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突通墓志 - 河南博物院

屈突通墓志

文物名片

屈突通墓志，石质，唐代。唐贞观二年（628）十一月廿八日刻，志石高宽均为68厘米。1923年出土于洛阳市孟津县郑凹村西南。现藏千唐志斋博物馆。

深度品鉴

志主屈突通为隋唐时期名将，为鲜卑族后裔。屈突通墓志系青石质，志石中部断裂，弥合后全文仍清晰可辨。该墓志刻立于唐贞观二年（628）十一月廿八日。志文隶书，共37行，满行37字，共计1313字，有界格。首行题“大唐故左光禄大夫蒋国公屈突府君墓志铭”，无撰书人姓名。

志文记载了墓主屈突通的世系、籍贯、生平、品行等。据墓志记载墓主名屈突通，字坦豆拔，其先为昌黎徒河人。自高祖恒跟随魏氏迁至洛阳，其祖父庆尚又于永熙年间（532-534）举家迁徙至关中地区，现隶属于雍州长安人。屈突通卒于大唐贞观二年（628）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二岁，据此可以推断出他生于北周建立初年，即公元557年。屈突通其人，两《唐书》有传，《北史》《唐会要》等史料中亦有相关记载。其本人品格清正，刚正不阿，忠诚恭俭，历任北周、隋、唐三朝，均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

墓志中记载了屈突通“高祖恒……大父庆尚……父长卿”，简单地介绍了墓主屈突通的祖、父辈。此外，《元和姓纂》中对屈突氏的世系情况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记载，“后魏中书令、下蔡子屈遵，生须，右仆射。须生恒，右仆射、济北公。曾孙长卿，邛州刺史。生通，唐兵吏二尚书、蒋公。生寿、韩、幹、诠、伦、延。寿，驾部员外，夏州都督，生仲翔、叔齐、季将。仲翔生漪、浩、淑、潾。漪生藏用。淑生鄂、準。潾生郇、郾。郾生铉、锜。伦生琦、俊。俊生绍先。延曾孙陕。”^[1]由此可知屈突通一支源自后魏屈遵，《魏书·屈遵传》中记载“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子须……少子处珍，袭爵。处珍卒，子车渠袭爵……须长子恒……长子观……观弟道赐……子拔……卒，子永兴袭爵。”^[2]屈遵之子孙后代及所记载的官职与《魏书·屈遵传》一致，可知屈遵即屈突遵。屈遵有二子，分别为须、处珍；须之子为恒；恒有二子，观、道赐。结合屈突通墓志、屈突诠墓志^[3]、屈突伯起墓志^[4]、屈突季札墓志^[5]、屈突琁墓志^[6]可知恒之孙为庆尚；屈突通本人至少有六子；屈突诠有五子，分别为仲翔、伯起、叔齐、季札、琁。

屈突通家族世系表

屈突通家族子嗣众多，宗族旺盛，其家族自屈遵这一代已定居在昌黎徒河地区。昌黎徒河治所在今辽宁锦州地区。徒河县置于西汉高帝元年（前206），隶属于辽西郡。《后汉书·郡国五》中记载“徒河故属辽西”。三国魏时期废弃，西晋慕容廆复置。北魏天平真君八年（447）废入广兴。^[7] 屈突氏原出自库莫奚族，《元和姓纂·八物》中记载屈突氏“本居元(玄)朔，徙昌黎，孝文改为屈氏，西魏复本姓。(望出)昌黎。”^[8]屈突通自其六世祖屈遵一直属于昌黎徒河人，屈突氏原本居住在更远的北方地区。《唐彭城县公刘元尚墓志》中记载“奚首领屈突于侵扰侯亭”，《张曲江集·贺诛奚贼可突于状》中提到奚贼可突于，此可突于即为屈突于。^[9]屈突于为奚族首领，其为奚族这点毋庸置疑。“奚，本曰库莫奚”^[10]，可知屈突氏为库莫奚族，墓主屈突通为库莫奚族人。

