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钉纹红陶鼎，红陶质炊煮器，裴李岗文化，高22厘米、口径23厘米，1977年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M5：4），现藏河南博物院。

1977年4月，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文管会对位于当时的新郑县西北约7.5公里的裴李岗西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开挖探沟5条，清理墓葬8座，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等文物。其中，在T2M5出土了一件“乳钉纹红陶鼎”^[1]。

乳钉纹红陶鼎器身高约18厘米，形如深腹圜底盆，口沿微敞，陶胎较薄，器身内壁留有泥条盘筑的痕迹，这说明这件陶鼎是先和好的陶泥搓成泥条，再将泥条盘旋叠压制成鼎身形状，加上用小泥团捏制而成的口沿部，最后再手工修整器身器壁，制作较为精细。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为夹砂红陶，烧制温度较低，烧成温度为900-960℃。质地疏松，容易破碎。陶土经过挑选淘洗，其中有许多有意加入的粗砂粒，既可以增加陶鼎的透气性，又能增强其耐热性，使其在多次高温加热下不致发生崩裂。

器身下附以三个高6厘米的长方形足，构成稳定的三角支撑，也便于平地起灶时在鼎下添加薪火。从器身的质地和鼎足的形状都是为生火加热服务的，这说明该陶鼎用途类似我们现在做饭的锅，为实用的炊煮器。

图1 乳钉纹红陶鼎局部

器壁口沿以下约3至11厘米处附三排手工捏塑的扁圆锥状乳钉，其中下排现存12枚，中上排各现存乳钉10枚，根据间距推算，每排应原有乳钉14枚左右。由于年代久远，该鼎乳钉的用途目前还不明确，一般推测可能有以下四种作用：增加美感的装饰、便于把持、加固器身和增大受热面积。而此鼎中下排乳钉均呈横向扁圆形，上排却有4枚纵向扁圆乳钉，每隔2至3个横向扁圆乳钉相间排列，有明显的装饰倾向。由此推测，乳钉作为纹饰的可能性最大，表达了先民质朴而庄重的审美情趣。如果确实如此，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乳钉纹饰就可以在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找到源头。

乳钉纹红陶鼎乃鼎之滥觞，是目前发现时代最为久远的完整陶鼎，作为最早的炊煮器之一，加深了我们对裴李岗文化的认识，为了解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对探索新石器早期的陶器制作，乃至对中国饮食文化和鼎文化的起源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出现了农耕生产，原始种植业给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粮食供应，改变了先民的饮食结构，这直接导致了对炊煮类陶器的需求。“民以食为天”，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和人类定居生活的需要，乳钉纹红陶鼎作为中国特有的炊煮器就在裴李岗文化闪亮登场了。

图2 河南新密莪沟北岗遗址F2平面图（距今八千年前裴李岗文化灶址）^[2]

炊煮器下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薪柴，而中国新石器早期发现的灶多是平地起灶、不加垒砌。有学者认为人们最早是在罐、钵、釜等炊具下垫些石块，中间留有空隙容火，后来发展成用专门的陶支脚，最后陶支脚与器身结合，形成了鼎足。^[3]鼎足而立，有利于受火，以乳钉纹红陶鼎为代表的陶制鼎形炊煮器在裴李岗文化出现后，就在新石器早期的炊煮器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广泛传播的重要器形。

北方的海河流域，距今约7200年的北京镇江营遗址就出现了大量陶鼎。

南方的长江中游地区，距今8200-6800年的湖北城背溪文化出现深腹罐形鼎。至大溪文化陶鼎已成为最重要的炊具。

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从河姆渡文化后期就开始出现陶鼎，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时期陶鼎被大量使用。

东方的黄河下游地区，距今7500-6000年的北辛文化出现陶鼎且类型繁多，到大汶口文化就更为流行。^[4]

到了青铜时代，鼎已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祭祀礼器，直至成为家国宝器政权的象征。如立国称为定鼎，亡国称作鼎迁。建夏之初，有禹铸九鼎的传说，周亡之际，又有鼎沉泗水的传闻。由此，鼎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贯穿了整个夏商周时期。

