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初碑 - 河南博物院

李孟初碑

文物名片

李孟初碑，石质，汉代。此碑全称“汉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又名“李孟初神祠碑”，汉桓帝二年(154年)立，隶书。该碑碑首呈圭形，碑通高193厘米、宽73厘米、厚15厘米、穿孔径10厘米，现藏南阳市博物馆。

深度品鉴

李孟初碑全称《汉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汉桓帝二年(154年)立，隶书。碑文隶书残存13行，字径5厘米，现仅存51字可识，碑今已残损漫漶，是三通汉碑中存字最少者。题首二行“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下缺）字孟初神祠之碑”，内容似碑额，列于起首二行处，字体又倍大于正文，为汉碑中少见(图1、图2)。

图1 《李孟初神祠碑》现状照片（正面）

该碑碑首呈圭形，碑身下部剥落约100厘米，因此只剩下很少的字可辨识。剥落处刻有清代题记，交代了此碑部分流转经过。

咸丰十年（1860年），河南学政景其浚给南阳知府金梁写信，索取此碑拓片，金梁在南阳县任伯雨家访到这通碑，移到南阳府衙中，镶在二堂东厢房墙上，在石碑下漫漶处刻了题跋。后来，南阳知府顾寿彤又特地为之建亭加以保护。1959年南阳市博物馆将此碑移至卧龙岗汉碑亭中。

图2 《李孟初神祠碑》清乾隆初拓片

文化解读

此碑出土后，名家争相著录，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清代著名学者毕沅《中州金石记》等书中均有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尚载入可识者145字，到现在只剩了51个字。互联网上有清乾隆初出土《李孟初神祠碑》拓片，存字尚多（图3）。

图3 《李孟初神祠碑》册页（局部)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2009年12月举办“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小蓬莱阁汉魏碑刻特展”在延禧宫开展。黄易作为乾嘉时期由传统金石转入金石考古学的名家，也是当时最主要的古碑刻探访者、发现者和鉴藏者，其独到的学术精神和丰富的金石考订成果著称于世。故宫博物院收藏与黄易有关的碑帖类文物60余件套，其中汉魏碑刻40余件，以汉魏碑刻鉴藏最为煊赫，既有典型性，又有特殊性。

其中黄易收藏有李孟初神祠碑册，此册为清乾隆初出土拓本，五开半。纵28.8厘米，横14.8厘米。朱翼盦及家属捐赠。“宁”“京”“甫”等字清晰，“唐谭伯祖”四字未泐。黄易鉴藏，钤“小松所得金石”“小蓬莱阁”印。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秦明先生与此之前特意到南阳市博物馆寻访李孟初神祠碑的现状，根据秦明先生向笔者提供的清乾隆初李孟初神祠碑册释文，结合现存文字考释：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

字孟初神祠之碑

君□举孝廉除补郎中迁……

史卒官□故吏民思追德化……

更讯治立碑复祠下……

垣宇字树木皆不□令□不□□守……

中大人共案文□□□□□文……

永兴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令……

部劝农贼捕掾李龙南部游徼……

屋有守祠义民今听复无……

时令琅耶开阳贵君讳咸字……

□河南雒阳虞衍字元博□□□□□□□□□□仲兴□□□汉海……

□掾吴定尉□功曹史□字伯昭□□时鄉啬夫刘俊叔艾佐……

故户曹史东门伯□史佐杨元举□□□时贼捕掾李龙升高□□□京□甫……

□□□□供功曹史左治□□□□□时亭长张河寻海亭长唐谭伯祖……

《李孟初神祠碑》剥落处刻有清代南阳知府金梁题跋，部分文字漫漶。文为：

按汉宛令益李孟初神祠碑本宛南名迹,崩裂已久。道光初年白河水涨冲出,为就近居民□□□□□□,遇识者指系汉碑□。仅余数十字,下截皆剥落竟无字迹。今年景剑泉学使书来索此,甫访求得之。因念此碑湮没已久,前四十年为河流冲出。又得□景学使搜罗及之,古迹幸存。若有鬼神呵护其间。爰移余府署二堂东庑下壁间,而识其颠末如此。咸丰庚申秋九月瓯山□并书。

李孟初碑能考释出的碑文182个字，识其大意，碑文记述宛县县令益州刺史李孟初平生功绩，李孟初被举荐为孝廉(“举孝廉”是指汉朝作官的一种资格，是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推选一个地区至孝至廉的人为举孝廉。)授予郎中的职位，后升迁益州刺史，死在任上。吏民思念其为官有德绩，为之立碑纪念，永兴二年（154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县准立。根据古碑的三大种类划分：宫中之碑、庙宇之碑、冢墓之碑，《李孟初神祠碑》应是李氏祠堂中的冢墓之碑。此碑正上方有一小圆孔，学者施蛰存在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山谈艺录续编》一书中有云：“碑本为下棺之石，治葬时竖于墓前，其上端有圆孔，名曰‘穿’，所以贯绳索以下棺入圹也。其后即利用此石刊勒亡者姓名、功业。葬事即毕，不复撤去，遂为墓碑。盖始于东汉之初，西汉未之有也。”近人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亦云：“冢墓之碑始于后汉，其门人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

