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虎形跽坐人像，玉器，商末周初，高5厘米，宽2.5厘米，厚2.8厘米。1997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玉虎形跽坐人像（图一），1997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该墓出土铜礼器多带铭文“长子口”，应是墓主人名字，故称长子口墓），此墓时代大致属西周初年，墓中不少器物表现出了商末周初的特征，对研究殷周之际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各类器物近2000件，其中不乏文物精品，玉虎形跽坐人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

图一  玉虎形跽坐人像背面

玉虎形跽坐人像（编号M1：367）发现于长子口墓北椁室铜圆斝内，绿黄色，顶部有褐斑，顶端微沁，微透明。整个玉人用圆雕手法雕刻。造型独特，从正反两面看呈现不同的内容（图二）：

该器从正面看为一“虎首人身”形象，人物造型呈跽坐状，虎首高昂，大口暴张，牙齿清晰，上下各七齿，上边齿呈倒钩状，小鼻，双鼻孔，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半圆形双耳。虎头以下为人身形状，体向前倾，跽坐，双手扶膝，五指向下，未露足趾似着鞋，身着衣。

从反面看，整个背面（人物的背部）呈鸱鸮形，鸮呈蹲立状，虎之双耳为鸮耳，耳后倾，大勾鼻，圆目突睛，喙下一圆孔。人背作鸮身，人之胳膊作双翼，人之双足作鸮足，昂首挺胸，怒视前方。^[1]

图二 玉虎形跽坐人像（线图）

玉虎形跽坐人像体型很小，能在其上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虎首、人身、立鸮三种形象本已难得，加之三种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体造型流畅协调，丝毫没有突兀感就更属罕见。可以说在造型、雕工、创意等方面，此器均属商周圆雕玉人中的杰作（图三）。

图三 玉虎形跽坐人像拓片

1.跽坐

玉虎形跽坐人像中人物的整体造型呈跽坐状，这一造型呈现了商代重要的坐姿模式。跽坐也称跪坐，指两膝及小腿着地，脚跟托承臀部，上身直立，现在日本的传统住宅中仍采取这种坐姿。如今我国已完全采用垂足坐，垂足坐源于东汉末期胡床的传入以及佛教跏趺坐的影响。胡床又称交床，类似于今天的马扎，正如陶榖在《清异录》中记载：“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后来经过唐代的推广，到了宋代坐具有了全面的发展，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纷纷出现，并影响至今。总之，随着坐具的传入、发展和创新，我国完全舍弃了传统的跽坐形式，而要探索商代的坐姿模式，玉虎形跽坐人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说文解字段注》（第八篇上）“居”字注云：“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与坐皆厀（膝）着于席，而跪耸其体，坐下其臀……若蹲，则足底着地而下其臀，耸其厀曰蹲……若箕踞，则臀着席而伸其脚于前，是曰箕踞。”^[2]该段文字大致总结了先秦时期人们的主要坐姿模式，包括坐、跪、蹲、箕踞。并可知：跪、坐，姿态虽相仿但也细微有差别，“跪”时臀部不充分接触腿脚，全身处于紧绷的状态；而“坐”则将上身重量通过臀部施加于脚跟。

先秦时期，跽坐是符合“礼”的要求的标准坐姿，而蹲踞和箕踞则被视为无礼的姿态，是蛮夷的特征，正所谓“东夷之民，蹲踞无礼义”（吴大徵《夷字说》）。但跽坐并不舒适，长时间跽坐会让人两腿酸麻，所以在没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民众还是会采用蹲踞、箕踞这样的坐姿。箕踞是臀部着地并随意张开两腿，由于形似簸箕，故称箕踞。相比于跽坐，这两种坐姿更能缓解人体疲劳，更为舒适，这些姿态的人像在商代也有发现。

目前出土的商周时期的人物形象中，圆雕的大多采用跽坐姿态：如妇好墓出土的带帽石人（小屯M5:376）、蛇纹玉人（小屯M5:372）、T形腰饰玉人（小屯M5:371）^[3]，这些玉人大都表情肃穆、衣着华丽，似乎正参与到某种严肃正式的仪式之中。在出土的商代浮雕玉人中，大多采用蹲踞的姿态，如妇好墓出土的蹲踞玉人：小屯M5:518和小屯M5:470，另外，侯家庄西北冈出土的跪坐人形璜（M1550_40:R001339）^[4]也呈蹲踞状。这几件浮雕玉人的整体造型一致，人物头戴角状物，身体呈蹲踞状，手臂握拳屈臂放于身前。另外，有一件相传从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石人像^[5]，人物坦胸带帽，臀部着地，双手后撑，双腿蜷曲，整体呈箕踞状。