直到秦汉时期，鼎的实用功能逐渐被釜、鍪所取代，鼎形炊煮器才退出了中国人的厨房，鼎作为炊具长达六千年的历史才告一段落。但这时，鼎已从生活器具到权力表征、礼制用器，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表征。“一言九鼎”、“鼎力相助”、“革故鼎新”，经世代薪火相传的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内在动力。^[5]

防止崩裂的加砂陶泥、熟练的泥条盘筑、稳定的三足支撑、质朴的乳钉装饰，乳钉纹红陶鼎虽然简单朴拙，但却是早期陶鼎的杰出代表，是伟大的创新和突破。胼手胝足的裴李岗的先民用自己的双手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荒蛮，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一路走向文明的曙光。直到现在，集唯一性、代表性、历史性、艺术性于一身的鼎，还扮演着和谐有序、徳之表征、韧性包容和革新进取等角色，成为了流淌不息的中华民族血液之中内在的文化标记。

鼎最早作为炊具出现，是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相一致，鼎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在华夏文明形成之前，各族属文化面貌千差万别，因而陶鼎形制也各具特色。随着各族属交流的增多，文化也相互交融，鼎的形制也呈现出差异性与相似性。各区域不同形制的鼎代表各族属不同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明的特征。^[6]

故宫博物院藏红陶盂及支座，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通高20厘米。盂高9.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1.3厘米。支座高10.5厘米。盂呈筒形，平底，底径略大于口径，外壁近口沿处口两侧有对称乳钉状凸起。夹砂红陶，表面粗糙。盂下支座由三个独立的靴形支架组成，支架下半部中空，支架上有类似四边形支托，下为圆形圈足。盂可以用来盛放食物与水，当它放到支座上时，就可以被加热。陶土里夹砂能够提高陶器的耐急热、急冷性能。这种由盂和支架组合而成的器具，堪称磁山文化最具特色的陶器之一。磁山文化的红陶盂及支座很可能就是从陶罐垫石头到陶鼎三足支撑演变过程的中间环节。

图3 红陶盂及支座（故宫博物院藏）

2001年舞阳贾湖遗址出土（M420：1）的裴李岗文化陶鼎，夹砂红陶，口径30厘米，高25.5厘米。体形较大呈钵形，敞口，厚唇，斜壁，深腹，圜底，三扁足，足较高，口外沿施一周压印纹，上腹部施一周乳丁纹。^[7]该鼎与乳钉纹红陶鼎年代相近，也有乳钉纹装饰，属同一文化类型，但又有不同的特点。

图4 裴李岗文化贾湖陶鼎

河南新郑唐户遗址出土的红陶折腹盆形鼎，仰韶文化，通高18.5厘米，口径33.5厘米，新郑市博物馆藏。仰韶文化距今约6800-4800年，这一时期黄河中游的炊具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三足鼎系统，一是釜、灶系统。以洛阳东部为界，其以西的渭河流域、豫西晋南一带，从庙底沟类型到西王村类型都是以釜、灶作为传统炊器，而其以东的豫中从大河村类型到秦王寨类型，豫北、冀南一带从后岗一期类型到大司空一期类型则都以鼎作为炊器。

图5 红陶折腹盆形鼎

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的磨光黑陶鼎，高21、最大径24厘米，新石器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河南博物院藏。距今约4800-4000年的龙山时期，黄河中游地区从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到豫中的王湾类型，直至豫北、冀南、冀中的后冈二期类型，都普遍用鼎作为炊器，完成了鼎在黄河中游的扩张。

图6 磨光黑陶鼎

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红陶带盖釜形鼎，高28、口径13.5厘米，山东博物馆藏。距今约6800-4800年。大汶口文化陶鼎多用夹砂红陶，后期出现黑陶、灰陶，器形有釜形鼎、浅腹钵形鼎、罐形鼎、盘形鼎、盂形鼎等，是黄河下游陶鼎的代表。

