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面纹铜罍 - 河南博物院

兽面纹铜罍

文物名片

兽面纹铜罍，铜器，商代文物，高24.5厘米、口径13厘米，1955年郑州白家庄2号墓出土。

深度品鉴

1954年在郑州市东关外与二里岗大道交汇处修筑一条从白家庄村南北穿过公路，挖掉了白家庄村中的一个土岗的一部分，在土岗的断崖上暴露出了考古中常见的文化层——“灰土层”以及一些铜器。这一现象引起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的重视，将其列为市区文物保护的重点。1955年5月4日，白家庄村群众在土岗的附近及土岗下挖沙时发现该文介绍的兽面纹铜罍。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闻讯后，在此处布探沟一条，对已暴露的残墓及另外3座墓葬做了清理。兽面纹铜罍系出土于这次清理的4座商代墓葬中的C8M2之中。^[1]

从造型上看：兽面纹铜罍整体器壁较薄，敛口，沿外翻，长束颈，折肩，深腹下收，圜底，高圈足。束颈上部外撇弧度较小，下部外撇弧度较大；折肩较宽，肩与器腹交汇处有一明显的折线；圈足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较宽，外撇弧度较小，下部分较窄，外撇弧度较大，上下两部分连接处有一很窄的折边（图一）。

图一兽面纹铜罍圈足

从纹饰上看：兽面纹铜罍颈部上端装饰较紧密的凸弦纹三周；弦纹下等距离装饰三个龟形图案，龟形图案整体象一乌龟，头似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蛇头，背部装饰一圆涡纹，四足呈云纹状，尖尾（图二）；肩部与颈部连接处饰斜角云雷纹带一周；腹部纹饰由上下较窄的云雷纹带和中间较宽的兽面纹带三部分组成，兽面纹带由三组近似的兽面纹饰组成，兽面的眼、眉、鼻和口皆微凸出器面；圈足上部有相距较宽的凸弦纹两周，等距离分布的三个十字形镂孔将两条弦纹打断。

图二兽面纹铜罍颈部的龟形图案

兽面纹铜罍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兽面纹铜罍虽为群众发现，但可以确定其出土墓葬，应算是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它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段即商代中期偏早时期的文物，是目前已知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青铜罍。它的发现不仅增加了我国商代中、前期为数不多的青铜器的数量，而且为研究和界定商代中、前期的青铜罍树立了标尺。

其次，兽面纹铜罍腹部范缝痕迹明显，范线皆穿过三个十字形镂孔，它对研究早期青铜器圈足上的镂孔的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研究早期青铜器范铸逻辑的重要实物资料。兽面纹青铜罍腹部纹饰中的兽面采用微浮雕工艺，突出兽面的各个部位，这在商代中、前期的青铜器上极为少见。它不仅代表了这个时期我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成就，而且奠定了商代晚期出现的“三层花”工艺的技术基础。

再次，兽面纹铜罍出土之后，颈部等距离装饰的三个龟形图案吸引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种装饰在商代中、前期的青铜器上极为少见，多数学者认为龟形图案是某一氏族的图腾或者族徽，也有一部分学者考释龟形图案为文字——“黾”或“龜”。如果后一种考释为文字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龟形图案就是目前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铭文。

因此，兽面纹罍是商代中、前期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具有极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化解读

青铜器中的罍，在文献记载中是一种表面刻画有云雷等纹饰的大型容器，形状如壶，不同用途相应会有不同的称谓。如《说文解字》记载，“櫑，龟目酒尊，刻木作云雷象，象施不穷也；罍，櫑或从缶……”。《毛诗正义•卷第一》记载，“金罍，酒器也，诸臣之所胙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金饰龟目，盖刻为云雷之象”；《三礼通释•卷一百六十二》记载，“罍之制度，郑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画之为山云之形’，夫酒器得用金罍，《韩诗》说通其大小之异；《毛诗》说罍大一硕；《礼图》：大一斛；郭注‘罍形似壶，大者受一斛’”；《尔雅疏•卷六•第五》记载，“彝卣罍，器也，皆盛酒尊彝，小罍谓之坎。罍形似壶，大者受一斛。孙炎云‘罍者，尊之大者也’”。

