邴法敬造像碑，雕刻于隋开皇三年（583年），石灰岩雕造。通高215厘米，碑身高170厘米、宽63厘米、厚58厘米。为庑殿顶式四方柱体造像碑，由碑首、碑身组成，无座，碑首为九脊歇山式庑殿顶，高45、宽92、厚85厘米，正脊两端有鸱吻，正面左侧残缺一角。四面雕造龛像，每面竖列三龛，保存基本完好。

1、邴法敬造像碑雕刻内容

邴法敬造像碑碑身正面（图一） ：上龛为尖楣圆拱形，龛楣正中浅浮雕一座宝塔，方形塔身的两面各开一圆拱形小龛，龛内各刻一坐佛，应为释迦、多宝二佛，覆钵式塔顶四角饰山花焦叶，顶上置相轮七重，上置宝瓶为刹。塔两边各雕一奔腾而下的龙，口吐祥云，龙爪拱托塔座。其外侧各雕二身翱翔的供养天人，头戴宝冠，上身赤袒，下着长裙裹体，天带在身后飘荡，由于雕于龛楣下沿，轻盈的身躯给人以飞翔而降之感。八棱体龛柱上饰覆莲火焰宝珠，柱体分别雕一奔龙，龙首向下，口衔莲花荷叶和长梗莲蓬奉献于佛座两侧。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肉髻扁平，面相方圆，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右侧衣襟甩向左臂覆搭于身后。右手残缺，左手前伸，手指向下，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于圆形束腰须弥座上，束腰处为八棱柱体。二弟子两手袖于袈裟内，恭立于佛之左右从龙口中伸出的长梗莲座上。二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颈戴桃形项饰，帔帛绕肩沿身侧下垂，下着长裙，裙带在两腿间下垂，一手握花蕾屈肘于胸侧，一手下垂提善锁。跣足立于长梗莲座上。龛两侧边框上刻榜题，左边榜题：“……主陈留郡太守吴文成，……主黎阳郡功曹黎阳令吴駦，……元太守青州剌史吴显妻张宾，左箱菩萨主城营参军吴槃陀息吴丑、息吴庆叔、丑息吴罗漠。迦叶主吴抱成妻梁待，南面上龛香积大像主，济阴太守吴□香妻魏融愁。” 右边框上半部残毁，仅存榜题：“……郡假龙骧将军黎阳镇城都督吴敬”。可知此龛主尊为香积佛。

中龛为两株菩提树组成的拱形龛，粗壮的树干构成龛柱，树根处各雕一龙首口衔莲花荷叶和长梗莲蓬供献于佛座左右，长梗莲蓬构成弟子菩萨座。茂密的枝叶组成龛楣，龛楣正中的两树之间，刻一兽首口衔莲花，两朵盛开的莲花上化出二童子托一摩尼宝珠。龛楣上方左右各雕一尖楣圆拱小龛，龛内雕一禅定坐佛。大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主尊形象同上龛，有圆形头光，着右袒式袈裟，内着僧祗支，结跏趺坐于圆形莲座上，座上饰莲瓣两层，两手皆残。弟子、菩萨形象及装束同上龛，内侧二菩萨双手握莲蕾于胸前，外侧二菩萨一手握莲蕾屈肘于胸侧，一手下垂提善锁。龛左榜题：“满月光像，释迦大像主黎阳郡主薄，顿丘、内黄二县令，清河、勃海二郡太守，冀州剌史吴大夏侍佛时；主吴明远，开释迦大像光明主夏妻胡妙姬侍佛时；息女洛妃，迦叶主荡寇将军吴承钦侍佛时；妻张祖先，菩萨主吴叔格侍佛时。”龛右榜题：“药师琉璃，阿难主吴僧获侍佛时；菩萨主吴遵穆侍佛时；……侍佛时；阿难迦叶菩萨光明主吴于义。”由龛右榜题可知，此龛主尊为药师佛。

下龛雕维摩经变图。龛左下部的帷帐龛内，维摩诘居士头戴高冠，着褒衣博带式大衣端坐于床榻上，身前置三足几，左手抚于几上，右手握麈尾侃侃而谈。与之相对的右边屋形龛内，文殊师利菩萨结跏趺坐于方台座上，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颈戴桃形项饰，一手扶膝，一手抬起，似在与维摩诘辩论佛法。中间前雕一门楼，门两侧各雕一护法狮子。门后分三排雕刻：下排雕八个听法弟子，中排刻六个听法菩萨以及舍利弗和天女，上排刻七佛。在七佛上方刻一天人手捧香饭在天空飞翔，二神兽背着神橙奔跑。两株高大的菩提树枝叶茂密，树上有猕猴攀爬嬉戏。二树之间雕一尖楣圆拱形小龛，内雕禅定坐佛，龛旁榜题“宝积大像主义□吴金□”。左上角亦雕一小尖楣圆拱龛，内雕一佛禅定而坐，龛旁榜题残。龛左榜题剥蚀不清，能识者有“开维摩光明主吴法思；五百声闻主吴绍宗”。龛右榜题“文殊主顿丘郡功曹卫国令东郡勃海二郡太守吴照，妻杨法陵二人侍佛时；舍利弗主威远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加龙骧将军谏议大夫吴晖伯侍佛时”。龛下刻供养者题名，多为吴姓。

