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磨盘及磨棒，裴李岗文化，石器，棒长58.00厘米、盘长68.00厘米、盘高6.00厘米，1978年5月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遗址出土，1981年12月入藏河南博物院。（此套文物正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原始社会展厅展出）

裴李岗遗址位于新郑市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村，该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发掘，四次发掘总面积达2700多平方米，共发现灰坑22个、陶窑l座，清理墓葬114座，出土磨制石器127件、陶器268件、骨器和装饰品12件，还有许多动物遗骨、梅核、酸枣核和核桃壳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实验室对该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了测定，估计年代为距今7145±300年、7885±480年、9300±1000年，据此分析，裴李岗遗址的绝对年代要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一处①。

裴李岗遗址中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石磨盘和石磨棒了。它们是裴李岗文化时期使用的一种谷物加工工具，分别叫“磨棒”、“磨盘”，因为是石头做的，所以也被称做石磨盘和石磨棒。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多套石磨盘和石磨棒，这套石磨盘及磨棒是其中比较完整和精致的一套。

石磨盘及磨棒，是由砂岩质石块经过琢制而成的。石磨盘整体为履底形，平面坦平呈椭圆形，两端均为圆弧状，前部稍宽，后部略窄，腰部由前至后渐收，石磨盘底下部凿有四个柱形足；石磨棒近圆柱体，中间稍细，两端略粗，便于把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石磨盘及磨棒造型简洁，做工精细：石磨盘表面经过打磨，使之平整光滑。石磨盘的底面边缘有四个对称的乳头状小足，与盘面为一整体，二者系由整块石料凿成。足虽小，却为作器造成了困难，石匠必须将足以外的地方全部剔除，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相当困难的，但从这件石磨盘看，足部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分布对称，磨工精良，表明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较高的石雕技艺。

石磨盘和石磨棒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谷物加工工具。谷物收割完之后，人们把谷物放在石磨盘上，再用圆钝的石磨棒研磨，使谷物的壳和谷粒相互分离，去掉谷物的壳，剩下的就是精米了。

石磨盘和石磨棒是裴李岗文化期的典型器。这套石磨盘及磨棒，由于器体完整硕大，又是科学发掘品，可用来作为断代的标准器物。它的出土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状况，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裴李岗文化时期，社会已有明确分工，男子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渔猎劳动，女子则主要从事粮食加工和家务劳动。考古学家认为裴李岗居民的农业生产方式已跨过了刀耕火种的阶段，进入锄耕阶段。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是粟类。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基本齐全，包括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裴李岗居民以石斧、石锛砍伐农田中的荆草，以此作为肥料；以石铲耕作土地，使土地疏松；以石锄来中耕保墒；石镰是收割工具，而石磨盘和石磨棒则是粮食加工工具。

农业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的食源，但无论是粟米还是稻谷，都有一层粗糙的表皮，所以人们就要想办法对谷物进行加工除去表皮，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最初的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就应运而生了。当然，这种最原始的谷物加工工具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谷物一般都还是不经粉碎即煮食，即《尚书》中所说的“粒食”。

石磨盘、石磨棒最早可能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还没有农业，但人们用它来加工采集来的野生谷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沁水下川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一件17000年前的残石磨盘。最原始的石磨盘、石磨棒可能是两块天然石块，以后人们逐渐将下面的石块加工成扁平状，将碾磨用的石块加工成圆柱形的磨棒。

山西沁水下川发现的石磨盘

石磨盘、石磨棒的操作，大约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将未脱壳的谷物置于磨盘平面上，操作者手握磨棒在谷粒上往复推拉，从而将谷壳搓掉。这种形式所用的磨棒并非全是圆柱形，也可用砾石和有棱石柱；另一种形式是操作者手握砾石，在石磨盘上作不规则的圆周运动。这种磨盘的表面可为圆形或方形或各种不规则的形状，而且平面面积较大；第三种形式，则是用较长的石磨棒在石磨盘上来回滚碾。裴李岗遗址出土的这套石磨盘及磨棒的操作方式属于第三种，由于其使用的滚碾方式和后来碾的操作方式相似，所以有些专家也将这类石磨盘称作石碾盘。