《通典·库莫奚》中记载“（莫奚族）在饶乐水北，即鲜卑故地”^[11]。可知库莫奚原居住于饶乐河北部，饶乐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沐沦河以北。《魏书·元真传》记载“（336）又大破宇文，闼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12]库莫奚族为鲜卑宇文族的分支，依附于东胡。后遭慕容皝所破，其中有五万人左右迁至昌黎。屈遵在西燕慕容永执政时期曾任尚书仆射，可知屈突氏也在被迁徙到昌黎的战俘中，屈突氏遂为昌黎人。西燕灭亡之后，后燕慕容垂以之为博陵令。北魏道武帝南伐时，屈遵碍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归顺北魏。屈遵博学多才，衷心侍君，得到了道武帝的赏识，拜为中书令，其家族成员受其恩荫。北魏孝文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下令将原鲜卑族姓氏改为汉姓，其中“尸突氏，后改为屈氏。” ^[13]“尸突”当为“屈突”之讹称。屈突氏跟随北魏孝文帝的南迁并定居于洛阳，与屈突通墓志中“高祖恒，中领军，随魏氏迁于洛也”的描述相符合。永熙年间，为了躲避高欢的叛乱，当时北魏的执政者孝武帝带领众入关中投奔宇文泰，屈突庆尚时任北魏之黄门侍郎，当随孝武帝入关。与墓志文中“永熙之季，公大父又徙关中”的记载一致，自此以后屈突氏定居于长安，“今为雍州长安人也”。

屈突通墓志中记载了其祖辈及其本人的任官情况，其“大父庆尚，魏黄门侍郎，周邑川公。”而其子屈突诠墓志中记载“曾祖庆尚，魏黄门侍郎、始州刺史，周大将军、邑州县开国公。”^[14]屈突诠墓志中关于屈突通的父亲庆尚官职的记载更为详尽，应以屈突诠墓志为主。“父长卿，周开府仪同三司、邛州刺史”与屈突诠墓志记载一致，而《旧唐书·屈突通传》仅记载了“父长卿，周邛州刺史”^[15]，墓志记载更为详细，可补史料之缺载。

