局。

青花瓷器本来主要以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产生，但其宁静素雅的风格迎合了国内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需求，又因其釉下彩不易脱色、工艺简化而便于低成本大量生产等的特点也逐渐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对以后瓷器的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们还不太认识元青花的面貌。直到50年代初，美国学者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根据现藏英国达维特基金会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题记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馆所藏青花瓷进行深人研究，出版了两本著作，并以此瓶为标准器，把凡是与其相类似的青花瓷器都定为“至正型”，这样就在传世的青花瓷器中辨认出了一批元代青花瓷器。

与此瓶相类的元青花，除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布卡比博物馆外，在印度托古拉古宫殿也出土了一批大件器。此外，菲律宾、印尼和日本等国也都有元青花瓷出土，国内各大博物馆及相关遗址也有发现。说明这类青花瓷在元代应是主要用以输出的外销瓷，同时也为国内民间所使用。

元青花的地位被认识以后，青花瓷的起源和早期演变很快成了人们探寻的新课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扬州唐城遗址不断发现胎釉洁净、彩色鲜艳、图案清晰的唐青花瓷片，其他地方及国外博物馆也陆续发现了相关器物残片和完整器物，本文所介绍的唐青花塔形罐正是其中的重要发现之一。

扬州唐城发现的青花瓷片，从其胎釉和制作的特征看，应是河南巩县窑的产品。巩县又是唐代烧制唐三彩的著名瓷窑，而唐三彩中的蓝彩，正是以钴料呈色的[21]。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胎琉璃珠上的蓝彩就是以钴作为呈色剂的实例[22]。多年来的研究表明，国内外多地发现的唐青花均产自一个地方——河南巩县黄冶窑。而黄冶窑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发现也正好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实物验证。

唐代巩县窑位于今巩义市东部的白冶河沿岸，主要包括大小黄冶、铁匠炉、白河三处窑址。南北长4公里，东西宽1公里，河两岸断崖上暴露的文化层厚约2～3米。从发掘资料来看，巩县窑始烧于北魏，发展于隋，繁盛于唐，衰落于五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也确实出土有巩县窑白瓷。《国史补》、《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河南盛产的白瓷和向长安进贡的白瓷，多产于此。器形有碗、盘、壶、瓶、罐、枕等，其中以盘碗为最多。此外，还兼烧黑釉、青釉和茶叶末釉等各色瓷器。

其中的黄冶唐三彩窑址发现于1957年。1976年，河南省博物馆与巩县文物保护管理所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对该窑址进行首次试掘。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合作，配合焦巩黄河大桥至310国道连接线工程进行考古发掘。2003～2004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联合对黄冶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多年来，黄冶窑址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

黄冶唐三彩窑址的地层堆积一般厚4米左右。最深的达6米以上，包含了汉、隋、唐、宋元四个不同阶段。主要遗迹有：窑炉、辘轳坑、练泥池、釉料坑、陶洗池、沉淀池、陈腐池、水井、道路、墓葬、灰沟和灰坑等。出土遗物以三彩制品为主，器形有盆、碗、盘、豆、碟、盂、杯、罐、钵、炉、灯、水注、净瓶和三彩俑类陶塑、范模制品兔、龟、蛙、马、羊、狗、狮、虎、象、骆驼、子母猴、车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白釉、黑釉、酱釉、黄釉和绞胎瓷，以及白地蓝彩的青花瓷。可以说，黄冶窑不仅是研究唐三彩的重要窑口之一，同时也是研究河南白瓷和青花瓷起源的重要窑址。

参考文献

[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局. 郑州上街峡窝唐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9(1)：22-26+97.

[2]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804·打球作[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444.

[3]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302·宫词一百首[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444.

[4]张松林，廖永民. 郑州上街区唐墓出土青花罐初探[J]. 收藏，2008 (5): 58-60.

[5]袁胜文. 塔式罐研究[J]. 中原文物，2002(2): 56-64.

[6]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发掘工作组. 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J]. 文物，1977(9): 16-30+95-99.

[7]扬州博物馆，扬州文物商店. 扬州古陶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57.

[8]王蔚波. 浅析河南唐青花与蓝彩器的造型与装饰[J]. 收藏界，2008(6): 53-58.

[9]马富坤. 扬州发现的一件唐青花瓷片[J]. 文物， 1985(10)：96.

[10]张浦生, 朱戢. 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J]. 文物，1985(10): 67-71+97.

[11]李放，刘淑华，邓金香. 小器婉约是称奇——唐代青花瓷盘、宋代影青九联瓷瓶的鉴与赏[J]. 收藏界，2004(2): 21-24.

[12]赵青云，于德云, 赵文军. 新发现的唐代青花四系罐——兼谈青花瓷的起源[J]. 南方文物，2000(4): 96-99.

[13]王蔚波. 浅析河南唐青花与蓝彩器的造型与装饰[J]. 收藏界， 2008(6): 53-58.

[14]王蔚波. 浅析河南唐青花与蓝彩器的造型与装饰[J]. 收藏界，2008(6): 53-58.

[1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431.

[16]谢明良. 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 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M].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2.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 河南巩义市黄冶窑址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2007（4）:106-129+153-158.

[18]张松林，廖永民. 唐代青花瓷探析[J].中原文物，2005(3)：78-83.

[19]孙欣. 试论唐青花工艺特征与时代风格[J].收藏家，2008（12）：68-72.

[20]冯先铭. 中国陶瓷[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52.

[21]冯先铭. 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J].文物，1980(4)：5-9.

[22]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1): 1-8+98-100.

唐代步打球有什么玩法？中国古代步打球与现代曲棍球有哪些关联？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和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择优公布。

请联系我们《每周一品》栏目电子邮箱：meizhouyipin@chnmus.net

汪培梓，男，郑州博物馆副研究员，学术研究部主任。致力于文物博物馆、考古和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

金慧，女，河南省化工研究所工程师，郑州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致力于文物科技保护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