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磨棒，全国各地出土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发现石磨盘、石磨棒共150余处，其中发现石磨盘者60余处，盘棒同时发现者也有50余处②；出土石磨盘、石磨棒的地域也很广，包括北起黑龙江、南至河南、西至新疆、东至山东的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区域，南方考古发现的也有一些。在出土石磨盘、石磨棒的地域中，裴李岗文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数量较多，且比较典型。其中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40个石磨盘和20个石磨棒，磁山文化遗址出土了52个石磨盘和50个石磨棒。

石磨盘、石磨棒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农具，它是人类使用最早、延续时间很长、流传范围较广的谷物加工农具。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西汉以后，由于旋转式石磨的推广，石磨盘、石磨棒才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只在北方一些草原地区尚有一些残留。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另一套石磨盘和石磨棒，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盘长63.5厘米、宽28厘米、高7.3厘米，棒长47.8厘米、棒径4.8厘米。

国家博物馆收藏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1965年河南省新郑县文化馆在西河村采集了一套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粗砂岩石，琢磨而成。磨盘如鞋底形，下部琢有四短柱矮足，棒呈两端细，中部粗的园柱体。盘宽32.00厘米、棒长38.50厘米、棒围长15.50厘米。

新郑县西河村采集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属裴李岗文化，这里曾进行多次发掘，出土多种工具1000余件，其中有石磨棒99件、石磨盘50余件。磨盘大小不等，长52—74厘米，宽21—31厘米。其中一件为长椭圆形，又称鞋底形，长52厘米、宽26．5厘米，中部下凹0．9厘米；另一件为前端圆弧，后端平直，长74厘米、宽21—23厘米，中间下凹0．4厘米。这两件石磨盘均用砂岩打制、琢磨而成，这种石料硬度不高，便于制作，石质砂粒较粗，有利于谷物加工。出土的石磨盘有的有足，有的无足，石磨棒有的呈圆柱形，有的呈扁圆柱形。③

舞阳贾湖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1977年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李楼发现的一件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石磨盘，盘长49．7厘米、高7．5厘米，前宽22厘米，顶端较尖，后宽17．8厘米，尾部圆钝，呈长方鞋底形，下有4个方形足。石磨盘通体磨光，制作精细，盘面略凹，有明显使用痕迹。④

潢川县李楼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在河北武安磁山发现了与裴李岗类似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石磨棒系琢磨而成，可见清晰琢点。石磨盘一般长50—60厘米，最大的长70厘米，宽16—25厘米，厚3—4厘米。除少量无足外，多有四足，个别为三足，足为乳凸状、尖锥状、四棱状，足高4—9厘米；盘面多为鞋底形或椭圆形，有的一端缓圆一端略尖，有的两端均作尖状。盘面平坦略下凹。石磨棒多为圆柱体，少数扁体，由于长期使用，有的侧面被磨平，长短粗细不一，最长者41厘米，短者4—5厘米，直径3—5厘米，两端有的平齐，有的稍尖，多为石英砂岩制作。⑤

磁山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其年代约为公元前6200至公元前5200年。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1960年省文物工作队于偃师马间河采集了一套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砂岩质，盘体为履底式椭圆状，前宽后窄，面部平坦微凹，磨棒为圆柱体，中间粗，两端微细，有使用痕迹。棒长33.00厘米、宽28.60厘米、盘长48.60厘米。

偃师马间河采集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在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澧（lǐ）县都督塔稻作农业遗址，采集到石磨盘3件，均选用厚大扁平的砾石，石质为砂岩，利用较平坦的一面作磨面。其中一件盘面较大，长51厘米、中宽27厘米、大端宽22厘米、小端宽18厘米，盘面厚度不一，最厚处7厘米，最薄处2厘米。⑥

湖南澧县都督塔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遗址，出土有原始社早期、中期和晚期的石磨盘、石磨棒多件。石磨盘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一面为磨面；石磨棒多用长圆形砾石磨制。⑦

小珠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磨盘为长方形，平底，面呈凹弧状。磨棒为圆柱体。用砂石打制后磨光而成。