图一  邴法敬造像碑（正面）

碑身背面（图二）：上龛为尖楣圆拱形，龛楣正中雕一禅定坐佛，头部残，有莲瓣形大背光，着双领下垂袈裟，结跏趺坐，手施禅定印。两边各雕二身飞天，头部均残，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裹体，天带在身后飘荡，身姿呈U形，内两身一手扶佛座，一手握花蕾；外两身双手捧供物飞行。八棱体龛柱中饰束莲瓣，顶端饰莲瓣火焰宝珠。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肉髻扁平，面相方圆，着双领下垂袈裟，右侧袈裟甩向左臂覆于身后，身前衣纹呈U形，内着僧祗支，手施无畏与愿印，右手残，两腿下垂倚坐于方台座上。座两侧各雕一龙口衔长梗莲蓬构成弟子菩萨座。二弟子双手袖于衣内，二菩萨形象及装束与正面菩萨相同，一手握莲蕾屈肘于胸侧，一手提善锁，跣足而立。龛外左边框刻榜题：“开阿弥陀大像光明主东郡太守马法僧妻吴贤；北面上龛迦叶主雁门太守□□虎；左箱菩萨主吴景晕侍佛时；北面上龛阿弥陀大像主吴洪贵侍佛时。”右边框刻榜题：“十二龛大光明主吴漠高，顶生王像主修武令吴敬贤；开阿弥陀大像光明主吴洪沐，阿难主吴苌命，右箱菩萨主广平太守、豫州剌史邴法敬”。

中龛为两株菩提树构成的拱形龛，粗壮的树干构成龛柱，茂密的枝叶组成龛楣，每片树叶上均有一摩尼宝珠，二树之间雕一兽首，树根处各雕一夜叉。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有圆形头光，肉髻扁平，面相方圆，着圆领通肩袈裟，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长方形束腰须弥座上。二佛之间雕一弟子袖手恭立，头部残。二菩萨形象及装束与上龛相同，跣足立于从佛座两侧伸出的长梗莲座上。龛外左边框榜题：“多宝大像主□□□□勃海太守、兖州剌史吴曾妻高男；左箱菩萨主吴桃棒；阿难主吴磨仁；多宝大像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大行台裴衍丁，铠曹参军吴文通妻聂。”右边框榜题：“多宝大像主顿丘郡主薄吴宝车，隆教寺庄一所上座僧道威，寺主僧智满，都师智成；右箱菩萨主吴普慈妻田，开多宝大像光明主大都，四面十二龛像主吴□人妻叶胜鬘二人侍佛时；开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下龛为拱形龛，龛楣雕娑罗树枝叶和二身飞天，飞天装束与前述不同，上着宽袖短襦，下着长裙，一腿平伸，一腿曲蹲，身姿作向后飞翔状，天带绕肩在身后形成环状飘荡起伏。八棱体龛柱下雕怪兽，中刻束莲，上饰莲瓣火焰宝珠。龛内雕涅槃变，释迦身着袈裟侧身安睡在七宝床上，十二弟子或立或坐侍奉两旁，悲痛万分，二菩萨侧身立于两侧的长梗莲蓬上，衣着装束与前述菩萨相同。床榻下方刻山林，中间雕一拱形小龛，内雕一禅定坐佛，面相衣饰剥蚀不清。宝床上方刻两株娑罗树（双林树），反映了释迦双林入灭的情景。据《涅槃经后分》中记载：当时佛在拘尸那伽城娑罗双树林，由四众弟子、天龙八部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即将涅槃，进入禅定，示现教诲大众已毕，在七宝床上右肋而卧，头枕向北方，足指赂南方，面向西方，后背冲着东方。每方各有一对娑罗树，当佛进入涅槃后，娑罗树林的东西两对合为一树，南北两对合为一树，垂下遮覆宝床，盖在如来身上，……当时世界暗然无光，大地为之震动，一切诸天遍满虚空，哀号悲泣震动世界。龛左榜题：“释迦入涅槃大像主朝歌县令吴□□妻胡买奴；释迦涅槃大像主吴僧通；菩萨主比僧□□；北面释迦涅槃大像主安南将军长乐太守吴肥香……”右边框榜题：“释迦入涅槃大像主……释迦入涅槃大像主吴……”

