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尊 - 河南博物院

食尊

文物名片

食”尊，青铜器，西周早期文物，通高28.3厘米、口径21.8厘米，1983年河南省济源市大岭村出土。

深度品鉴

1983年，济源市下冶村村民卢同京在大岭村修路时发现该尊，后送交于济源县文管所。1997年因河南博物院新馆准备对外开放，需要扩充展品，“食”尊遂由原收藏单位调拨至河南博物院。

“食”尊，侈口、弧颈、微鼓腹、圜底，高圈足外撇，下端有垂直折边。从外部看，器体可分为口颈、腹部和圈足三部分，颈与腹和腹与足的连接处有明显折棱；从器内看，呈上扩下收的弧形连贯结构，无折棱（图一）。

图一 “食”尊内部

器体纹饰可分为口颈部、腹部和圈足部三部分，皆采用三层花工艺：下层为云雷地纹；中层以粗线条勾勒出主题框架纹饰；上层用阴线刻划出主题纹饰的细部。口颈部纹饰由等距离分布的四组蕉叶纹组成，蕉叶纹由上部二龙相对的三角形纹饰和下部的倒立兽面组成，兽面由眼、耳、角、鼻、口和牙等部分构成；腹部纹饰由四条突出的扉棱将纹饰分为两组、四部分（图二），每组为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兽面由眼、眉、耳、鼻、口、牙和身、足等部分组成；圈足纹饰也由与腹部扉棱一一对应的四条扉棱将纹饰分为两组、四部分（图三），每一部分为一完整的龙纹，与腹部每组兽面对应的两部分龙纹组成为一组对首龙纹带。圈足内壁上有阴刻铭文一字：食。（图四）

图二腹部左右两侧的两组兽面

图三圈足左右两侧的两组龙纹

图四 “食”尊铭文

“食”尊采用三层花的工艺在器体上布施纹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第一，从其外观看，腹部的上、下各有一较窄的内凹带，将器物纹饰分为口颈部、腹部、圈足部三部分，并依据各部位的具体特征装饰不同的纹饰。内凹带不仅使纹饰因为有了分段，从而避免篇幅过大导致的中心不突出问题，而且内凹也使得三段纹饰突出器表，加大了器物的厚重之感。此外，同为内凹带，腹部与圈足交接处的内凹带却装饰了一周细窄的凸弦纹，避免了雷同。第二，器物在腹部和圈足部各增加了相对应的四条扉棱，在外观上增加了腹部和足部的体宽，从而使器物的整体重心下移，避免了因器物口颈部过大而导致的头重脚轻。第三，腹部兽面的眼、耳和眉突出，尤其是粗大的两眉，将器腹纹饰从整个器体纹饰中突现出来，进而起到能将人的视线吸引至器腹部位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食尊的造型和纹饰，不仅展示出了作器者高超的技艺，而且也显示了作器者缜密的布局构思。

“食”尊扉棱上有明显的错范痕迹，扉棱垂线对应的器物口颈部蕉叶纹内也有明显的范缝痕迹（图五），这对研究商周时期青铜尊的范铸逻辑具有重要价值。从各处的范缝痕迹来看，该尊外范应是从各扉棱正中垂直分成四块，内范为上、下两块。至于器物的外范在横向上是否再次分范，因没有明显范缝痕迹，故不好判断。但在浇铸器物时，模范应是器口朝下，浇铸口在器底或圈足之上。

图五食尊上的范缝痕迹

“食”尊的出土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食”尊的出土地济源，西周时期有原、单、樊、向等封国的说法，但从已发现的商周时期原城遗址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济源在西周时期为原国封地的说法。“食”尊纹饰精美细腻，器物匀称协调，颇为大气，绝非一般贵族所有，极有可能是诸侯王或其重臣之物。因而，“食”尊的出土对于研究济源西周早期封国的历史及其冶铸技术和冶铸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器内铭文“食”字，应是作器者之名或其部族，随着将来该地区商周时期考古资料的逐步增多，它极有可能会对研究济源地区商周时期的封国及其历史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食”尊通体乌黑发亮，似黑漆古状，这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尤其在北方地区更为罕见。它的出土对于研究青铜器黑漆古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黑漆古青铜器多出土于河南南部、安徽、两湖一带等气候潮湿的南方地区，而“食”尊出土于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说明埋藏环境的干湿问题并不一定是器物形成黑漆古的关键因素，而极有可能是因为合金比例的关系或其他原因。至于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文化解读