将实物罍和文献记载的罍相对应开始于宋代的金石学家，由于当时流传的三代青铜器数量较少，有自名的更少，很多实物的命名与现在的同类器物命名有较大的出入。即使是现在有大量青铜器出土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些出土青铜器类的定名仍有较多分歧。关于现在定名的罍形器，主要的分歧在本文介绍的折肩无耳罍是否属于罍形器一类的问题之上。马承源著《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折肩无耳罍不属于罍形器物，而朱凤翰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则将折肩无耳罍划入罍形器中，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除折肩无耳罍这种造型结构较为特殊的罍外，其余的罍大致可以分为圆罍和方罍两种。圆罍和方罍的定名是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大量增多，在带有铭文的器物中发现了一些自名为“罍”的器物，随将这种带有自名为“罍”的器物确定为罍，进而依据这些器物的形态特征，将出土和传世青铜器中与其造型结构一致或近似的器物也界定为罍。由于夏商周经历的时间较长，罍在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造型上的变化。

罍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中充当酒器和水器的角色。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西周及其以前的青铜罍主要作为酒器随葬于墓葬之中，东周时期方作为水器使用。有关青铜罍作为酒器功用的文献记载有很多：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蓼莪》记载，“瓶之罄矣，维罍之耻”。箋云 “瓿小而尽，罍大而盈，言为罍耻者，刺王不使富分贫，众恤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周礼•司尊彝》记载，“……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尔雅》记载，“司尊彝，祭祀裸皆有彝，献皆有尊，酢皆有罍，彝为上尊，罍金下尊，上者宜小，下者宜大”；《诗经•周南•卷耳》记载“我故酌彼金罍”；《后汉书•班彪传》记载，“罍，酒器也，壶罍同训，是以此二器古每通称意”等等。有关青铜罍作为水器功用的文献记载有：《仪礼•燕礼第六》记载，“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仪礼•大射第七》记载，“设洗于阼阶东南，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陈。设膳篚在其北，西面”；《仪礼•少牢馈食礼第十六》记载，“司宫设罍水于洗东，有枓，设篚于洗西，南肆”等等。

至于青铜罍的实际功用，应从出土青铜罍的墓葬级别，随葬青铜器的组合形式，青铜罍的出土位置等方面来综合观察、研究。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出土青铜罍的商代墓葬中，青铜罍绝大多数是和酒器摆放在一起的。西周中期以后，酒器在墓葬中的数量减少，青铜罍开始出现与水器摆放在一起的现象，但是之间的位置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真正能够确定罍是充当水器在墓葬中随葬的是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罍、洗组合。即最迟应该在春秋中晚期，罍开始具有水器的功用。青铜罍在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墓葬中以酒器的身份在礼器组合中出现以后，与其固定伴出的是鼎。有鼎出土的墓葬未必有罍，但是有罍出土的墓葬必会有鼎。罍在商周时期的墓葬中随葬数量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1件，只有极个别墓葬随葬2件。从已发掘的商周时期的墓葬来看，属于天子级别的墓葬（商代可能有8座，西周时期的未发现）均无青铜罍出土，而出土有青铜罍的墓葬最高级别的可能只到王室成员或各地诸侯一级，如安阳小屯妇好墓和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等。因而，大致可以认为，青铜罍只是诸侯或臣子使用的一种青铜礼器，而商王或周王并不使用。