图二  邴法敬造像碑（背面）

左侧面（图三）：上龛为尖楣圆拱形，龛楣中雕一奔腾而下的龙，龙爪下生云朵，口衔华绳。两旁各雕二飞天，左边二飞天头部残，右边保存完好，身姿及装束与正面龛楣飞天相同，帛带绕肩在身后飘荡形成一桃形，双手牵拉华绳。龛楣上方两角各刻一朵盛开的长梗莲花。八棱体龛柱中饰束莲，上端饰覆莲火焰宝珠。龛内雕主尊为倚坐弥勒菩萨，面相方圆，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颈戴桃形项饰，上身赤袒，帔帛绕肩沿身侧下垂至座前两侧，下着长裙，倚坐于方形台座上，足下有低平足踏。两手从肘处残缺。佛座两侧各雕一卧狮，匍伏于地，守护佛法。左右二弟子双手合十于胸前，二菩萨装束与前述菩萨相同，均立于从主尊座下伸出的长梗莲座上。龛外左边框刻榜题：“弥勒大像主轻车将军南阳□□□□□子吴贵妻王侍佛时；迦叶主台遣防白□□东阳太守吴援侍佛时；开大像光明主吴怀玉；开迦叶光明主吴子期；开菩萨光明主比丘尼□就；开阿难光明主比丘尼延净”。右边框榜题：“阿难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河南二州使治（持）节、大尚书吴世援侍佛时；菩萨主荡寇将军吴共世侍佛时，妻张葶；开阿难光明主吴子鉴，菩萨主吴子健；开菩萨光明主吴子教，菩萨主世妻张绫云。”

中龛为帷帐龛，龛楣饰帷幔，龛柱下部雕飞奔而下的龙，口衔莲花荷与长梗莲蓬。龛内主尊为普贤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颈戴桃形项饰，帔帛绕肩沿身侧下垂至座前，下着长裙，裙腰外翻，结跏趺坐于白象背上的莲花座上，白象为正面，象鼻残缺。二弟子二菩萨胁侍左右，装束与前述弟子菩萨相同，均立于从龙口伸出的长梗莲蓬上。龛外左边框榜题：“普贤大像主会安、朝歌二县令后除济州剌史吴众敬、妻秦娥二人侍佛时；左箱迦叶主吴荣侯侍佛时；左箱菩萨主吴高仁侍佛时。”右边框榜题：“开普贤大像光明主敬息女吴妙姿侍佛时；右箱阿难主敬息吴蛮奴□□□；右箱菩萨奴妻晁妃侍佛时。”

下龛为两株菩提树构成的圆拱形龛，粗壮的树干为龛柱，二龙缠绕树干而下，口衔长梗莲蓬组成胁侍宝座，龛楣中刻二天人手托摩尼宝珠飞翔而至，衣饰装束与前述飞天相同。两旁满刻菩提树枝叶。龛内造像主尊为二佛并立，头部均残，有圆形头光，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手施无畏与愿印，右手残，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左边立佛座旁雕二童子，一童子坐在地上玩耍，一童子直立，手捧钵盂上举伸向佛主，表现的是阿育王施土，左边佛应是释迦牟尼佛，右边佛根据题榜可知为定光佛。二弟子头部残，左菩萨面部剥蚀较甚，衣饰装束与前述弟子菩萨相同，均立于从龙口伸出的长梗莲蓬座上。龛外左边框榜题：“定光大像主吴僧会……；开定光像光明主吴□德……；左箱菩萨主吴道深妻张瞿；左箱迦叶主吴毛侍佛时。”右边框榜题：“定光大像主吴地德、吴乞德、吴秀才侍佛时；右箱阿难主吴郎仁；右箱菩萨主吴子开。”龛下刻有重修碑记，残存12行，行存3－4字不等，首行存“重修东”三字，余皆为功德主题名。

图三  邴法敬造像碑（左侧面）

右侧面（图四）：上龛为尖楣圆拱形，龛楣雕四身飞翔的伎乐天人，手持乐器或吹或弹，面部除最左边保存完好外，其余皆残，衣饰装束和舞动的身姿与前述飞天相同，龛楣上方的空白处刻饰流云。八棱柱体龛柱上小下大，中饰束莲，柱顶无饰。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肉髻扁平，面相饱满丰圆，着右袒式袈裟，内着僧祗支，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右手残，左手手掌向前，手指朝下，似施无畏与愿印。佛座两旁雕二护法狮子，右边狮子头部残。弟子、菩萨保存完好，衣饰装束与前述相同，均立于圆莲座上。龛外左边框大部分残缺，仅存榜题：“……侍佛时，开无量寿大像光明主……”。右边框榜题：“右箱迦叶主武邑县令陈留郡太守吴广周侍佛时，周妻……；阿难主骑兵参军吴侍宾，菩萨主宾妻王英姑；菩萨主吴洪……”。由榜题可知该龛主尊为无量寿佛。