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1972年新疆疏附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长32厘米、宽10.5厘米，两端厚6厘米，中间厚4厘米，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疏附出土的石磨盘

通过对以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石磨盘、石磨棒的对比可以看出：裴李岗文化时期及其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制作最为精细、结构也最为复杂。应该说，这一时期是使用和制作石磨盘、石磨棒的顶峰时期，在其后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制作较为粗糙，结构也更为简单。

在裴李岗时期已经相当精制的石磨盘、石磨棒，为什么2000年之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制作粗糙、并且形制差异也很大呢？专家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比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进步很多，收割量空前增加，粮食加工也更加繁重，石磨盘、石磨棒已经不能满足粮食加工的需要，新式的粮食加工工具——杵臼开始得到大范围的应用，并且逐渐替代了石磨盘、石磨棒，这就导致了石磨盘、石磨棒的衰落。

一种对石磨盘、石磨棒分型与分期的看法

石磨盘、石磨棒的出现时间及分布区域跨度都很大，所以各地区出现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石磨盘、石磨棒，基本上是由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石磨盘、石磨棒的发明、发展是多点的，而不是二点发明多点传播的，这是中国许多古农具所共有的发展规律之一。⑧

石磨盘、石磨棒所要完成的作业，主要就是将谷壳(皮)搓掉；所采用的工作方式，无非就是往复运动或圆周运动，只要能满足上述要求，盘、棒的形态如何并不十分重要。平面不论是方形还是圆形，只要面积大一些，就既可往复搓磨，也可圆周搓磨；面积小而长的就只能往复搓磨。至于有些地区发现的一些别致的石磨盘、石磨棒，如鞋底形的、有短足的、有长足的等，这些特定的形状，除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色彩之外，其精致与否对实用价值并无多大影响。特别是那些带四只长足的精制石磨盘，对于它的出现，虽然人们已经为之找了很多理由，仍不能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可以肯定一点，这种特殊的加工绝不是来源于实用的要求。

人为地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各自独立发展的石磨盘、石磨棒拉在一起，按不同形体分成若干类，并从中寻找它们的联系和规律，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有人按时间先后将石磨盘分为原始期、盛行期和衰败期，认为中原地区的石磨盘是从采用天然石块的不规则式，渐渐发展为规整的有足式，有足式的顶峰就是四只高足精制石磨盘，此后则渐渐衰变为矮足式，再衰变为无足式，再衰变为采用自然石块。

周昕先生认为石磨盘的发展也不一定存在这种规律，从实用角度考虑，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选用适当的自然石块作为石磨盘都应是石磨盘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只是对形体作些适当的修整，人们绝不会放着那些从自然界选来、稍作加工即可使用的石磨盘不用，而偏要花许多功夫去加工那些看起来好看但并不比自然石板更适用的器物。裴李岗等地的精制四足石磨盘，那只是一个另有其他原因的特例，它不能代表石磨盘发展的一个阶段，更不能代表石磨盘发展的高峰期。所谓高峰期应该是社会最需要石磨盘的时期，也就是使用量最大的时期，用量最大却又偏要对无实用价值的部分花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加工，是不可理解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石磨盘、石磨棒和其他许多农具不同，它不存在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这样的发展阶段，它从发明之日起，基本结构、工作原理、操作方法、工作目的就基本定形了，以后的所有改进或变化，都不是为了改变上述四项或其中的任何一项。改进或变化的结果只是美观了一些，或者达到了其他什么目的。正因为如此，石磨盘、石磨棒才会出现所谓后期又“衰变为采用自然石块”的这种看来似乎反常的现象。

参考文献：

①韩欣主编：《考古中国》上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②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③杨肇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④欧潭生：《河南信阳地区农业考古启示录》，《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⑤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l期。

⑥向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⑦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⑧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90-91页。

猜想一：石磨盘和石磨棒还有其它功能吗?

猜想二：石磨盘及磨棒为什么要精细地磨制成四足呢？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与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择优公布。

请联系我们：《每周一品》栏目电子邮箱 meizhouyipin@chnmus.net

顾永杰，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博士，河南博物院工程师，致力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技术史等领域的研究。

司秀琳，女，大学本科学历，中级职称，河南博物院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