图四 商代玉人的坐姿

由图四可知，殷人除跽坐外，还普遍存在蹲踞和箕踞的坐姿。既然存在多种坐姿，那什么时候要采取跽坐呢？李济先生从甲骨文字形入手将采用跽坐的情况分为四类（图五）：“女、母、妾等与女性有关；命、邑、奴等具有征服的意义；祝、鬼、兄，涉及祭祀鬼神；侸、既、飨均为饮食之事。”并分析道“那时的人们不但对主人、对鬼神要跪坐；在日常生活中如执行为母的职务，自已吃饭，或宴飨宾客，均在跪坐中进行。”^[6]

图五 甲骨文中的跽坐形象

从图四可以看到，商代在强调尊卑关系的场合，对坐姿是有要求的，尤其在祭祀仪式中，跽坐是必须的。由于商代各种祭祀仪式繁多，跽坐与祭祀、仪式、礼仪相关联，在“周因殷礼”后，跽坐成为了“礼”的体系中的基本要求，直到胡床的传入，大众的主要坐姿才开始发生变化。

2.立鸮

玉虎形跽坐人像的背面为一完整的鸱鸮形象，鸱鸮俗称猫头鹰，在我国早期艺术中屡有出现，如在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中均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在商代，以鸱鸮为主题的各种艺术造型更是达到了顶峰，尤其在青铜器和玉器上的表现更为突出。

商代青铜器上存在着大量的鸱鸮形象（图六），有些是在器身上刻画鸮纹，如鸮纹觯^[7]；更常见的是把器型塑造成鸱鸮形，这点在尊和卣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妇好墓出土的鸮尊威严大气，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鸮尊拙朴可爱^[8]，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的鸮尊精美细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中心藏鸮尊写实逼真^[9]。另外，屡有出土的鸮卣也是将鸱鸮形象融入器型的典范，如山西石楼出土鸮卣^[10]，整个卣由两个背靠背的鸱鸮组成，鸮首为卣盖，鸮爪为卣足，整体造型协调流畅。

图六 商代青铜器中的鸱鸮形象

与玉虎形跽坐人像背面鸱鸮形象相近的商代圆雕玉鸮的形象多有发现（图七）：妇好墓就出土了六件玉石制鸱鸮像（圆雕四件，浮雕两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玉鸮（M5：465）、玉鸮（M5：507）和玉鸮（M5：513）^[11]。另外，在侯家庄西北冈M1001中也出土了两件大理石鸱鸮像（R001610和R001756）^[12]，较妇好墓出土的玉鸮造型更大。在殷墟以外，西安毛西乡也有玉鸮出土^[13]，这说明对鸱鸮的信仰不仅限于王畿地区。在传世的商代玉雕中，也有玉鸮流传，如现藏于新乡博物馆的商代玉鸮^[14]就比较有代表性。

图七 商代玉器中的鸱鸮形象

从大量出现的商代鸱鸮形象可以推断，殷人对鸱鸮有着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断然不是像后世将其当做恶鸟，充满厌恶之情。在重鬼尚祀的商代，大量出现的鸱鸮以及诸多变形的鸱鸮形象，都应与宗教信仰相关，关于商代鸱鸮的含义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刘敦愿先生在《夜与梦之神的鸱鸮》中认为：鸱鸮类猛禽象征威猛，与兵刑之事相联系，鸮鸣是战争胜利的象征，同时，鸱鸮是夜神和梦神的象征。^[15]黄厚明、陈云海在《中国文化中的猫头鹰信仰》中认为：殷人相信祖先的灵魂总是在夜间出没，而鸱鸮就是背负祖先灵魂飞行的夜鸟，在殷人眼中鸱鸮成了祖先的化身，其鸣叫也被视为祖先发出的呻吟。^[16]叶舒宪在《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中通过四重证据法探究玄鸟原型，认为玄鸟的“玄”本义即旋转，正契合了鸱鸮头和眼睛的大角度旋转特点，故“玄鸟”正是鸱鸮。^[17]孙新周在《鸱鸮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中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就是鸱鸮，鸱鸮还是商民族的生殖神、农业保护神和太阳神，是古物候历法的标志物，鸱崇拜文化现象的实质是古物候历法与天文历法的统一。^[18]

