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兽葡萄镜
文物名片

海兽葡萄镜,铜质,唐代文物,直径19.9厘米,重1.65千克,1954年6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移交给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鉴

圆形镜。正面平。背面中心有一伏兽钮,镜背以一凸弦高棱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高浮雕六瑞兽相间绕钮嬉戏,或俯或仰,憨态可掬;瑞兽间点缀累累葡萄,葡萄枝叶缠绕,果实饱满,葡萄枝叶翻越跨梁蔓延至外区。外区不同形态的瑞兽与禽鸟相间环绕出没于葡萄枝叶之间,缘饰一周叠云纹,边缘卷起。

该镜形制较大,工艺精美,纹饰丰富生动,镜背采取满花式构图,运用高浮雕表现手法,以瑞兽或鸾兽和葡萄枝蔓组为纹饰主题,细密而又冗繁。瑞兽以不同的姿态攀援于葡萄的枝蔓之上,或游戏于葡萄叶实之间,形象饱满,富有动态;而葡萄藤蔓打破了圆形框架的束缚,从内区爬越过界梁伸展到外区,同外区的葡萄蔓枝纠葛交缠,并与外区装饰的鸾禽连成一片。镜钮由传统的圆形转变为生动的瑞兽形。这种海兽葡萄镜,整个镜饰虽有分区,纹饰图案却又浑然一体,由中央向外围放射和缠绕。中央的瑞兽镜钮呈静态匍匐状,看上去结实、稳定,而镜纹中的瑞兽奔跑跳跃,再加上外围出现的鸾鸟或蜂蝶的轻盈姿态,视觉流程由中心向外围铺开,整个画面呈现出空间的无限延伸感。

海兽葡萄镜其纹饰以独特的图形形式和设计语言记载了唐代艺术文化的盛世气象和兼收并蓄,同时也表达出我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铜镜、金属铸造技术等均有重要价值,所以海兽葡萄镜通常被视为唐镜的代表。

文化解读

海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铜镜,也是中国铜镜史上的一个高峰。“海兽葡萄镜”之名出自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这个叫法为现代学者所广泛接受。海兽葡萄纹饰的铜镜流传的时间很长,除了盛行于初唐和盛唐外,五代时期、宋、元、明均有仿制品出现。

海兽葡萄镜不仅是初唐瑞兽镜向盛唐花鸟镜过渡的重要镜型,还是魏晋以来传统铜镜艺术与欧洲及中亚、西亚艺术的融合,它不单纯受某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交融。狮子在中亚、西亚文化中象征权威、神力,葡萄代表生命树,然而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吉祥思想的影响下含义发生了变化。因此,海兽葡萄镜亦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又被日本学者称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1]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海兽葡萄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唐代海兽葡萄镜在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淮南道、岭南藤州均广泛使用,唐代海兽葡萄镜经丝绸之路向西传入西域今中国新疆、今西亚伊朗等地,向东传入今日本、朝鲜等地,向北传至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区域[2]

从目前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海兽葡萄镜来看,海兽葡萄镜主要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我国铜镜研究专家孔祥星根据其收集到的9枚纪年墓出土海兽葡萄镜得出结论:海兽葡萄镜的早期形式流行于唐高宗时期,成熟的海兽葡萄镜的上限在唐高宗时期,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其后,海兽葡萄镜纹饰渐被其他图案取代。唐玄宗前后时期尽管还有发现,只不过是前期镜类的沿用。1994年,徐殿魁根据近年纪年墓出土的19枚海兽葡萄镜再次证实了孔祥星的观点。

海兽葡萄镜其形制主要为圆形,少量呈方形、菱花形。镜背纹饰多以高浮雕形式出现,主题图案以葡萄和海兽构成,主纹饰的布局主要有传统的内外分区形式和“过梁式”两种形式。内外分区形式的海兽葡萄镜内区通常为数只海兽与蔓枝葡萄的叶子和果实相互错落,外区为飞禽葡萄蔓枝叶实;而“过梁式”海兽葡萄镜,画面虽被分为内外两区,但是内区的葡萄枝蔓却沿着中间的分割圈伸入外区,外区虽以葡萄蔓枝为主,但是还间以飞禽走兽和小型蜂蝶之类,有些边缘亦有装饰,内区和外区的纹饰画面融为一体,纹饰繁复、生动、张扬。瑞兽葡萄镜呈现出的强大的艺术表现张力,其纹饰中出现的理性的内敛和感性的外延,体现出了唐代兼容并蓄、开放博大的文化精神,是唐代开创中华文化新纪元的见证[3]