中龛为菩提树龛，两株粗大的菩提树构成龛柱和龛楣，龛内造像主尊为半跏思惟菩萨，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面相丰圆饱满，颈戴桃形项饰，上身赤袒，下着裙，半跏趺坐于高台座上，衣裾满覆座前，抬起的右腿膝盖处残，两手从肘处残缺。二弟子二菩萨胁侍左右，衣饰装束与前述相同，均立于从山间伸出的长梗莲座上，座下山林起伏，表现出释迦在檀特山修行思惟的情景。龛外左边框榜题大部残缺，仅存：“……修武县令汲郡太守吴路妻胡休，菩萨主吴金柱。”右边框榜题：“菩萨主吴伏德，菩萨光明吴季绪；菩萨光明主吴迦叶、妻王贰胜、息吴君素。”

下龛为尖楣圆拱形，龛梁两端刻龙首，中间刻一兽首口衔龙尾。八棱柱体龛柱上小下大，柱顶饰莲花火焰宝珠，中间饰束莲。龛内造像主尊为观世音菩萨，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冠前刻坐佛，宝缯垂肩，颈戴桃形项饰，上身赤袒，下着长裙，裙腰束带在两腿间下垂，帔帛绕肩在胸前结带交叉垂至膝际后上扬穿肘下垂，两手从肘处残缺，跣足立于莲座上。两旁各雕一身人身兽的夜叉，一作跽跪状，双手扶膝；一作蹲坐状，双手了举。均口衔两枝长梗莲蓬构成左右胁侍宝座，二弟子二菩萨立于其上。左侧弟子着右扁衫式袈裟，内着僧祗支，左手屈肘平放于胸前，手中握物不清；右侧弟子着右袒式袈裟，双手合十。二菩萨衣饰装束与前述相同。龛下边及右边框下半截剥落。龛外左边框榜题：“观世音大像主黎阳、武德二郡太守，后除定州剌史吴树生侍佛时；开观世音大像光明主生妻张丰妃侍佛时。”龛右边框存榜题：“像主比丘尼静秀、昙□；迦叶主□□□，阿难主吴康；菩萨主唐妻常□妃；菩萨主康息吴巨……”。

图四  邴法敬造像碑（右侧面）

2、邴法敬造像碑的艺术风格

邴法敬造像碑不仅在碑体造型上宏伟气派，在佛龛装饰上也极具特点。该碑共有十二个佛龛，其中尖楣圆拱形龛5个，树形龛6个，帐形龛1个。尖楣圆拱形龛均饰八棱柱体龛柱，中部饰束腰仰覆莲，柱头饰形似火焰宝珠的莲花。有的龛梁两端饰龙首，中间饰兽首口衔龙身。有的龛楣饰伎乐天人或供养天人，手持供物或乐器在空中飘荡飞舞。而树形龛有两种，一种是以粗大的树干作龛柱，以茂盛的枝叶作龛楣，有的还在龛楣间饰一兽首，有的在龛楣上方或中间饰飞天。另一种树形龛是在龛之中部刻两株娑罗树，树枝装饰龛楣，八棱体龛柱与尖楣圆拱龛相同。帐形龛的龛形延用北齐时流行的形式，龛楣饰三层帷幔，帐顶饰山花蕉叶和宝珠。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一种龛形，龛柱上均出现有奔腾的龙，有的沿柱体而下，有的沿树干盘旋而下，均口衔莲花承托弟子菩萨。这种盘绕于龛柱之上口吐莲花承托胁侍的翔龙像，虽然与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魏至北齐时期的翔龙像有相似之处，但与青州成熟期作品型制还有差距，明显体现出北齐河北邺都造像系统特色，不难看出，该碑上所见的翔龙像应是受到河北造像的影响而雕刻的。

在造像风格上，邴法敬造像碑在继承北齐造像风格的同时有所发展，表现手法较北齐更加细腻，人物造型优美，衣饰线条流畅自然，体躯比例正确合度，在脸型及身段上既残留着北朝“秀骨清像”和“服饰容曳”的审美观点，又具有向末来的盛唐丰腴型发展的某些迹象，特别是脸型的偏圆，已不再是北朝末期的传统，而是全国统一后融合了南北文化向更加旺盛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一统王朝的重建，国力雄厚，文化繁荣。有着如此优越的历史条件，加上帝王的大力支持，佛教也进入了在中国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佛教特点有三：一是寺院林立，二是僧尼众多，三是宗派涌现。这些兴盛气象，大大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也标志着佛教传入我国后，依附于传统的儒、道等思想的过程已告结束，从此佛教进入独立地作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阶段。

