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神柱础，三国魏，青石质，古代建筑构件，1984年冬许昌县张潘乡盆李村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四神柱础出土于许昌县张潘汉魏许都故城范围内。1984年冬,许昌县张潘乡盆李村农民在村西100多米的“古城岭”上植树时，在距地表约l米左右深的土层内，挖出了一块雕刻有古代四神图像的青石柱础，遂上交国家文物行政部门。

柱础平面近方形，边长62.5-63.5厘米，高15.5厘米，青石质。柱础表面以“剔地起突”雕刻手法高浮雕古代四方定位之神即东部方位之神青龙、西部方位之神白虎、南部方位之神朱雀、北部方位之神玄武等四神形象。青龙北行而回首，与南部方位之神朱雀相戏一鱼族；白虎踞地，虎头北回，口衔缠绕在北部方位之神龟身之上的蛇尾；朱雀挺胸振翅，回首张口与东部方位之神青龙追戏一鱼族；玄武伸首东行，龟背之上一蛇盘绕。四神之中，为一直径28厘米的柱櫍，去除周边出露部分尺寸，可以知道其上柱子的直径约为当时的1.2尺，根据汉代柱径与柱高、柱高与其上建筑构成部分的比例规律，推测该柱础所在区域的建筑应属于中等体量的殿堂建筑。

图1  四神柱础

历史上学者多将该柱础的信息集中在四神形象方面，实际上在柱櫍表面还隐刻着一只汉代常见的捣药的长寿兔。兔子屈蹲，长耳上竖，双手执杵作捣药状。画面的雕刻手法与南阳汉画像石的雕刻手法类似，即将图案周边减地后再斫斧，使得画面犹如充满动感的速写。若中间为兔子，则柱櫍可视为太阴即月亮，而该柱础表面的图案就呈现出四神与星象的组合，其文化寓意应为祈求长寿与平安，类似以四神围护中心人物的构图亦见于汉代石刻中，但借柱櫍之圆形设计出吉祥图案的艺术手法的确罕见。根据古文献关于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黔许”的记载以及《元和郡县志》关于许都古城的描述，结合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结果，该石柱础出土位置应位于汉献帝所居内城的宫殿区范围，似为汉献帝宫殿遗物，其图案内容组合也许折射了幽居于此的汉献帝的一种内心的渴求。 

础，形声，从石、楚声。 “础”的本义系指垫在柱下的石礅，《淮南子·说林》“云蒸柱础润”是也。宋《营造法式》第三卷记载了宋代及其之前柱础的名称：“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礩，三曰石舄，四曰石真，五曰磩，六曰磉，今谓之石碇。”后引申为事物的基底、根基，其文化含义和社会影响早已超越了本义。

柱础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柱础是我国建筑构件的一种，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用以扩大支承面积、防止建筑塌陷，同时起着防潮的作用。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半坡村遗址和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建筑遗迹中，柱脚下已出现陶片甚至砾石以分解柱根传下的荷载的结构。在河南新石器时代瓦店遗址的建筑房基遗址中，发现了在地表面之下的木柱下与周边使用层层胶泥进行防潮的构造。经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木柱逐渐升至地表面之上，其下垫以柱础，柱础的防潮、分解传导建筑荷载的作用日渐凸显。最迟至北宋，柱础的三维比例基本被固定下来，其平面边长为柱径两倍，厚度随柱础边长数据的不同在其50%-80%范围内调整。宋代柱础的这种比例一直传承至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建筑科学的发展水平。

柱础在建筑艺术构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柱础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基本的构件，因机能上的需求而产生，由于柱础接近人们的视线，往往成为艺术家施展技艺的好地方，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内涵的重要表现部位。在汉代的诗赋和如汉献帝宫殿区中出土的四神柱础实物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柱础装饰所起的重要的托物言志、隐喻寄情的作用。宋、元以前比较讲究柱础的雕刻，有宝装莲花、蟠龙、卷草纹饰等。经明代发展至清代，多为素平的鼓镜式，但民间建筑中柱础形貌及其装饰却繁花似锦，雕刻出鼓型、瓜型、花瓶型、宫灯型、六锤型、须弥座型等多种式样的柱础。河南省赊店古镇闻名于世的清代山陕会馆中，其石质柱础以中轴线为中心，依序向两侧布置等级与艺术造型、装饰母题不同的柱础，成为珍贵的古代艺术珍品。柱础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亮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艺术发展水平的缩影。

中国古代建筑的柱础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建筑构件。（图2、3、4）

图2  各时代柱础-1（选自祁英涛《怎样鉴定古建筑》）

图3  各时代柱础-2（选自祁英涛《怎样鉴定古建筑》）

图4  各时代柱础-3（选自祁英涛《怎样鉴定古建筑》） 

陕西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掘出的木柱下已有掺陶片的夯土基础；陕县庙底沟的屋柱下也有用扁平的砾石做的基础。原始社会的柱根是在地表之下，其下的基础构造呈现着以分解柱子负荷为主要功能的特点。