海兽葡萄镜的主题纹饰瑞兽和葡萄的组合耐人深思,清《博古图录》称之海马葡萄镜、海兽葡萄镜,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这些纹饰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这些疑问成为了唐镜中研究最多的课题。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众说纷纭。1940年,原田淑人在《关于海兽葡萄镜》中提出:这种葡萄镜的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将他们自由变化的产物,葡萄镜的图案是从波斯和拜占庭等传来的,但是到了中国后,进而与六朝末唐初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四兽镜、六兽镜等纹饰混合融合起来。

葡萄原产于欧美和中亚,汉朝时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是西域的象征。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纺织品采用葡萄纹饰的记载,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早期,葡萄纹饰盛极一时,普遍运用于纺织、雕刻、铸造的装饰。

据考古发掘资料,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了东汉时织有精致的人兽葡萄纹彩罽(ji)及走兽葡萄纹绮。前者有骆驼图案,偏重于西域特色,后者走兽图案明显为中原特色,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瑞兽、葡萄纹饰已经出现。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远远早于唐代,只是二者的组合在唐代才出现在铜镜上。

在中国文化史上,葡萄和石榴相仿,具有“多子多福”的含义。工匠们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大量地运用到铸镜纹饰中,这是唐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一个写照。海兽葡萄镜将来自西域的葡萄纹和传统艺术中的瑞兽纹进行结合,是在继承华夏传统特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吸收和借鉴,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

比较研究

海兽葡萄镜通常以高浮雕瑞兽,以及葡萄为主题花纹,间饰异兽、雀鸟、蜂蝶和花草图案。这种瑞兽与葡萄的组合形式,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消失的过程。

瑞兽是我国古代艺术常见的表现题材,源自于我国传统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以及其他神兽的造型。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战乱频繁,百姓的生活动荡不安,因此多将希望寄托于求神拜佛之上,因此,此时期神兽纹镜十分流行。此时期铜镜神兽多为浮雕式,但其造型却逐渐过于僵化粗略,镜上的铭文仍以祈福的吉祥语句为主。

神兽纹铭文镜[4],汉代,圆纽,连珠纹纽座。内区饰四种神人及四兽相间环绕,其间有八枚凹面环状乳钉。外区为半圆、方枚带,半圆中为涡状云纹,十个方枚中各有一字。边缘内圈为神人禽兽纹,有神人捧日月、六龙驾舟车、羽人乘禽兽等,外圈饰勾连纹。(图一)

图一 神兽纹铭文镜

始作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兽纹镜,有重列式、环绕式、区段式、对置式神兽纹镜和佛兽纹镜等多种形式,其基本特点是以神像(或佛像)与神兽为主纹,再衬托装饰花纹和铭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神兽镜,三国吴,直径12厘米。该镜背面中央有一圆钮,钮外侧以高浮雕形式装饰相间排列的四组神人与神兽,镜边缘环绕着乳钉及饰有勾连云纹的圆弧,并刻有“永安五年十月十九日造作明镜,可以照形”等铭文。(图二)

图二 神兽镜

隋朝,是个承上启下的时期。魏晋南北朝以来那种规范化、程式化、缺少创新和多样化的特点,在这时期的铜镜中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存在,画面上沿袭旧的传统因素不少,图案中以灵异瑞兽为主;这个时期流行的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尽管主题纹饰不同,但镜形、布局、铭文、边式,以及演变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图三)

图三 四神及十二生肖铜镜

隋末及初唐时期瑞兽镜盛行,它既继承了中国古代铜镜的传统,又在风格上有许多变化;铭文带消失,内外区出现忍冬、蔓草、葡萄纹样;瑞兽由静态趋向动态,造型更加丰富,构图也由规整、紧密变得活泼开放。汉代所流行的神秘的、符号化的神兽和四神题材在隋唐时期逐渐演化成生动活泼、充满趣味和人情味的瑞兽。瑞兽的造型多取材于现实的动物形态特征,并称为“瑞兽”、“海兽”或“鸾兽”。