隋代虽然统治不长，但是在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新局面下，佛教被完全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既承袭了北朝原有的许多制度，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佛教的国家化对于佛教文化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佛教政策上，隋朝文帝、炀帝两代都从有利于政治统一的立场出发，对佛教既大力提倡和扶持，又注意到限制制约。隋文帝从在北周掌握朝廷实权时起，就改变北周武帝毁佛政策，留心恢复佛教和道教。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经籍志》，《隋书》卷三五)。文帝在位二十年间，共“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六十躯”(《释迦方志》卷下)。

隋文帝奉佛，是有着深刻的个人背景的。隋文帝从降临人世，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出生在佛教寺庙里，从小父母就把他寄托给僧尼抚养，据载，杨坚少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年至十三，方始还家”(《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故于即位后，他“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十九)，于是着意复兴佛教。开皇十三年(593)，他更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可轻信。因为事实上，隋王朝的复兴佛教当有其更深远的考虑。

南北朝后期，佛教在北方地区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北周武帝废佛，使“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从国计民生着眼，这是必要的措施，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佛教已成为广大民众普遍信仰的情况下，粗暴的行政手段，往往激发出信奉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宋人宋敏求曾指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长安志》卷七)这就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杨坚复兴佛教的基本政治意图。

此外，早在北朝时期即已经出现的流民问题，至隋初更为严重。流民人数约近总人口的一半，这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是一大障碍。为此，隋文帝曾数度声势浩大地招揽逃匿僧侣出山。如开皇十年(590)，下诏听许私度僧尼出家，一次受度者达五十余万人，从而使非法的流亡者取得合法地位。这种措施带有明显的召致流民归土的经济意向。

隋文帝知道，要弘扬佛法，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建全僧官制度。为此，隋文帝改变北周僧官制度，依照北齐，在中央设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僧官，天下各都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分别管理全国和地方僧尼事务，对外国僧侣还设有外国僧主。在有学问的僧侣中设“五众”（即大论、讲论、讲律、涅槃、十地等五种）制度，五众设有众主，由朝廷任命。隋文帝还特设鸿胪寺崇元置令、丞，掌管国家佛教事务。

与此同时，隋文帝更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把儒家思想作为最根本的统治思想。公元589年，文帝下诏伐陈，所述理由全以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为基本依据。隋初他重用儒士，在礼部尚书牛弘的支持下，设立太学，并注意收集散佚民间的儒家经典。据载，当时百姓“负籍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卷七五)。591年，文帝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就是说，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复兴佛教的，所以佛教必须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义务。文帝在给天台宗领袖智□的一封敕书中，明确申述了这一指导思想，要智□“奖进僧伍，固守禁戒”，“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国清百录》卷二)。他在京城兴建了具有“国寺”性质的大兴善寺;又以学问僧组成“二十五众”，作为国家管理全国僧尼和领导佛教方向的中心。又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亡灵追福，将造寺活动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文帝在位期间，佛教被严格控制在封建王权之下，寺院和僧侣之数远低于南北朝时期。

此外，为配合统一的政治形势，隋文帝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试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据此，他提出要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佛寺。他又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对于道教也采取容纳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便应运而生。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刘谧《三教平心论》)；王通认为，三教都有助于封建统治，故有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中说•周公》)。这些主张，成为隋以后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要方针。

由此可见，隋文帝复兴佛教，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统治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隋初统一国家的重建，民族矛盾的缓和，南北文化的交流等诸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文帝的后期，逐渐“不悦儒术，专尚刑名”，进而沉湎于佛教，从而失去原先对佛教只在利用的本意。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但为了掩盖他凶残暴逆的真实面目，也对佛教采取扶持利用的态度。隋平陈时，身为晋王的杨广“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mán）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辩正论》卷三)。并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表示对佛教的保护。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命人整理旧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旧佛像十万一千躯，铸造新佛像三千八百五十躯；度僧尼六千二百人。另一方面，他又对佛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590年，杨广把江南宗教界有影响的和尚、道士集中到扬州，受其支配；607年，即篡位后的第三年，他更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在他与高僧智顗（yǐ）的特殊关系中更能清楚地得到反映。591年，杨广慕智顗之名，招请他来扬州，赐“智者”大师称号，智顗则回授杨广“总持菩萨”的法号。其后，杨广又一再邀请智顗前往扬州，为他主持授戒法会，撰写《净名经疏》等。隋炀帝还于大业二年（606年），在东都洛阳上林园设置佛教翻经馆，命彦琮主持其事，征如达摩笈多和许多学士从事佛经翻译。不过，只译出了7部，就因隋朝内乱而被废止了。