究竟“降而生商”的玄鸟是否就是鸱鸮，这点在学界仍有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殷人对鸱鸮确实有着独特的偏好和崇敬。鸱鸮的恶鸟化是从西周以后才开始的，我们不能将《诗经•鸱鸮》中“鸱枭鸱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这样对恶鸟的态度按在殷人身上，在商代鸱鸮是神圣的，并在其信仰体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玉虎形跽坐人像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是人、虎、鸮三者的合体形象，目前已发现不少商代人兽合体的造型，如虎首人身、鸟首人身、人首蛇身，同时也有兽兽合体的情况，如虎首鸟身等。人兽合体造型虽多，但人和两种兽形结合的形象却非常少见，因此，玉虎形跽坐人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目前尚未见到和玉虎形跽坐人像造型一致的器物，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可见将其分解认识为：人虎合体、人鸮合体、虎鸮合体三个方面，并分别进行对比研究。

1.人虎合体像

人虎合体的模式主要表现为“虎首人身”的造型，1935年发掘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冈M1001和M1550墓中各出土了一件虎首人身的大理石雕像。M1001中的石像（图八）：“虎首人身，作跪姿，双手撑于双膝上。背后有竖凹槽由上至下贯穿背部，虎的胯下亦有一与竖槽垂直的小凹槽，可以将本石雕嵌入木结构中。虎头略仰，张口露出锯形齿与犬齿，两耳竖起。以强有力的凹线纹刻出眼、鼻以及虎身各部纹饰。”^[19]M1550中的虎首人身石像保存不如前者完好，但两者形象大体相近，其背部凹槽应可嵌入木柱^[20]。除了背部，这两件虎首人身石雕和玉虎形跽坐人像的造型基本一样，可推测跽坐的虎首人身像在商代有着某种固定的含义，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

图八 安阳侯家庄出土“虎首人身”像

这两件虎首人身石像的表面都布满了各种纹饰，根据研究者的统计，M1001的石像上：臂上有2条夔纹，额心有菱格纹，五爪间和口角后有鳞纹，腰侧面有2条蛇纹^[21]。《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彊良。”彊良虎首人身的形象与石像一致，而且“操蛇”的特征，也和石像臂上的夔纹和腰间的蛇纹相符，故有学者认为商代出现的虎首人身形象就是《山海经》中的彊良^[22]。

2.人鸟合体

玉虎形跽坐人像的背后整体被塑造为鸱鸮形象，这样的人鸟合体形式较为少见，通常的情况是将鸟的一部分和人的一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鸟首人身”或“鸟身人足”。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有如下几件（图九）：新干商墓中出土的“鸟首人身”佩饰^[23]，该器整体呈蹲踞状的人形，头似人头但有鸟喙，上方有镂空雕出的玉链，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妇好墓出土的“鸟身人足”圆雕石怪鸟（M5：1119），整体似呈鸱鸮状，但两腿为人足。“鸟身人足”的形象在青铜器上也有出现，如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一件商代鸟兽纹觥，其鋬部整体为一只站立的鸱鸮形鸟，其足部为人足，并有蛇纹盘于其上，形成类似“践蛇”的“鸟身人足”像^[24]。上述几例“人鸟合体”的例子中，皆为鸟和人的部分器官相结合，主要表现为上身（头部）为鸟形，下肢为人足。这些造型可能是重现商代巫师戴鸟头面具进行作法的姿态。文献中也有商代巫师“操鸟”施法的线索，《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是上甲微的父亲，在卜辞中称高祖并享受最隆重的祀典^[25]。亥字在不同时期的卜辞中略有差异^[26]，但字上方均为鸟形，于廪辛时期写作 ，与“两手操鸟”相对应。先商时期，商族的巫很可能是由氏族首领兼任^[27]，王为群巫之长，因此，王亥“操鸟”便可以视为巫师执鸟施法，其“食其头”的特征可能与“鸟首人身”形象间存在着关联，可推测“鸟首人身”形象象征巫觋佩戴鸟头面具施法是有较大可能性的。