唐代初期的“赏得秦王”瑞兽纹铜镜,直径10.6厘米。该镜背有四只瑞兽,身形柔健,在长满花草的内区里,作绕钮奔跑状,外圈有“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二十字铭文。(图四)

图四 “赏得秦王”瑞兽纹铜镜

唐高宗时期,瑞兽葡萄镜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瑞兽葡萄镜以圆钮居多,用连珠圈及高线圈将镜背分为同心圆状的内外两区,各种装饰图形严格地分布于所在区域,葡萄纹饰均匀整齐地分布于瑞兽之间,所有图形没有跨越出同心圆的圈界。这类纹饰风格规矩整齐,很明显受到传统汉镜风格的影响。但此时瑞兽葡萄镜以植物枝桠的柔美流线、瑞兽造型的灵动活泼与同心圆的规整圈界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构图具有理性之美,它刚柔并济、动静结合,设计上充分体现出唐代早期朴素严谨的政治风气、社会价值以及审美取向。

1978年,西安市莲湖区热电厂出土的瑞兽葡萄镜[5],唐代,直径17.6厘米,重0.83千克。圆纽,圆纽座,一周凸弦纹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六只瑞兽攀援葡萄枝蔓,形态自然生动。外区禽兽相间而饰,间隙处点缀着葡萄串和硕大的叶瓣。内外区之间的隔梁内侧有小莲花纹和锯齿纹各一周。缘饰连续的缠枝花草纹,边缘卷起。整个铜镜采用浮雕技法,画面高低起伏,立体感极强。(图五)

图五 瑞兽葡萄镜

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铜镜纹饰风格由汉式拘谨板滞逐步发展到自由写实,由繁乱纷杂转为清鲜优雅,新的镜类和新的因素不断涌现,主题纹饰中的花鸟、植物纹饰不断增多[6]。这一时期海兽葡萄镜被称为瑞兽葡萄镜的典型。与第一种相比,其形态和构图有一定区别,最明显的是出现了“过梁葡萄纹”。所谓“过梁葡萄纹”是指镜内区的葡萄枝蔓实叶伸展到镜外区,骑跨于连珠纹高圈的分界线之上,该种技法被称为唐镜的代表、唐代手工艺的奇葩。

安徽省寿县安丰塘镇安丰城遗址出土的瑞兽葡萄镜[7],唐代,直径11厘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该镜伏兽纽。一周高凸弦纹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浮雕四只瑞兽,空白处填饰蔓枝葡萄。外区饰八只展翅飞翔的小鸟。外环凸弦纹一周,沿弦纹浮雕一周半圆形纹。窄素缘。(图六)

图六 瑞兽葡萄纹镜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瑞兽葡萄镜[8],唐代,直径14.7厘米,重0.86千克。圆形,伏兽钮。内外区间以凸弦棱分界。内区葡萄枝叶缠绕。叶纹为五瓣状,果实饱满,十串葡萄除一串外,其余九串均匀地沿着圈带配列,葡萄枝叶间有蝴蝶、蜻蜓飞舞。六瑞兽或俯或仰,有的作奔跑状,有的侧转身躯攀援旋绕于枝蔓丛中。内区的葡萄枝叶跨梁进入外区蔓延交错。外区不同形态的禽鸟出没在葡萄串枝叶中。缘饰一周叠云纹,边缘卷起。(图七)

图七 瑞兽葡萄镜

武则天统治后期,瑞兽题材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花鸟镜出现并流行,此后铜镜纹样的主体不再采用像狮子、龙、鹿等勇猛活跃的动物,转向相对温和抒情的蝴蝶、蜻蜓。唐玄宗至德宗时期,对鸟镜流行,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花镜,以及特种工艺镜等出现并流行,唐镜艺术样式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特点,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体现。隋唐瑞兽题材逐渐消失,四神及十二生肖镜虽然偶能见到,但较之从前布局、构图已发生了变化。

缠枝葡萄纹铜镜[9],唐代,直径9.2厘米,重167克。半球形纽,宝相花纽座。纽座外装饰以葡萄蔓枝纹,五串葡萄在内区均匀分布,以葡萄叶间隔开来,又以枝叶连接。镜背外区纯以蔓枝装饰,回转缠绕。厚胎高缘,镜背微弧。(图八)