东汉行政区划在光武帝刘秀时确定，基本沿用了西汉的郡县制为实体、州刺史部为监察的体制，分全国为十三个州刺史部：

司隶校尉部，幽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冀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益州刺史部，交州刺史部。其中益州刺史部州的大致范围在今陕西南部、四川、云南一带，州治广汉郡雒县（今属四川广汉市），东汉末移治蜀郡成都县（今属四川成都市）。对西南地区的郡太守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如刘弘、黎小龙、蓝勇、罗二虎等，诸位学者对汉代历任西南地区的郡太守做了统计研究。汉桓帝时期南郡襄阳人李孟初担任益州刺史，作为汉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最高管理人员，是汉王朝中央政令的贯彻执行者，在协调汉王朝与西南边疆民族的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局势以及传播内地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

图4

秦汉时期地方组织分成州官、郡官、县官、乡官四级。在地方上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农官体系，进行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其中农监、都田、田啬夫、田典等属于郡官系统，负责管理散处于郡国的公田；郡县两级的田曹掾史、劝农掾史、力田等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主要职能是劝课农桑、指导农耕；农都尉、农令、部农长、别田令史、农亭长等属于屯田管理系统，负责边郡的屯田事务。由于西汉后期以来，公田的经营方式逐渐从假民公田变为赋民耕种。东汉建立后，都官系统的农官被撤销，公田改归郡国管理，边郡农都尉也转属了郡太守。劝农掾、史是作为郡县属吏的农官。《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郡府县廷极可能也是在此时设置了相应的劝农掾史，来督劝所辖县乡的农业生产。《续汉书·百官志》载：县有“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劝农掾由廷掾担任，在县廷属吏中应为常员，不容罢省。他们每年春夏两季巡幸各乡，督促农民适时耕种。东汉永兴二年所立《李孟初神祠碑》有“部劝农贼捕掾李龙，南部游徼”。

图5 《李孟初神祠碑》拓片（局部)

证实了劝农掾春夏劝农的记载^[3]。出土的居延新简中有：

建武八年三月己丑朔，张掖居延都尉谌行丞事，城骑千人躬告劝农掾禹，谓官县令以春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4]。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张掖居延城司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书事，以居延仓长印封、丞邯，告劝农椽褒史尚，谓官县以令秋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5]。

可见劝农掾一职其职责不仅只涉及劝科农桑，还管理着地方祠祀等事务。

两汉对乡级官吏这些微秩小吏记载非常少，至于各地乡级以下官吏亭长更是廖廖无几，《李孟初神祠碑》所载亭长也可以补记史书之缺。

比较研究

李孟初碑书法浑朴圆劲，气宇轩昂，字体端正工细，书法疏秀多姿。字形有长有扁，仪态自如，堪称汉隶中上品。两汉时期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树碑刊石以歌颂德行、记录事功的社会风气便成云涌之势。书法、雕刻既已成为可以博酬之业，各地都有书刻的名手良工，自然各逞其能。

图5 《张景碑》拓片

图6 《石门颂》拓片（局部）

此碑碑穿处所刻有“永兴二年”,“穿孔”下左侧“年”字的最后一笔约长出其他一二字，占了其下两字的位置，“年”字的这一拖，与《张景碑》的“府”字，又和《石门颂》之“命”字写法相同(图6)，张景碑上的“府”字，曳脚特长，一个字占了三个字位长，呈刀币形。《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摩崖隶书。20行，行30、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藏汉中博物馆。《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类似这样的笔法在汉隶刻石中不多见,但在汉简、帛书中所见甚多，当为汉隶书体的同一流派，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详其笔势，盖以当穿未得放笔，故于穿下不嫌过垂以伸其气，此不独可悟书法，亦文章蓄泻之理耳。”从书法悟出作文道理，翁方纲可谓体贴入微。

两汉是书法艺术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其最辉煌的成就在于隶书。统治者力求长治久安，汉代社会多年的休养生息和充满开创气魄而又平静和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蒸蒸日上、空前繁荣的时期。政治上安内攘外，广土斥境，提封万里，建功立业，奋发进取。自由开放的经济政治与良好的自然环境，使生产大规模、多方面发展，社会经济极大增长，实力雄厚，“天下殷富，士马强盛”，自然科学（如造纸术、天文学数学、医学等）也取得巨大发展，成果卓著，足以辉耀人类历史。人们在实践中有力地确证了自已是能够征服自然，夺取、占有和创造无尽藏的物质财富的强大主体，这对两汉审美意识的发展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从伟大的《史记》、巨丽的汉赋到新声变曲，随兴而起的音乐舞蹈、浑朴雄丽而又巧妙其中的雕塑、想像丰富、简洁而又热烈生动的绘画和精美绝伦技冠古今的工艺品等等，都是无不表现出楚风北渐、多源融汇和恢宏伟美、生气勃发的精神特征。作为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6]。

在很大程度上，汉隶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汉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李孟初神祠碑》其时字体已经基本完成篆书向隶书的过渡，说明典型的隶书风格或者说八分书的风格已经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