造像题材及相关问题

邴法敬造像碑题材之丰富，是其他造像碑无可相比的，四面十二龛，龛像均不相同，根据榜题可知，雕造佛像有香积佛、药师佛、阿弥陀佛、无量寿佛、释迦多宝佛、锭光佛等；菩萨像有弥勒菩萨、菩贤菩萨、观世音菩萨、思惟菩萨以及维摩经变、涅槃经变等经变故事。这些造像题材有些是北魏以来常见的，有些则是首次出现的，有些则是在前期出现的题材中演变的。不难看出，邴法敬造像碑在继承北魏以来流行的造像题材的同时有新的发展。

邴法敬造像碑在造型上属四阿顶方柱体造像碑，这种形式的造像碑早在北魏时期就已出现，如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四阿顶方体造像碑,是日本书道博物馆的北魏延兴二年（472年）“黄囗相造像碑”，由方形碑座、方柱体碑身，汉四阿式屋顶碑首组成，四面凿龛造像^[3]。这种四阿顶方体造像碑，对后世造像碑形体的影响极大，视为北齐时四方柱体造像碑的鼻祖。如河南博物院藏北齐武平三年（572年）“佛时寺造像碑”、淇县博物馆藏“灵山寺四面造像碑”（图五）、浚县博物馆藏“浚县四面造像碑”（图六）、沁阳市博物馆藏“四面造像碑”以及隋开皇二年“邴法敬造像碑”等，均为四阿顶方体造像碑杰出之作。碑体为四方柱体，四面雕造像龛，每面三龛，上下叠列，每龛均为一单独的主题，内容丰富。上有仿木结构的九脊单檐歇山式碑首，下有方形碑趺。这种四阿顶方体造像碑，继承了北魏石窟中心塔柱的造型，并在碑体上端施以仿木结构的四阿式屋顶为碑首，既具防止雨水浸蚀佛像的功能，又具极强的装饰效果，加之高大的方柱体碑身配以稳重大方的四方体碑趺，使整体造型显得宏伟气派，庄严而豪华。石窟中心塔柱的原型，是印度建在石窟内的一种佛塔，称为“支提”，多置于石窟的后部，塔前有一个较大的场所，为僧众举行礼佛集会之用。这种形式传到中国后，多放置在石窟的中央，以供僧人们礼拜供奉。后来发展为塔顶与窟顶相连，形成石窟寺中的中心塔柱。塔柱四周或雕千佛，或雕像龛。它不仅可供僧众礼佛，还可起到对石窟顶部的支撑作用。虽然这种塔柱式造像多与石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对造像碑的出现却有着极大的影响。信士们为了单独供养和雕刻方便，便将这种造像形式借用于石窟寺之外，形成一种有别于石窟中心塔柱的造像碑。这种新的造像形式一经出现，便受信徒们的欢迎。如1959年在山西沁县南涅水曾一次出土北魏时期的造像碑数百件，有不少是用雕有四面像龛的方石叠成的形似塔柱的造像碑^[4]，这种造像碑既可数节叠放，成为寺院中固定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物”，也可单节置放于佛堂内供信徒礼拜。如陕西博物馆藏的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扈氏一族造像碑”和景明二年（501年）的四面造像碑，均为四面雕刻像龛的塔节式造像碑^[5]。这种塔节式造像碑对河南豫北地区北齐至隋代的造像碑造型影响很大，出现了一批类似于塔节式的四阿顶方柱体造像碑，将造像碑艺术推到了顶峰。

图五  河南淇县博物馆藏“灵山寺四面造像碑”

图六  河南浚县博物馆藏“浚县四面造像碑”

1、流传故事

邴法敬造像碑，原为滑县城东北晁大吴村隆教寺供奉之物，宋时因河水泛滥，寺废碑存。元泰定年间在此创建灵觉寺，后由武略将军邑人李英夫人因隆教寺旧址施舍地亩增修弥勒院，置此碑于院中^[1]。明清两代曾重修，将碑移至大佛殿。1929年由奸商盗运至天津出售，因分利不均，向法院诉讼，法庭以碑系河南古物，判归河南领回，由建设厅运至开封铁塔寺内，后移至河南古迹保护委员会（开封文庙）保管，1931年又移到河南省博物馆（开封），后归开封市博物馆^[2]，1997年入藏河南博物院。该碑碑体高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精致细腻，保存基本完好，且龛像均有造像题记和准确的雕刻纪年，是河南乃至中国现存造像碑中十分罕见的隋代造像珍品。