屈突通墓志志文如下（“／”表示空行）：

大唐故左光禄大夫蒋国公屈突府君墓志铭／

公讳通，字坦豆拔，昌黎徒河人。高祖恒，中领军，随魏氏迁于洛也。永熙之季，公大父又徙关中，今／为雍州长安人也。源流括地，埒江汉而引长澜；崇基造天，方崧华而耸增构。文昭武穆，祖德所以／郁兴；继世象贤，家声所以靡坠。大父庆尚，魏黄门侍郎，周邑川公，德迈时宗，声高禁省。父长卿，周／开府仪同三司、邛州刺史。褰帷千里，惠政着於民谣；比曜三台，荣名播於身后。公川岳降灵，珪璋／毓德。骅骝取路，骋康衢而绝景；松竹凌寒，贯四时而孤秀。明符悬镜，心灵为之莫隐；鉴同止水，妍／嗤由其必照。若夫雄图倜傥，雅量深沉。书剑之功，谅由天植。仁义之道，非因砥砺。州闾揖其景行，／遐迩慕其风流。弱冠登朝，芳徽攸属，起家司卫都中士。既而周道云季，隋德勃兴，除左卫府司马，／袭爵邑川公，迁左勋卫车骑将军。仁寿四年，高皇晏驾，储君嗣业，授备身郎将，授正议大夫。七年，／东夷不宾，职贡时怠。天子把旄杖钺，风驰电逝，乘六龙以大讨六龙：古制，天子车驾驾六马，马八尺以上称龙，故称天子车驾为六龙。语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懹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诏七萃以长驱七萃：七萃为周王的禁卫军，由七支精干的队伍组成，后世用以泛指皇帝卫队，或泛指精锐的军队。语出《穆天子传》卷一：“赐七萃之士战。”。公董帅貔貅，爰陪／军幕，摧锋却敌，公有力焉。迁右光禄大夫，授左侯卫将军。十一年，炀帝省方江滨，诏公持节关右。／公此行也，用讨不亭。既而振威玉门，扬旌紫塞，肃秋霜而伐叛，布春露而怀远。攻城若摧朽，制敌／如燎原。斩获居多，勋庸莫贰。授左光禄大夫，迁右骁、左侯二卫大将军。位冠中权，荣均上将，兵栏／禁卫，樽俎折冲，以公处之，允谐佥议。於是豺狼孔炽，江海横流，衅起宫闱，祸成弑逆。南征不反，怨／切於周王，东游靡归，酷深於秦帝。既而昏明递袭，否泰相因。圣人潜跃之初，皇代经纶之始，／狡兔方殄，瞻鸟有归。公乃心本朝，竭忠旧主，遂东南恸哭慷慨者久之。虽袁安流涕於远年，徐广／兴悲於曩代，弗之尚也。暨乎引见，太上皇殊用加之，授上柱国、蒋国公，拜兵部尚书。太上皇／九五应期，圣明践祚。薛举□凌京甸，侵轶秦中，今上受脤专征，拥旄问罪，元寮之任，妙选国／华，以公隋室重臣，备尽丹款，授公长史，用弼戎机。公禀承谋猷，献可替否。贼徒平殄，军资充实，诸／将多以瑰宝留心，而公不以秋毫介意。王师献凯薛举，朝论多之。武德元年，今上为陕东道大行台，／以公判左仆射。王世充干纪乱常，放命均乎莽卓，滔天泯夏，逆节浮乎浞豷。今上出师吊伐，公／又扈从戎轩。世充克平，荣勋居最，爰加胙土，用赏懋功，增邑五千户，加授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九年，除刑部尚书，转工部尚书，俄授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行台废，授使持节十一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百揆之职，喉舌美於周诗；四岳之官，畴咨盛於虞典。出内唯允，朝野／为荣。方当奉云亭之仪，陪介丘之礼，而西光暮矣，东川逝焉。积善之庆无征，过隙之悲奄及。粤以／大唐贞观二年遘疾，其年十月十九日薨于官舍，春秋七十有二。皇上罢朝不怡，具寮素服掩／泣。赙赠之礼，实隆常数。谥曰忠公，礼也。惟公树德立言，显仁藏用，喜愠不形於色，得丧无累其怀。／室有芝阑，门无造请，激清风以厉俗，韫奇才而佐时。东伐西征，效彰於颓运。立功立事，绩著於兴／王。加以信必有衷，贵而好礼，满盈为诫，谦撝自牧。蔺将军之屈节，高踪可想；张文成之厌世，茂范／犹存。允所谓善始令终，宦成名立者矣。以其年十一月廿八日葬於洛州河南县千金乡玄明里／之北邙山。世子寿，卯年而禀义方，龆年而有孝行。履霜增感，泣血无追，仰述遣芳，式传终古。铭曰：／

若水导源，轩丘构趾，绵绵瓜瓞，悠悠世祀。自北抟飞，图南郁起，高门必复，朱轮继轨。君侯挺秀，风／流卓绝，万顷澄陂，千寻峻节。万顷伊何？光含圆折，千寻伊何？气凌霜雪。弱冠飞声，筮宾从政，立朝／蹇愕，饬躬庄敬。六戎不庭，三韩放命，亟陪军幕，频夷枭镜。时因玉毁，世属鼎迁，怀忠感激，垂翅联／翩。朝嘉得俊，礼盛尊贤，谋猷心膂，匡弼戎旃。绩着阽危，功成帷帐，寄深蕃服，方期翼亮。遽此梁摧，／俄然道丧，哀缠卜远，荣加昭葬。飞旐委郁，服马悲鸟，涂遵武库，路尽佳城。寒云敛色，爱日无精，／式镌翠琬，用树风声。／

