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敞碑拓片，民国，拓片，纸质，长约80厘米、宽约70厘米，河南博物院旧藏。

该拓片是民国时期从袁敞碑残石拓制而成，由郭建邦先生捐赠给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郭建邦先生的爷爷郭玉堂是洛阳人，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名的文物收藏家，此拓片就是郭玉堂当年的收藏品。

袁敞碑（图一），全称“汉司徒袁敞碑”，东汉元初四年（117年）刻立，1923年春出于洛阳，原碑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该碑出土时已残断，残高约75厘米、宽约68厘米，后来该碑又斜断为三块，且右下角已佚。该碑碑文为篆书，碑文残存10行、每行4至8字不等，共70余字。碑身有穿，穿位于残石上部碑文的第五、第六行的第五、第六字之间。

图一 袁敞碑残石

袁敞碑出土时由于已经残断，并不知其为何人之碑，后马衡先生考定其为袁敞碑：“以其有‘延平□初’年号，知其确为东汉文字而已。1924年夏，取此碑反复绎，见第九行‘□初二年十二月庚戌’等字，在‘延平元年’之后，知所谓‘□初’者，非‘永初’必‘元初’矣。因检《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是月是日，有‘光禄勳袁敞为司空’之文。更取《敞传》读之，历官事实，大半相合，始知确为敞碑。”^[1]

马衡先生根据碑上残存的文字和笔画，对碑文做了测定（正字为碑上残存文字，[ ]内字为依笔画测定的文字）：

“[君讳敞，字叔]平，司徒公[之第三子](下缺)

□□□□月庚子，以河南尹子，除[太子舍人] (下缺)

□□□□，五月丙戌，除郎中，九年（下缺）

□□□[黄门]侍郎，十年八月丁丑，(下缺)

□□□□十月甲申，拜侍中（下缺）

□□□□步兵校尉，延平元[年] (下缺)

□□[将作大]匠。其十月丁丑，拜东[郡太守]（下缺）

□□□□□丙戌徵拜太仆，五年(下缺)

□□□□[元]初二二年，十二月庚戌，[拜司空](下缺)

[年四月戊申]薨，其辛酉葬。”^[2]

此碑的碑文书法浑厚古茂，结构宽博，笔致遒劲，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以方折笔法作篆而不碍其流畅，是汉代小篆书法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此碑与比其晚7年发现的袁安碑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带有碑穿的墓碑^[3]，并且其碑穿居于碑身正中的形制也极为少见。袁敞碑对于研究汉代篆书，以及汉代的墓碑形制和葬礼习俗都有重要的价值。

袁敞碑在民国时期一出土就很快落入收藏家之手，在社会上流传的时间较短，所以传世的早期拓本非常之少^[4]，并且袁敞碑残石的状况已经比其刚出土时差了很多，所以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早期的袁敞碑拓片非常难得，其对于研究袁敞碑有重要价值。

对于墓碑的起源，现在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其肇始于汉代。汉代墓碑作为墓碑的源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在碑身上大多有穿，碑穿在东汉之后逐渐减少，到魏晋以后碑穿就很难再见到了。关于碑穿的渊源及其作用，前人已有不少研究和推测，多数专家认为墓碑的穿是沿袭下棺之碑的穿。

下棺之碑，即丰碑，据《礼记•檀弓》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这种碑，是立在坟墓旁边方便下棺的木桩子，其穿位于碑中，用来安装辘轳。有不少学者认为墓碑的穿就是沿袭了下棺之碑的碑穿，其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清代的赵翼《陔余丛考》引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李绰《尚书故实》、孙宗鉴《东杂录》等书，认为“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象。”清代的王芑孙在《碑版文广例》也认为：“墓碑之穿所以下棺，……汉碑类皆有之。其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别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繂之意。”^[5]

近代的马衡在其《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中认为：“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晕。题额刻于穿上晕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6]

也有少数专家认为墓碑的碑穿可能来自“神主”。“神主”出现在墓碑之前，是为死去的人立的牌位，放置在宗庙中，类似后来民间的灵牌。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椽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注释曰：“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由此看出，“神主”的形制即是一块中间凿孔的木板，穿位于中部。袁安碑和袁敞碑的残碑大体为方形，穿也位于碑身的中部，这似乎可以说明，碑穿最初的位置应该位于墓碑的中部。就墓碑刻立的意义和作用来说，其与“神主”确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专家推测墓碑的碑穿可能与“神主”的穿有相同的作用和涵义^[7]。

另外还有人推测，墓碑的碑穿可能与“天人感应”思想有关。“天人感应”思想杂揉了西周以来“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和天命神学思想，认为天人同构、天人同类、天人相应，天和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天人感应”理论体系在当时占有统治性地位，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应在墓碑上有所体现，所以有学者就认为“汉人深受‘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碑之圆首就象征着天，而‘碑穿’则意味着天上的日月，‘晕纹’则象征为日月之光环。”^[8]