关于青铜罍的起源问题，李济先生认为，“就这些留存的古说推寻，很显然这器物的原形可能是用木制，更早的大概是土烧的陶器。木制的大概是方形罍的开始，土制的大概是圆形罍的开始。古木器保存者甚少，但瓦器从史前时代起，留存到现在的甚多。”“陶制的罍形器不但在殷墟发现者甚多，可以远溯到史前的彩陶时代。罍形器的前型显然地是由没有耳及鼻的坛形器演变出来”^[2]。郭宝钧先生认为，“‘瓿’、‘罍’都是盛酒、贮酒器，在中商时期，形制尚未分化，可以兼名。到殷商功用显分，瓿小而罍大，罍有两耳，有面鼻，而瓿无之……但都是从中商郑白分群的瓿形分化而来”^[3]。显然，两位先生都没有将折肩无耳罍归入罍形器中。笔者以为，折肩无耳罍是型制较为特别的罍形器，它和圆罍一样应该起源于陶器，只是各自的起源陶器不同。因而可以说，折肩无耳罍起源于陶器，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出现，到商代中期以后消亡；圆形罍起源于陶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兴盛，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不见，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时候再度出现，战国晚期消亡；方罍可能起源于木器，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西周早期以后消亡^[4]。

比较研究

商周时期传世和发掘出土的青铜罍可达200余件，时间涵盖商代早期至战国晚期。虽然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这段时间内发现的罍的数量极少，似曾消失，但到春秋晚期开始罍却再度出现。下面列举一些传世或出土的商周各个时期的青铜罍，希望能通过简单的比较研究，梳理一下青铜罍的发展脉络。

1980年陕西城固县龙头镇出土了一件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青铜罍^[5]（图三）。该器“口微侈，方唇，颈较高直，肩微耸。腹微鼓，圈足较高，三合范。肩部饰一周夔纹，共九夔，首尾想向。腹部饰三组由双夔组成的饕餮纹，夔纹两边各有一小夔。该组纹饰上下界各饰一周连珠纹。主体纹饰线条较粗，纹路深峻，有厚重之感。圈足上部饰三道凸弦纹，有三个镂空，下部有箍棱。制作精整，花纹瑰丽。通高37.8厘米，口径23.0厘米，腹径30.6厘米，腹深30.9厘米，圈足径17.3厘米。重10178克，容积约15350毫升”。

图三陕西城固县龙头镇出土的青铜罍

1971年在山西长子县北郊出土一件殷墟一期的青铜罍^[6]（图四）。该器“侈口，圈足，鼓腹，肩较平，圈足有三孔，口唇稍残，腹饰饕餮纹，颈部偏下饰夔纹，偏上有三弦纹。通高26、口径18、腹径23、圈足径14厘米”。

图四山西长子县北郊出土的青铜罍

1977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发掘的一座殷墟二期的墓葬M18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罍^[7]图五）。该器“小口，颈较高，圆肩，腹较高，向下内收，平底略凹。颈饰凸弦纹二周，肩部有对称的羊头半环形耳，腹下部一面也有一羊头半环形儿。羊头方目卷角。高33、口径11.6、底径12、壁厚0.7厘米。重12.7公斤”。

图五河南安阳小屯村北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罍

1984年在河南安阳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葬中出土一件殷墟三期的青铜罍^[8]（图六）。该器“侈口，方唇，束颈，广肩，腹下收，圈足，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半环形儿，两耳间腹下部一侧也有一个半环形耳。颈饰凸弦纹两条，肩部两侧饰凸圆泡六个，每侧三个，泡面饰圆涡纹。腹上部饰宽带凹弦纹一周。三耳上同饰牛面纹。口沿内侧铸一铭文‘爰’字，阴文。高38.6、口径16.9、底径16.6厘米。重7.45公斤”。

图六河南安阳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葬出土的青铜罍

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窖藏坑出土一件商末周初的青铜罍^[9]（图七）。该器“通高44.5、口径16.5、盖高12、盖口径12厘米。盘形口，圆肩，高圈足，通体花纹，两面四分，上下四层。每面上腹饰对向迥尾夔凤纹，突目，利爪，尖齿。下腹饰兽面纹，近底及圈足饰夔纹，雷纹衬地。耳鼻作兽首状，耳衔圆体圆环，两耳兽首顶端耳面饰夔纹。覆盆式盖，通体作盘龙状，前足蹲踞，爪形足，四趾，盖面及周沿以三长尾夔纹盘绕，中心一蝉纹，龙身腹底对应于盘面中心也饰一阴线简化蝉纹”。