图八 缠枝葡萄纹铜镜

蛱蝶穿花纹镜[10],唐代,直径18.9厘米,重906克。八瓣葵花形。圆纽,葵花形纽座。外围饰四枝花,上有花朵及叶,间饰四蛱蝶,好似蛱蝶在花中穿梭,窄缘。(图九)

图九 蛱蝶穿花纹镜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海兽葡萄镜中的瑞兽与唐朝之前的铜镜中的瑞兽形象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并且海兽葡萄镜自身也有着明显的演变轨迹:

从镜形来看,萌芽期的海兽葡萄镜继承了隋唐时期瑞兽镜的镜型,一般是圆钮,后来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伏兽钮,再到扭颈戏耍的瑞兽钮,且镜背内外分区也经历了从严格分区到分区被逐渐打破的发展过程。从瑞兽的形态来看,海兽葡萄镜中的瑞兽经历了从抽象到写实的发展过程,且瑞兽数量也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的发展过程。早期的海兽葡萄镜受隋朝瑞兽镜的影响,形象较为抽象;发展期的海兽葡萄镜偏向写实,鼎盛时期的海兽葡萄镜中的瑞兽,完全是一种可爱的形象,包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从葡萄纹等植物纹饰来看,这种植物纹饰早有出现,只是瑞兽和葡萄两种纹饰组合的形式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瑞兽葡萄镜发展至武则天时期,葡萄等植物纹饰、以及花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花鸟镜逐渐产生并流行。

河南博物院所藏的这枚海兽葡萄镜直径达19.9厘米,镜体厚重,镜背内区瑞兽6只,外区瑞兽与禽鸟、花卉、葡萄相间,瑞兽数量达13只,并且瑞兽形象饱满,生动活泼,富有动态,这在海兽葡萄镜中比较罕见。由这面铜镜的体量、重量以及华美的纹饰可以判断出这枚铜镜的年代应为盛唐。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瑞兽纹和来自西域的葡萄纹结合的表现形式,充分体现了唐代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时代特点,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的象征。

趣味猜想

海兽葡萄镜直径19.9厘米,重1.65千克,镜背纹饰面精美华丽,您认为这样的铜镜的主要功能除了照妆容之用,是否还有其它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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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海兽葡萄镜的辅助纹饰

一、孔雀纹

唐代海兽葡萄镜中出现有孔雀纹饰,以孔雀作为这类铜镜的主要题材。

孔雀象征着美丽与尊严,并常伴随牡丹出现。孔雀在古代人们认为是一种寓意吉祥幸福的鸟。

二、鸾鸟纹

在海兽葡萄镜中,有着大量的飞鸟纹饰。

雁纹:雁纹在海兽葡萄镜中是比较常见的辅助纹饰。一般出现在外区。寓意终生“厮守”。

喜鹊纹:喜鹊纹在海兽葡萄镜中一般在外区,形象大多是在蔓藤啄食葡萄或展翅飞翔,或栖息在蔓藤上,在这里它喻意比翼双飞、婚姻美满。

鸳鸯纹:鸳鸯纹是唐镜中经常出现的纹饰,形象容易和雁混淆,但鸳鸯的羽毛绚丽多彩,鸟头后有“批羽”,最内侧两枚三级飞羽扩大成扇形而竖立,这是在唐镜中辨认鸳鸯的重要依据。

鹦鹉纹:鹦鹉是唐镜中的主纹饰,在瑞兽葡萄镜中偶有出现,常用作边缘的辅助纹饰,寓意能言、忠贞和长寿。

三、蜂蝶纹

蝴蝶作为海兽葡萄镜的辅助纹饰,常和蜻蜒蜜蜂、飞鸟等穿插在铜镜外区的葡萄蔓藤中,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被视为“爱情专一、“忠贞不渝”、“白首偕老”的象征。


注释:

[1][3][6]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出版,1988.

[2] 陈习刚.隋唐时期的葡萄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07.

[4] 安徽省文物考研所,六安市文物局.六安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8.8.

[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 铜镜.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7.

[7] 安徽省文物考研所,六安市文物局.六安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8.

[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 铜镜.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7.

[9] 长沙市博物馆.楚风汉韵.文物出版社,2010.

[10] 故宫博物院.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古花开,女,河南博物院信息管理处副处长,文博馆员,致力于博物馆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