这三种推测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或者是三种说法都有合理性，还是另有原因，学界至今尚无定论。

汉代的墓碑主要有三种形制，圜首碑、圭形碑和少量的方首碑，圜首碑基本都有穿，圭形碑大多有穿，方首碑很少有穿。

麃孝禹碑（图二），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刻立，通高约1.90米(碑身高约1.32米，埋入土中部分高约0.58米)、宽0.46—0.32米、厚0.26米，圜首长方形，面宽不到体厚的两倍，显得面窄而体厚，通体修长。碑额特别短小，与碑身无明显分界线。碑的正面有朱雀画像和竖线界格，碑文书于两边界格之内，右行刻“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左行刻“平邑成里麃孝禹”，两行共15字。清同治九年（1970年）出土于山东省平邑县，现存山东省博物馆。^[9]

图二 麃孝禹碑

袁安碑（图三），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刻立，碑上下皆残，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石灰岩雕刻，碑穿位于碑身中央碑文的第五、六行之间，碑文为小篆体，共10行，每行存15字，每行各缺1字，共139字。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存河南博物院。

图三 袁安碑

王孝渊碑（图四），东汉永建三年（128年）刻立，碑高255厘米、上宽91厘米、下宽96厘米、上厚24.5厘米、下厚27.5厘米，上端正中有一长17厘米、宽12厘米、高9厘米的榫头，下端有—长26厘米、宽16厘米凹进的浅窝，由此可见此碑上端应有碑额，下端应有基座。碑身正面、背面及两侧均施以雕刻，正面上半部刻朱雀、男女立像、女人跪坐像，下半刻碑文。碑文为隶书，十三行，除第四行与最末行不满外，其余每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共约计三百七十字。1966年在四川郫县出土。^[10]

图四 王孝渊碑拓片

景君碑（图五），又称“景君铭”，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刻立，碑高223厘米、宽109厘米、厚19厘米。碑额刻“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12字，篆书，碑文为隶书，17行，每行33字。碑穿在中间八、九、十三行间，在第八字以下，三行每行废2字。原在济宁文庙院内，现存济宁市博物馆。^[11]

图五 景君碑

孔谦碑（图六），又名“孔德让碑”、“孔谦碣”，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刻立，高83厘米、宽52厘米、厚22.5厘米，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无额字。碑文正文八行，满行十字，隶书。该碑原在孔林，清乾隆时移入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12]

图六 孔谦碑

孔宙碑（图七），又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刻立，碑高302厘米、宽107厘米、厚24厘米。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有额，额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篆书，两行，分别位于穿两侧。碑文有题，题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碑文14行，满行28字，隶书，记述孔宙生平事迹。碑清初由孔林移入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13]

图七 孔宙碑

鲜于璜碑（图八），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高242厘米、宽81—83厘米，碑呈圭形，碑首有穿。碑文为隶书，碑阳16行，每行35字，有界格，碑阴15行，每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额阳刻篆书10字。1973年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出土，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4]

图八 鲜于璜碑拓片

墓碑作为人们纪念先人的神圣之物，其形制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神圣的寓意，人们不大可能仅仅为了模仿下棺之碑而在墓碑上遗留碑穿，并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在墓碑上刻制碑穿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再者象麃孝禹碑等早期的墓碑根本就没有穿，所以认为墓碑的碑穿是下棺之碑碑穿的遗留的说法有点牵强。

袁安碑和袁敞碑的穿的位置和“神主”穿的位置一致，“神主”的形制大多和圭形碑一样为圭形^[15]，圭本来就被人们认为是沟通天地神的媒介，因此早期墓碑以及圭形碑的穿所起的作用可能和“神主”的穿的作用相仿，作为逝者的灵魂与天、神等联系的通道。圜首碑由于还被赋予了“天圆地方”的概念^[16]，所以圜首碑上的碑穿不仅沿袭早期碑穿的作用，还有了新的寓意。较晚一点的圜首碑，碑穿上移至碑首的下方，穿的上方出现了作为纹饰的晕，圜首碑的圆首象征着天，碑穿象征日、月，而晕纹则象征日月的光环。

总体而言，把墓碑的碑穿作为下棺之碑碑穿的遗留的说法有点牵强，似乎墓碑的碑穿来源于“神主”的穿作为“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这一说法更有道理一些。

袁敞碑和袁安碑形制相同，书法都是小篆，并且刻立时间也接近，所以有学者认为它们的碑文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你认为呢？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和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择优公布。