图七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窖藏坑出土的青铜罍

1973年在陕西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出土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罍^[10]（图八）。该器“通高46、口径23、腹深38.5厘米，重18公斤。圈足，腹下收，折肩，肩附双兽衔环耳，平沿外折。口沿下饰窃曲纹，肩饰变体窃曲纹间以涡纹，腹部饰蕉叶蝉纹。口沿内壁铸铭文8行，重2文，其铭为：对乍文考日癸宝尊罍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眉寿敬冬。”

图八陕西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出土的青铜罍

1936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中出土造型、纹饰近同的两件春秋晚期的青铜罍^[11]（图九）。“Z甲—17：1、发掘号131，宽沿外撇，敞口，微束径，圆肩，两卷尾回首状兽耳，大鼓腹，平底，圈足。耳满饰首纹，下足部内套一活环，两耳间铸寿形扉棱一对，肩至腹部满饰由绹素纹组成的长方格，内填细密羽纹，且装饰有规律小圆环若干。通高30.5厘米，口径21厘米。”

图九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中出土的两件青铜罍

1979年在江苏丹徒谏壁粮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罍^[12]（图十）。该器“平沿外折，短颈，鼓腹，平底下三个短蹄足，肩部有一对回首兽形双耳，下套葫芦形环，肩部及近底饰三角纹，腹部满饰络绳纹，内填纤细的蟠嫡纹。通高39.3厘米”。

图十江苏丹徒谏壁粮山出土的一件青铜罍

1954年山东省峄县文化馆收集了两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罍^[13]（图十一）。造型、纹饰近同。高28.5厘米，口径21.3厘米，腹径36厘米。侈口，沿外翻，束颈，斜肩，肩两侧对称分布两兽首衔环耳，环耳内套扁圆环，腹下收，小平底。肩部饰窄窃曲纹带四周，腹部上侧饰蟠虺纹带一周，下接垂叶纹。口沿一周铸铭文29字：“惟正月初吉丁亥不白夏子自乍尊罍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图十一山东省峄县文化馆收集两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罍

1995年在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出土了一件殷墟二期的青铜方罍^[14]（图十二）。该器“长方形直口，弧形肩，下腹内收，平底略内凹。肩部短边两面有对称的牛头半圆形耳，长边一面下腹部也有一同样的耳。口外侧饰夔龙纹，肩部饰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凸起圆涡纹四个及兽头二个，肩下饰夔龙纹一周，腹饰大三角夔龙纹。口长15.1、宽12.5、高38.6厘米”。

图十二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出土的青铜方罍

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罍^[15]（图十三）。该器“通高38厘米、腹深33厘米。圆肩，直颈，圈足，两耳兽首衔环，在一面腹下部有一兽首长舌兽首，领肩与圈足饰弦纹。领内有铭文三行八字：陵乍父日乙宝罍单”。

图十三陕西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坑出土的青铜罍

1963年在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M6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方罍^[16]（图十四）。该器“器体高瘦，盖及盖钮为单脊四坡屋顶状；身方形，直口，圆肩，深腹，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的套环兽头环钮，正背面有浮雕兽头；下腹正背面有兽头半环钮，身盖四角和每面正中有扉棱。盖钮饰云雷饕餮纹，下腹饰三角形夔纹，其余盖坡、颈肩、上腹和圈足均饰夔形纹，夔纹或曲身或岐身，全部均以云雷纹铺地，上下分为三层，十分精美。盖内和颈部内壁铸有铭文‘母 ’二字。口长宽13.8×13厘米、肩部长宽33×29厘米、圈足长宽12.3×13厘米、通高50.3厘米”。