2、香积佛造像

香积佛题材在此前很少出现，该碑所造香积佛像是河南造像中仅有的有题名的“香积佛”造像。 据《维摩诘经•香积佛品第十》说：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言：“诸仁者！谁能致彼佛饭？”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于是，维摩诘起于座，居众会前，化作菩萨，相好光明，威德殊胜，蔽于众会，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与诸菩萨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辞曰：‘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不？愿得世尊所食之余，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时化菩萨即于会前，升于上方，举众皆见其去，到众香界，礼彼佛足。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时彼九百万菩萨俱发声言：“我欲诣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佛言：“可往。摄汝身香，无令彼诸众生起惑著心。又当舍汝本形，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鄙耻。又汝于彼莫怀轻贱，而作碍想，所以者何？十方国土，皆如虚空。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耳！”时化菩萨既受钵饭，与彼九百万菩萨俱，承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时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师子之座，严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时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薰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由此可见，“香积佛”题材往往与“维摩经变”有关，是“维摩经变”的主要内容之一。此碑正面上龛中的“香积大像”应与正面下龛“维摩经变”相联系，完整地表现了维摩经变的内容。

图七  香积佛造像

3、药师佛造像

药师佛造像，在河南北朝造像中极少出现。药师如来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与左胁侍日光菩萨和右胁侍月光菩萨称为“东方三圣”。《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当她作菩萨时，曾发过十二大愿，以解救众生。药师成佛后，众生只要敬念药师名号，就可以不入畜生、地狱恶道，可以解脱生老病死等苦难，可以免除九种非正常死亡（九横死）。其形象一般为一手持药钵，一手持药丸，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该碑正面中龛内的药师佛虽然两手残缺，不存手中药钵和药丸，但其所坐的仰莲坐是药师佛的特征之一，且有榜题“药师琉璃”佛名，说明此龛主尊为药师佛无疑。药师净土信仰在隋代已开始流行，然而表现药师净土最丰富的形像则在唐代，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东壁盛唐时的“药师经变”画，药师佛端坐莲台上，日光、月光与众菩萨胁侍左右，佛前平台上歌舞升平，场面热烈；佛身后回廊绕殿，空中彩虹为桥，天人飘舞其上，整个画面表现出堂皇壮丽的气氛。在唐代以后的寺院中也多有作为横三世佛而雕塑的药师佛形象，由此可见此碑中的药师佛造像是唐代药师佛造像的滥殇。

图八  药师佛造像

4、阿弥陀佛与无量寿佛造像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与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阿弥陀信仰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从东晋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早期同弥勒信仰并重，但后来弥勒净土信仰日渐衰落，阿弥陀净土信仰日益兴盛，唐代达到高峰，并创立净土宗，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至今依然不衰。而无量寿佛则是阿弥陀佛的另一别称，因其所译经名有《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之称，故在造像时或称阿弥陀佛，或称无量寿佛，实乃一佛。此碑中同时造出阿弥陀佛和无量寿佛，说明当时造像主所根据的佛经译本即为两种。

图九  阿弥陀佛与无量寿佛造像

5、普贤菩萨造像

普贤菩萨是我国佛教四大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之一。是具足无量行愿、普现于一切佛刹的大乘圣者，以释迦牟尼的胁侍菩萨而出现的，即文殊驾狮子侍如来之左侧，普贤乘白象侍右侧。文殊师利显智、慧、证，普贤显理、定、行，共诠本尊如来理智、定慧、行证之完备圆满。文殊、普贤共为一切菩萨之上首，常助成宣扬如来之化导摄益。以此菩萨之身相及功德遍一切处，纯一妙善，故称普贤。据《法华经普贤劝发品》载，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守护法华之行者。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十说：普贤菩萨十种广大之行愿，即：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经中一一述此十大愿，明其功德无量，临命终时，得此愿往引导，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然此十大愿为一切菩萨行愿之标帜，故亦称普贤之愿海。以此菩萨之广大行愿，一般称为大行普贤菩萨。其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其形像多是释迦牟尼的胁侍菩萨，单独的普贤菩萨造像在北齐时期已有少量出现，如河南博物院藏北齐“佛时寺造像碑”上已将骑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作为主尊单独雕造，这种将其列为主尊的普贤菩萨造像，可说是开了唐代以后普贤造像之先河。

图十  普贤菩萨造像

6、定光佛造像

定光佛题材在东魏、北齐时代有较多出现，定光佛又名燃灯佛，据《因果经》载：释迦曾经历三大“阿僧祗劫”修行才最后成佛，定光佛是释迦在第二大僧祗劫修行时所供奉的最后一佛，其时，释迦名善慧，欲以青莲花奉定光佛，见王家女瞿夷持七茎莲花，便以五百金购五茎莲花，并王家女的二茎一起供奉定光佛，故得定光佛授记：“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当作佛，号释迦牟尼。”在河南现存有题名的定光佛造像中，最早见于东魏武定元年“道俗九十人造像碑”，在碑阴上部线刻有一组榜题为“定光佛入□□□（目善慧）菩萨花时”的图像，画面左为立佛，右边一童子手持五茎莲花面佛而立。北齐时将定光佛与阿育王施土同时刻出，如河南沁阳市博物馆藏北齐四面造像碑正面上龛内雕阿育王施土,旁刻手持莲花的佛和菩萨，且榜题“定光佛”；浚县博物馆藏北齐四面造像碑中将阿育王施土与定光佛受记刻于一龛，邯郸响堂山水浴寺石窟后壁面两龛中，一龛雕二佛并立，一龛雕阿育王施土，而此龛旁发愿文刻“武平五年甲午岁十月戊子朔，明威将军陆景妻张元妃敬造定光佛并三童子”，文图不符，“定光佛与三童子”之说不见佛经记载，如何解释此发愿文，有学者认为是“阿育王施土”在信仰过程中的变化，然而从邴法敬造像碑中的二立佛旁榜题定光佛看，水浴寺石窟中的定光佛也应指另一龛中的二立佛，而“三童子”则指的是阿育王施土故事中的三个童子，这样就不难理解“定光佛并三童子”的含义了。关于二佛的位置，邴法敬造像碑中左立佛旁有三个童子，即阿育王施土，说明此佛为释迦佛，右立佛为定光佛。