文化解读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清平、经济繁荣、法制完备、文化发展迅速、多民族不断交流融合，都为唐代选官制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石。唐代官吏的选拔主要通过科举考试、恩荫制度、军功授爵等几种方法进行，其中又以科举为主。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健全于唐，使得中下级士人甚至贫民子弟能够通过考试平等地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中。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主要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多科，武则天时又增设武举。其中又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热门。常举每年举行，主要有馆、学的“生徒”及在州县自行报考者两部分组成。唐代基本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完整的学校体制，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各级州县学。各级学校学习的内容大致一致，主要以《诗》《书》《礼》《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经典，令有专门学习医学、法律、算术、文学等专门的学科。其中进士及第者地位最为显耀，“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16]。制举名目较多，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文词清丽科，武足安边科等，其考试内容、科目、日期皆由皇帝临时决定。一旦考中，立即授予官职，原有官职之人则立刻升迁。屈突通之孙屈突叔齐“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17]，是其家族中少有的通过制举入仕之人。

唐代历经战乱得以平定天下，唐代以军功入仕者数量较多。屈突通生于北周，发迹于隋唐之际。因其本人性情刚毅，忠诚恭谨，加之降唐有功，因而得到了唐太祖的赏识，墓志称屈突通因此被“授上柱国，蒋国公，拜兵部尚书”。随后更随太宗平定叛乱，助其夺取政权，太宗甚为倚重，官至左光禄大夫。其病逝后，重赠司空，配享太庙。其子屈突诠参与高宗征伐高丽之战，并立下汗马功劳，墓志称屈突通因此被“封范阳开国侯，迁夏州都督”。屈突通、屈突诠皆因军功升迁，足以可见李唐王朝颇为开放，能够因材录用，并不因官员的族出而区别对待。

唐代的另一个主要的官吏选任方式是门荫制度。唐代的门荫制度较为成熟，拥有荫任特权并不意味着可以马上做官，他们还需要通过各级学校的培养或者担任挽郎、斋郎以获得出身，然后还要经过考试，才能有荫任的可能。屈突通官位显赫，其子嗣得以荫任入仕。屈突通之子诠由唐太穆皇后挽郎起家。“挽郎”又称“挽僮”，为古代皇帝、皇后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之人。挽郎大多由官宦子弟充当，年龄在十三到二十岁不等。挽郎得官迅速，升迁也较快，因而官宦子弟大多想尽办法担任挽郎。屈突通之孙屈突伯起“以门荫补弘文馆学生”^[18]，后考试合格得以任职。弘文馆每年招收学生数量有限，且大多为京城高级官吏的子嗣才有资格入弘文馆学习，屈突伯起凭借祖父辈的恩荫得以入学。屈突通另一孙屈突琁为斋郎出身，斋郎为太庙或郊社管理祭祀事物的官职。开元以后，规定太庙斋郎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郊社斋郎以五品以上孙，及六品以上常参官子，五品詹事府丞大理司直等子充任。^[19]由此可以看出父辈官位等级的高低决定了斋郎的等级。斋郎大多需要任职六至八年之后，才可以通过参与吏部主持的考试入官。屈突通家族之人大多依靠门荫入仕，延续了家族的荣光。

除上述所列科举、军功、门荫外，唐代官吏任选途径还有荐举、纳赀、由吏入关、辟署等。屈突通本人“好武略，善骑射”^[20]，凭借累累战功得到唐统治者的青睐，终将屈突家族的发展推向顶峰。其子孙后代大多以门荫入仕，鲜少有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者，未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其家族自其孙子辈时逐渐走向衰落，不可谓不悲哀。