图十四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M6中出土的青铜方罍

从传世和出土的商周各个时期的青铜罍资料来看，它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折肩无耳罍的流行时期。折肩无耳罍发现的数量较少，流行时间也不是很长。二里岗上层时期，在河南郑州出土了商周时期最早的青铜罍——折肩无耳罍。从殷墟一期开始，折肩无耳罍出土地点由郑州转移到了当时的商都城所在地安阳。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的罍具有无盖、侈口、窄口沿、折肩、无耳、高圈足且带有镂空的特点。殷墟一期之后，折肩无耳罍退出了中原的历史舞台，转而兴盛于长江流域；第二阶段，高体圆罍和方罍的流行时期。这一时期是商周青铜罍的主要发展阶段，高大的器型和精美的纹饰在青铜罍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出土地点广泛分布于当时商周两代的各个地域。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周边地带，各地出土的青铜罍都表现出有盖或者无盖、小口、圆肩、双耳、腹下收、下腹部多数带有鼻钮、圈足逐渐增高和圈足上镂孔消失等器形规整、形制统一、演变有序的特点。这可能和商周王室强大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圆体青铜罍和方罍从商代晚期几乎同时出现，方罍到西周早期以后逐渐消失，而高体圆罍则到西周中期以后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眼；第三阶段，宽体圆罍的流行时期。宽体圆罍是在高体圆罍和方罍逐渐消亡之后，经过了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这一段无罍的时间突然以新的形态再度出现的。然而，它却昙花一现，到战国早期以后就很快消失了。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目前仅有征集的一件工师文罍。目前发现的宽体圆罍的数量较少，流行时间也不是很长。因各地诸侯势力强大，周室对诸侯控制能力的减弱或丧失，使得诸侯国有条件铸造符合自身审美需求的青铜器，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青铜罍呈现出造型各异，无序可循特点。但这一时期的青铜罍在形体上基本都有体宽大于体高这一与前两个阶段体高大于体宽明显不同的特点，双耳或者四耳，圈足或有或无，鼻钮消失。在周王室礼制影响较强的中心地区，不同地点出土的青铜罍明显具有较为一致的形体特征，如长治风水岭出土的罍和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的罍。它们也是第三阶段宽体圆罍中的精品。

在商周各类青铜器中，延续时间最长的莫过于鼎和鬲。但从青铜罍出现和消亡的时间来看，它几乎可以与这两类器物并驾齐驱，也足以与其相媲美。至于其能长时间流行的原因，也许其功用的改变可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即罍是以酒器的初始功能出现在商代的重酒组合礼器之中的。随着商朝的颠覆和周王室礼仪制度的确立及禁酒制度的行使，使重酒组合中的酒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重食组合成了墓葬随葬礼制的重心。罍在此时可能摒弃了先前酒器的功用，转而行使水器的作用，不仅实行于墓葬重食组合礼仪之中，而且实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或许就是青铜罍能在商朝灭亡之后还能继续长时间流行，直到战国晚期的重要原因。出土有青铜罍的墓葬资料显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这一罍的发展高峰期时段，青铜罍绝大多数是殷人或殷人的后裔在使用，几乎看不到姬姓周人使用青铜罍的现象。在现今可以确定为西周时期姬姓诸侯国的墓葬中没有青铜罍出土，如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等。但也有例外，如北京琉璃河燕侯墓M1193就出土有罍。这可能和当时的燕国地理位置距中央统治中心较为偏远的缘故。第二阶段时期的罍为殷人或殷人后裔所用这一现象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罍在第三阶段再度出现时，形体上的由高变宽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达到展现罍的功用从酒器向水器的变化。这也较为符合文献记载的东周时期罍的功用^[17]。

趣味猜想

猜想一：兽面纹青铜罍颈部装饰的三个龟形图案到底是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的是拥有该器的氏族的族徽呢，还是另外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的是我国早期的文字呢？

猜想二：兽面纹铜罍圈足上等距离分布着三个十字形的镂孔，这在商代早中期的圈足青铜器上常见，那么这些镂孔是单纯的装饰孔，还是具有其他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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