图九 商代的“人鸟合体”形象

在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件孔雀石圆雕人像（M5:377），可能正是佩戴鸟首面具的写照（图八 右）。发掘报告称：“（人像）脑后有下垂的发髻……发髻之上雕有半圆形‘发饰’。”^[28]由于此人像头部磨损较严重，其脑后形象残损，造成了研究者认为脑后表现的是发髻，但半圆形的“发饰”连撰写者也要打引号，表示不确定。我们通过与玉虎形跽坐人像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共通之处，“下垂的发髻”其实是鸱鸮的喙部，“半圆形的发饰”则应是鸱鸮的耳部，那么此像可视为跽坐的人物脑后佩戴鸮首面具的形象。

3.虎鸮合体

玉虎形跽坐人像中除“人”这一元素外，还有虎和鸮，考察商代艺术，能够发现虎和鸮是经常成对出现的一个固定组合，因此，更证明玉虎形跽坐人像的设计是有特定的意义的，并且这一意义在商代信仰中具有共识性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虎鸮组合”有如下几件（图十）：在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一件虎首鸟身玉雕（M5：990），形制独特，是虎首鸮身形象的代表作。另外，妇好墓出土的圈足觥上（M5：802）也有虎鸮合体的形象，觥的前端为虎形，后端为一鸮形，觥盖的前端为虎头尾端为鸮首。与此器盖相仿的还有弗利尔美术馆藏的觥^[29]。

图十 商代的“虎鸮合体”形象

4.对人、虎、鸮合体造型的理解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玉虎形跽坐人像中人、虎、鸮三者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虎和鸮都是商代巫师作法时所佩戴面具的象征，而面具的原型来自巫觋作法时的动物助手。有两件西周时期的雕塑可辅证这一观点^[30]（图十一 左1、2）：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西周杆头饰，其上人物身披虎皮，双手“操鸟”；现藏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的骨雕，其上人物身披虎皮，双手“操蛇”。两件器物中人物相似的造型说明其身份是相同的，结合人类学对萨满巫师的研究可以确认，它们表现的是巫觋作法的姿态，身披虎皮正是其作法时的主要特征，鸟和蛇是通神的工具和助手，“操蛇”、“操鸟”可能被应用于不同目的的巫仪之中。

图十一 商周巫觋作法的配饰

通过上图中西周时期的杆头饰和骨雕我们可以推测：虎首人身形象的原型就是巫觋身披虎皮作法时的姿态。但是为什么“虎首人身”的玉石像中仅见虎头而不见虎皮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巫觋作法时常用佩戴虎首面具来象征身披虎皮，正如伦敦苏富比行所藏“人戴兽首面具軏饰” ^[31]（图十一 左3，原书称为“龙食人首軏饰”），表现的正是人戴虎首面具的形象，象征巫觋身披虎皮作法的特征，这一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傩仪中仍有遗存。解决了玉虎形跽坐人像中“虎首人身”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虎首后的鸱鸮形象呢？我们仍能从这件軏饰上发现某些线索（图十一 右1）：从侧面看，軏饰上端虎首的后面还有两种兽类面纹，上下排列，上面的兽面难以确定表现的是什么动物，下面是带有象鼻的兽面。这就说明，在商周的艺术创造中，对巫觋常佩戴的几种面具有结合在一起表现的尝试。将玉虎形跽坐人像和人戴兽首面具軏饰相对比，可以发现这一观点也能对虎形跽坐人像的特殊造型进行诠释：玉虎形跽坐人像表现的是巫觋作法时头戴虎首面具的形态（以象征巫觋身披虎皮作法），同时，由于巫觋作法时也常佩戴鸮首面具（上文已分析巫觋戴鸮首面具的可能性），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艺术的象征表现，就形成了玉虎形跽坐人像中人、虎、鸮三种元素并存的形态。另一种可能是：鸱鸮是巫觋作法的助手，正如大英博物馆所藏杆头饰上人物手中捧的鸟，在玉虎形跽坐人像中用鸱鸮表现巫觋作法通神。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目前材料的推测，若要证实还要依靠日后考古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总之，玉虎形跽坐人像对研究殷人的坐姿模式、鸱鸮信仰、人兽合体含义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它的特殊形象可以将一系列出土的零散材料串联起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尤其对商代信仰、仪式方面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商代艺术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兽合体形象，它的意义应该如何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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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32]

长子口墓是近些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该墓葬因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地域特征明显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长子口墓年代在西周初年，墓主人生活空间跨越商、周两个朝代，因此，在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器物特征等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史实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子口墓为“中”字形大墓，南北两个墓道，“亚”字形椁室，形制十分规整。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棺椁结构，长子口墓都带有明显的商代晚期特征。其墓葬形制和规模在已知的西周墓葬中首屈一指，这表明长子口的身份和地位高于一般诸侯。