请联系我们《每周一品》栏目电子邮箱：meizhouyipin@chnmus.net

东汉墓碑概况

东汉时期是墓碑发展的高峰期，到东汉末其形制基本确定，一般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座大多为方形，碑身为长方形，碑首则有圭形、半圆形和方形三种，以圭形和半圆形为主，方形的则较少见。根据碑首形状的不同，分别成为圭形碑、圜首碑和方首碑，圜首碑基本都有穿，圭形碑大多有穿，方首碑很少有穿。东汉墓碑大多有穿，初期穿位于碑身中央，其后穿的位置逐渐上移，最后至碑首和碑身之间。

东汉墓碑的碑文，起初较为简单，仅记述墓主人的名字、籍贯、生平等；到东汉末期碑文的内容发展为一篇较完整的长篇诔文，字数多者达千字。典型的碑文内容相当丰富，一般包括有墓主的名、字、家族世系、籍贯、生平事迹、卒葬时间，以及对墓主人表示哀悼和歌功颂德的内容。碑文的文体，前半部分多为记述文或散文体，后半部分的颂辞大多以四言韵文写成，作为全篇的结尾。在墓碑的阴面，多刻有立碑人名单，门生故吏等。

东汉时期立碑的目的，除了最初可能是作为墓地的标志外，主要还在于通过刊石勒铭、树碑立传这一形式，来颂扬墓主人的功德休烈，光宗耀祖，永垂后世。

汉代墓碑碑形释义

汉代墓碑主要有圭形碑、圜首碑和方首碑三种。

圭形碑。即碑的整体形状如圭形，它与圜首碑并行于东汉。作为碑的一种形制，它的出现或许晚于圜首碑，文献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实物最早见于顺帝时的《景君碑》。人们之所以要把墓碑制成圭形，主要因为人们把圭视为五瑞之一，是一种信物。《白虎通德论•文质》：“何谓五端?谓圭、壁、琮、璜、璋也。”“圭以信质，……圭以为信者何？圭者兑上，象物始生见于上也，信莫著于所见，故以圭为信。而万物之始，莫不白洁，圭之为言洁也。上兑阳也，下方阴也。阳尊故其礼顺备也。在于东方，阳见于上也。”正式由于圭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这些神秘色彩，所以其才成为人们崇拜的一种信物。在汉代人们把用于颂扬某人功德的墓碑斫成圭形，其涵义是不言而喻的。

圜首碑。即碑身及断面作长方形，碑首呈圆形，是汉代早期碑的一种形式，有专家认为上圆下方的碑象征着天体。关于上圆下方的涵义，《说文》：“圆，圜全也。”圜，天体也。”在其他人为的事物中也多有类似的“天圆地方”的涵义。如建筑中的“明堂”的形式，《孝经•援神契》：“明堂者，天予布政之宫，上员(圆)下方。”《新论》：“王者造明堂，上员（圆)下方，以象天地。”班固《两都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李贤注：“圆象天，方象地。”车的形制中也包含有“天圆地方”的涵义，李尤《小车铭》：“圆盖象天，方舆则地。轮法阴阳，动不相离。”《新书•容经》：“古之为路舆也，盖圜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在很多文献中也都有对“天圆地方”的解释，如《白虎通德论》之《礼乐》、《辟雍》、《文质》、《天地》等篇。“这说明，碑石的形制，不仅有人们所构思的古老宇宙模式，其中又有神学的影响。”^[17]

方首碑。即碑的整体为长方形。这种墓碑在东汉墓碑中数量较少，也少有穿和晕的装饰，这大概因为其形制不符合“天圆”的观念。现在能见到的如《王孝渊碑》、《李翕五瑞碑》、《隶续》所载《广汉属国造桥画像碑》、《麒麟凤凰碑》等人物画像碑都是长方形。这可能体现除了“地方”的说法。

注释：

[1]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市：中华书局，1977：183．

[2]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市：中华书局，1977：183-184．

[3]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汉碑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1990：34.

[4]宗鸣安著.碑帖收藏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125．

[5]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2004-8.

[6]马衡．马衡讲金石学．南京市：凤凰出版社，2010，48.

[7]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汉碑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1990：34.

[8]仲威．碑帖．上海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9．

[9]苏欣 ．汉碑之祖“麃孝禹碑”．走向世界，2012（4）：54-55 ．

[10]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12月第1版：266，269．

[11]李樯著.秦汉刻石选译，文物出版社，2009-4．

[13]郭建芬等，碑刻造像，济南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99．

[14]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汉碑三种，天津市：天津杨柳青画社，1992-1．

[15]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2004-10.

[16]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汉碑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1990：32.

[17]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汉碑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1990：33.

顾永杰，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博士，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致力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技术史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