图7 大汶口文化红陶带盖釜形鼎

湖北随州金鸡岭出土的屈家岭文化红陶盖鼎，高33、腹径26.4厘米，湖北省博物馆藏。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继大溪文化发展起来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距今约6800-4800年，屈家岭文化典型陶鼎的鼎腹一般呈球形，鼎足为凿形足，为长江中游陶鼎中的典型器物。

图8 屈家岭文化红陶盖鼎

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的崧泽文化红陶盆形鼎，高36、口径45厘米。此鼎硕大厚重，制作规整，宽口沿外折，器腹下部有一周凸棱，中部箍一周齿状堆纹，上下又有密集的凹弦纹，装饰简洁朴素。鼎足横剖面为直角曲尺形，从正面看，上宽下窄，从侧面看，略向外撇，具备承重的优良性能。鼎足外表上部是二行点线纹，下部以凹线勾勒出脸形，中间是齿形竖脊，两侧都有一个圆形捺窝，形似兽面，可能具有避邪的作用。在出土现场附近同一文化层中，发现了鼎下有灶塘的现象，说明长江下游的陶鼎也有使用灶塘的情况。^[8]

图9 崧泽文化红陶盆形鼎

裴李岗遗址

裴李岗遗址是8000年前人类文化遗存，对我国的史前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位于河南省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故名“裴李岗遗址”。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目前发掘出墓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还有几处残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种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遗址东半部为村落遗址，文化层厚1至2米，内含遗物极少。西半部为氏族墓地。墓坑呈长方形，边缘不整齐。随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型石铲、鞋底形石磨盘与石磨棒等。陶器均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钵、月牙形双耳壶、三足壶和鼎等。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2001年6月25日公布该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因以命名。重要遗址还包括舞阳贾湖遗址、临汝中山寨遗址、长葛石固遗址等。是目前已知的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距今9000-7000年。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的作物有粟、水稻等，饲养家畜有猪、狗等，渔猎和采集有一定地位，居住环境很稳定，为生活服务的制陶业有一定规模。其制陶方法主要是泥条盘筑法成型，工艺很原始。器形有碗、盘、杯、钵、三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鼎、豆、勺和器盖等。陶塑艺术品有人头、羊头和猪头等。陶器经900-960℃温度烧成。在裴李岗遗址发现一座陶窑，圆形，有火道，属横穴窑。陶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器物种类比较多，能满足氏族成员多方面的需要；陶质比较疏松，表皮严重剥蚀粉化；泥质陶数量最多，作炊器的夹砂陶数量较少，夹砂陶掺细砂和蚌壳末，红陶多，灰陶少，素面陶器表面有磨光现象；部分陶器有装饰，是在坯体成型过程中用刻划、拍印、堆贴等手法作出的。有乳钉纹、指甲纹、篦点纹、弧线篦纹、细绳纹等；夹砂陶、泥质陶的分别制作，说明陶器使用功能已有区别。这种分工现象导致制陶手工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

裴李岗文化与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他类型一样存有细石残余，表明它与以河南灵井和陕西沙苑为代表的中石器遗存有着渊源关系。从建筑遗存、埋葬习俗、农业生产，特别是陶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考察，它与后来的仰韶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一般认为，仰韶文化中后冈类型是对裴李岗文化及磁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诸文化一起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该文化与磁山文化关系密切。其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缺项。裴李岗文化自七十年代首先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发现以来，便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分布于河南一带的这种使用红陶、以壶盛水盛粮、用三足鼎烧饭的早期文化，居然还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种植稻、龟骨上的契刻符号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内容，使学术界不得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作出重新的评估。

参考文献

[1] 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时代遗址[J].考古，1978（2）.

[2] 李友谋.裴李岗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2-01.

[3][4][5][8] 河南博物院编.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J].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09-01.

[6] 赵世刚.论裴李岗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地位.论裴李岗文化. 科学出版社，2010-5.

[7]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2（2）.

1.出土乳钉纹红陶鼎的M5墓主人的性别？

2.作为炊煮器，乳钉纹红陶鼎里都煮过什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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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军，男，本科学历，地理教育专业，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高级教师，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尝试地域历史文化、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