中国奴隶社会逐渐重视建筑关键承重构件柱子下部的防潮防腐问题，柱脚下垫以石块成为通行构造。安阳殷墟遗址中，不但使用天然卵石为础石已经成为共识，还在础石上发现了青铜柱櫍构造，是对柱础功能认识的飞跃。

先秦时期大多用卵石做柱础。战国时期，块石基础多现。秦代已有方达1.4米的整石巨形柱础。汉代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建筑技术与艺术发展的高潮时期，从画像石中看到，柱础已经有了清晰的构造形象，覆盆式、反斗式柱础均出现，许昌张潘汉魏许都故城范围内出土的四神柱础，代表着汉代建筑技术与艺术发展的水平。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中的覆盆式柱础精美细致、玲珑清新，一改秦汉粗犷的风格，是六朝时期柱础的代表作。六朝时期还有人物、狮兽、莲瓣样式的柱础出现，反映当时石雕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唐代早期，部分石柱础尚与台基表面平齐，但后来柱础均凸出台基表面，彻底改善了柱脚的水害问题。唐代雕有宝装莲花的覆盆式柱础最为流行，其莲瓣饱满硕大，装饰华丽，是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水平的表现。宋代柱础一般由石墩、覆盆与盆唇、柱櫍组成，并对柱础各部比例进行了具体规定，《营造法式》卷第三石作制度·柱础曰：“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谓柱径二尺即础方四尺之类。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关于柱础的雕饰，宋《营造法式》卷第三石作制度·造作次序规定：“其所造花纹制度有十一品：一曰海石榴花；二曰宝相花；三曰牡丹花；四曰蕙草；五曰云文；六曰水浪；七曰宝山；八曰宝阶；九曰铺地莲花；十曰仰覆莲花；十一曰宝装莲花。”宋代柱础制度各部比例尺度在封建社会后续时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官式柱础为单调的鼓镜式，但民间却一反常态，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与建筑艺术的发展同步，柱础的形制和雕饰异常丰富绚丽，形制上出现吉祥动物异兽、须弥座形、鼓形、瓶形、兽形、六面锤形及上述元素的组合体等多种造型。柱础的雕饰图案多以人物故事、龙凤云水、麒麟飞鹤为主体，结合具有宗教色彩的佛家八宝、民间八宝、道家八宝以及花鸟鱼虫、家具陈设等内容，达到无石不斫的地步。雕刻手法上善于把高浮雕、浅浮雕、透雕与圆雕相结合，装饰性与写实性相比衬，使装饰作用与独立欣赏价值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展现出了建筑使用者的人文素养。但这一时期的艺术装饰过于繁缛、程式化，甚至于过于追求艺术形象，反而损伤了柱础的结构部位，是封建社会建筑艺术走向穷途末路的表现。

综上，柱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从卵石或石块到形制定型，从素平到表面附加时代艺术雕饰的阶段，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发展历史的缩影。 

汉魏许都故城汉魏许都故城，又称张潘故城，第七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所在地为河南省，公布类型为古遗址，公布批号为7-0328-1-328，公布地址为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

汉魏许都故城遗址是东汉建安元年（196）至建安25年（220）的汉魏皇城所在地，位于河南省许昌市东南19公里，城址现分布在张潘镇古城村、焦庄村、城脚徐村、盆李村、盆南村以及营王村周围。具体位置在东经114°0ˊ54.59〞、北纬34°0ˊ8.58〞与东经114°2ˊ1.69〞、北纬33°59ˊ12.2〞之间。故城分为内外两城，外城遗址依稀可见，外城周围约7.5公里，其城垣蜿蜒起伏，状如小丘。内城系皇城，坐落在外城的东南隅，呈方型，周围约1.5公里，轮廓分明，呈土丘状，高出地面约3米。现内城西南隅有毓秀台，高15米，面积500平方米，为汉献帝祭天之坛。据勘探，故城文化层堆积厚约6米，上层为汉文化层，中层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下层为二里岗文化层，文化层内涵丰富。当年，毛泽东同罗章龙等人北上北平途经许昌时，曾专程到此游览，并留下《过魏都》诗篇。

1985年对遗址首次进行调查，1993年对此城址进行的考古勘探，基本探明了内城、主要街道和城门的位置。外城仅有部分遗迹存留，内城在外城东南部，呈正方形，城墙高出地面约3米，面积约1.44平方千米。其西南隅有一处传为毓秀台的高台，是汉献帝祭天之坛。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有汉代铜鼎、铜司马将军印、铜矛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有玉璧、部曲将军印、四神青石柱础和青石栌斗、青石方板、青石奠基石、刻有卯槽的覆盆式青石柱础，以及完整的“万世千秋、千秋万岁”和“万岁”铭文瓦当及斜面小砖等千余件遗物。 

图5  民国二十二年《许昌县志》中的“汉魏故城遗址图” 

在河南省自北向南行走，为什么古建筑柱础高度呈现出从低到高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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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卓，河南大学历史专业毕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文物古迹研究与文物多媒体图像表现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