长子口墓底部有一长方形腰坑，内殉一人一狗。在商代晚期墓葬中带腰坑的习俗比较盛行，是殷人墓的显著特征。长子口墓在南墓道中有马5匹，牲人1个，在墓室南部有人殉8个，东西二层台各有殉人1，棺两侧各有殉人1，腰坑内殉l人1狗。计有人殉、人牲14个，马5匹，狗1只，其数量之多，是目前所发现西周大型墓葬中所仅见的，在商代大型墓葬中也属凤毛鳞角。长子口墓有着较多商代遗风及东夷集团的风俗，一方面说明墓主人与商王室关系密切，同时也反映出它与东夷集团之间存在着较深的渊源关系。

长子口墓出土的陶器，共117件，这在同时期的墓葬中颇为少见。其种类有罐、尊、罍、簋、盆、豆、大口尊、壶、瓮、觚、爵和器盖12种。其中簋8件和觚、爵各2件为仿铜制品。无鬲是陶器群的显著特征。原始瓷器有豆、大口尊和瓮3种形制。青铜礼乐器85件，有鼎、簋、鬲、甗、觚、爵、角、斝、尊、卣、觥、觯、壶、罍、斗、盘、盉和编饶等18个器类。以鼎簋为核心，觚爵组合和方形器较多是其特征。铜器还有大刀、戈、镞等兵器，以及斧、锛、凿、刀、铲、抄等工具和各种车马器等。玉器近百件，有琮、璧、玦、环、簋、戈、镞、铲、抄、刻刀、璜、柄形器、佩和各种装饰品。骨器数量较多，有镞、串饰、匕、泡、片、骨雕品和不明用途的卡子、叉形器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贝器、蚌器及牙器等。各种质地的器物总数近2000件。

长子口墓出土的铜器，有铭文者皆为青铜礼器，共计54件。共有39器铭文为“长子口”，墓主显系长子口。铭文“子”、“子口”和“长子口”显系对一人的不同称法，均应指长子口。这样共48件器物均为长子口自铭，一墓中出现如此众多的自铭器，在已发现的大型商周墓葬中应是最多的。“长”应是氏族或国名，“子”是身份，“口”为私名。在甲骨文三期卜辞中，有“其又长子唯龟至王受又”的记载，意思是商王贞问：“长子是否来贡龟”说明长是一方国，长子是长国的封君，这个长国要定期向商王贡龟，可见其与商王朝关系之密切。

长子口是殷遗民，生活在商末周初时期，在商为高级贵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在周仍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为一地的封君。从长子口墓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商末周初的史实分析，长子口可能原为东夷人的后裔，受商王册封在鹿邑一带，商亡后又被周封于此。或者原为殷人，臣服周后，被派往鹿邑做镇守一方的高级将领。

总之，长子口墓的发掘，对于商末周初的历史、墓葬的形制、器物断代、鹿邑一带的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先民的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

注释：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163．

[2]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423．

[3] 文中妇好墓器物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资料数位典藏系统http://www.ihp.sinica.edu.tw

[5]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2．

[6] 李济．跪坐蹲踞与箕踞．李济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90．

[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2）．文物出版社，1996：图139．

[8] 图像来自弗利尔美术馆网站http://www.asia.si.edu/

[9]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海外遗珎•铜器续．国立故宫博物院，1988：图31、33．

[10]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6：图154．

[11]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1）．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图82．

[12] 图像选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考古资料数位典藏系统http://www.ihp.sinica.edu.tw

[13]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1）．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图165．

[14] 古方．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10：120．

[15]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09．

[16] 黄厚明，陈云海．中国文化中的猫头鹰信仰[J]，寻根，2005（03）．

[17] 叶舒宪．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J]．民族艺术，2009（03）．

[18] 孙新周．鸱鸮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05）．

[19]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网站“殷墟出土器物精选”遗物资料库．

[2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78．

[21]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网站“殷墟出土器物精选”遗物资料库．

[22] 刘源．殷墟“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172．

[2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图80．

[24]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6：图83．

[25] 陈梦家．商代的巫术与神话．燕京学报（20）．1936．

[26]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J]．文物．1977（2）．

[27] 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学术月刊，1996（10）．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153．

[29]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6：图82．

[30]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纹样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二．吉川弘文馆，1986：98．

[31] 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附录一•2．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韩鼎，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美术考古方向的科研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