比较研究

丧葬习俗是一个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人们人们生活的情感寄托。不同民族之间的丧葬习俗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屈突氏的先祖为库莫奚族人，即奚族人。奚族早期的葬俗以树葬为主，“死者则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21]。树葬也称“露天葬”“风葬”“悬空葬”“挂葬”等，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北及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树葬的形式繁多，包括“缚尸于树”“悬尸于架”“悬尸于树”“置尸于台”等几种形式。树葬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古代原始居民构木为巢，树葬折射了古代人们树居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土河流域的契丹族也实行树葬，“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2]鄂伦春族的树葬“用桦树皮将尸体裹起，择日舁出，架于树上。彼皮肉腐烂，骨坠下，然后拾起埋之土中”^[23]。契丹族于树葬三年后收其骨后焚之；鄂伦春族则待尸体腐烂后骨头坠下，然后捡起埋之于土；有关奚族早期树葬的具体处理方式目前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但其形式当与“同族异类”的契丹族差别不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树葬范围较为广泛，不同民族的树葬形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而中原地区则奉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24]，因而墓葬形式多仿造地上宅院而修建。他们希望死者在阴间可以过着和阳间同样甚至是更加富裕的生活，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并祈求死者的庇佑。中原地区汉人的丧葬习俗在唐代及其之前主要以土葬为主，由最开始的单人竖穴土坑墓发展为象征地上宅院的双室墓、多室墓。汉人墓葬等级鲜明，具体表现在随葬品的数量、墓葬规模、丧葬礼仪等方面。例如在随葬品方面，高等级的墓葬往往随葬品的数量较多、种类丰富。王侯级别的墓葬大多墓前随葬有石像生、镇墓兽等，甚至修建华丽、庞大的地宫。在墓葬的选址方面，中原地区汉人墓葬大多借助风水学说，并选择与吉时葬于吉地。

屈突通墓志称其仙逝后“葬於洛州河南县千金乡玄明里之北邙山”，其子屈突诠“葬於洛州洛阳县之清风乡”；其孙屈突伯起“迁贬于洛阳北邙之原”，屈突季札“葬于洛州洛阳县清风乡北邙山之原”，屈突琁“葬于北邙之原”。屈突通祖父辈的葬地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看到屈突通祖孙三代均选择“堆著黄金无买处”^[25]的北邙一带作为安葬地，其家族成员的墓葬又体现了聚族而葬、迁葬、归葬等埋葬习俗。这体现了屈突通家族对汉族丧葬文化的认可与接受，是其逐渐融入汉人共同体的重要证据。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最初与汉人差异较大，后逐渐受到中原地区汉人丧葬习俗的影响，呈现出汉化的趋势。一部分少数民族人例如屈突通家族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缘由迁入中原地区，他们逐渐受到汉文化的洗礼，在丧葬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与汉人等同。

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墓志中较少地记载其家族成员、婚姻状况、撰书人等情况。例如屈突通，虽身为左光禄大夫、蒋国公，身份显耀，其墓志铭文长达一千三百余字。但是铭文中却没有介绍其妻子的情况，后人仅能通过葬地、屈突通本人的爵号将蒋国夫人推断为其妻子^[26]，但是始终缺乏事实依据。屈突通墓志中仅提到其子长子寿，对于其他子嗣的具体情况我们只能结合《元和姓纂》的记载加以补充；其子屈突诠的墓志中亦未记载其子孙的情况，现在学术界关于其共有“五子”还是“八子”仍存在争议。屈突通及其子孙的墓志中均未提到撰书人的姓名，大概是刻意为之。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虽然得到了高贵的身份，在中原王朝官位显赫，但大多对中原王朝存在忌惮，皆谨言慎行。而中原地区汉人的墓志大多详细介绍其婚姻、子嗣、撰书人、书丹人等，甚至一部分汉人墓志文中将其妻子的家族世系加以追溯，体现其作为中原王朝正统国民的自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