图十一  定光佛造像

7、经变故事

经变故事造像在南北朝的石窟及造像碑中多有出现，是北魏至隋唐佛教造像中的重要题材之一。此碑有两龛为经变故事，一为维摩经变，一为涅槃经变。其中正面下龛的“维摩经变”是一幅表现内容最多最为完整的维摩经变故事图。据《维摩诘所说经》载，维摩诘是释迦佛在世时居住在毗耶离城的著名居士，从妙喜国化生于此，委身俗世，辅助释迦教化众生。他拥有人间一切财富，拥有妻妾儿女而远离五欲，经常演讲大乘佛法，又经常装病吸引众人前往问疾，其往者维摩诘因以身疾广为说法（见《维摩诘经•问疾品》），佛派文殊师利与众弟子前往问疾，诸菩萨弟子、释梵天、等均愿一同前往，以便观听以智慧最胜闻名的文殊与能言善辩的维摩诘讨论佛法。文殊一行到达维摩诘处后，维摩诘以神通力弄来五百神橙，只有道行高深的文殊能自己入座，其余人等只能站着。维摩诘方丈中的天女向来宾身上撒花，花落到菩萨身上便自行落地，但落到舍利弗身上，花却粘附其身，以示其尚未彻悟。舍利弗感觉饥饿，维摩诘便化作菩萨到香积佛处借来一钵“香饭”，覆地而成饭山，香薰三千大千世界。这一故事梗概，在其他石窟石刻造像中多表现为维摩诘居士与文殊师利菩萨对坐辩法，众弟子菩萨听法的场面，而此碑正面下龛维摩经变造像将借“神橙”与“香饭”的故事情节完整的表现出来，使画面更具趣味性和生动性。而“涅槃经变”图像最早见于南北朝的石窟造像，南北朝时期，“涅盘”学取代了“般若”学成为中国佛教义学之主流，当时流行的几部重要大乘经典都涉及与涅盘相关的内涵，玄始十年（421年）《大般涅盘经》于北凉译出，宋元嘉七年（430年）传入南方，宋文帝即命慧严、慧观、谢灵运等人再治南本《涅盘经》，梁武帝曾在同泰寺讲《大般涅盘经》，并依经修涅盘忏，天监八年（509年）更敕宝亮作涅盘疏，《涅盘经集解》收录有十家注解，可见《涅盘经》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涅盘学的发展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南朝王室及义学高僧对涅盘的重视固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然而检视现有文献，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东晋末期「涅盘」议题就已经被讨论，其中大乘禅法在法身观的开展是一重要关键。南北朝时期禅业兴盛的炳灵寺与麦积山石窟均造有涅盘像，在炳灵寺窟崖下段有一长8.6米的涅盘龛像，编号第十六窟，虽经后代重修，但原作为北魏时期，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涅盘塑像，8.6米的规模在当时也是仅见。

参考文献

[1] 参见《河南省志•文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440页。

[2] 参见《重修滑县志》标注本上册，河南省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1986年10月第1版，第314页。

[3] 参见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版。

[4] 郭同德：《山西沁县南涅水的北魏石刻造像》，《文物》1979年第3期。

[5]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59。

猜想一：从阿育王施土到定光佛与三童子造像题材是如何转变的？

猜想二：隋代天台宗祖师智顗对隋炀帝的奉佛态度如何？

猜想三：光山净居寺曾是智顗（yǐ）的出家之地，智顗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那么光山净居寺是不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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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荃，男，汉族，1965年3月4日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81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副研究员。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古代艺术研究及博物馆陈列工作，尤其在佛教考古及佛教艺术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先后出版《河南碑志叙录》两辑，《天国的灵光——佛像》、《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中国美术全集/河南画像砖》、《中原文化大典/中小型石窟与石刻造像》、《中原文化大典/画像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等专著十余部，其中《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一书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