尊，文献《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将；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又“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闲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从文献来看，尊是古代祭祀时使用的一种青铜器类，有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等六尊之分，根据不同的时节和场合区别使用。具体造型为何，今人不详。

在青铜铭文中，尊字是最为常见的字之一，常与“彝”字一起出现，为“尊彝”，此处的尊并不是自名的尊类，而是青铜礼器的共名，即是对青铜礼器的一种统称。而关于尊的自名，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说西周早期青铜器“子尊”^[1]和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一尊^[2]皆有自名，并认为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尊的自名“即为传统之为尊的专名，可见当时尊实有专名。但这是指的觚形尊。其余有肩尊是否称此专名，就不得而知了”。^[3]至于马先生所说是否可信，还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佐证，目前仅凭此两例说尊有专名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将文献记载的尊和实物相对应并加以命名的情况，最早出现于北宋吕大临著《考古图》中，但所说之尊非现在命名之尊。其后的《博古图录》中所收之尊多数已和现在所说的尊一致，但仍有其他器类混淆其中。1941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认为：宋代所说之觯、觚、壶、罍等，“余初以尊之类觯觚壶罍者归之觯觚壶罍，而以牺象诸尊当专名之尊。然尊之名既已习称，改定为觚觯，终嫌无别。故今于似觚觯而巨者，仍称为尊焉”。到此，“尊”始作为现在所说的尊一类器物的专称，并有了形制上的简单界定以区别于觯、觚、壶、罍等器。

尊的用途，宋以来皆定为盛酒器。理由大致是因为青铜器铭文中的尊字作双手托酉状，而酉字古意为酒，即酒最初的字形为酉，所以认为尊可能是与酒有关的器物。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尊多与卣和彝等酒器同出，也说明尊是作为酒器使用的。至于尊是作为酒器中的饮酒器、盛酒器还是温酒器，从现在定名的尊器来看，尊为象觚、觯状的大型器物，举而沉重，饮而宜洒，故作为饮酒器的可能性极小（现虽有尊器中因形制较小而潜在有饮酒功能者，实多为墓葬明器。即这类器物实为实际器物的缩小版形象，并不具有实际使用功能，而只是代表实际器物的形制进而象征其实际功用）；从其造型来看，尊皆为圈足（陕西宝鸡曾出土有一件西周中期时的四足尊^[4]（图六），但仅为个例），此不利于温酒炭火的燃烧，故而，尊作为温酒器的可能性也不大；由此来看，尊作为盛酒器最为合理。此外，尊除了盛酒器的功用外，似乎还有水器的用途。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青铜尊，“尊在盆内（三盆套在一起），挤压于鼎底之旁，另一尊放在‘盤’内”^[5]。从其随葬组合来看，显然是与水器摆放在一起，充当水器使用。也就是说最迟在春秋晚期，青铜尊的功用可能已不再是酒器，而转变为水器。

图六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四足尊

传世和出土的尊数量较多，仅《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的有铭铜尊的铭文拓片就达576件，如果再加上无铭铜尊的话，其数量将十分庞大。对于如此众多的青铜尊，专家学者依据不同的部位特征，进行了不同的分类。马承源先生著《中国青铜器》中，将尊分为大口尊八式、觚行尊十式和鸟兽尊十五式；朱凤翰先生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将尊分为有肩尊、无肩尊和鸟兽尊三大类。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或书籍也对青铜尊做了研究，对尊的分类也各有不同，此处不一一罗列。笔者暂将商周时期的青铜尊分为圆尊、方尊和鸟兽尊三大类^[6]。

尊作为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从传世和出土的资料来看，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出现，直到汉初才完全消失。在长达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形制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代早中期是青铜尊的出现时期，这一时期大口有肩尊开始出现并成为该时期的主要流行形制，出土地点集中在以郑州、安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纹饰多使用兽面纹，布施于器体肩部和腹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发展巅峰时期，该时期觚形和觯形圆尊、方尊和鸟兽尊均已出现，流行地域十分广泛，河南、陕西、山西、安徽、湖南、湖北、山东、四川等地都有大量出土；出土地点，商晚期仍以中原的安阳地区为中心，西周早期则以陕西汉中地区为中心；流行纹饰主要饰兽面纹、龙纹和凤鸟纹，布施部位扩展至器物的口颈和圈足，但多数尊只在器腹部装饰纹饰。西周中晚期为青铜尊的衰落期，尊的形制渐趋单一，主要以觚形尊和西周早期开始出现的觯形尊为主，西周早期出现的带鋬尊此时仍有发现，鸟兽尊仍然流行，但方尊已经消失；此时期青铜尊出土数量已大量减少，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尤为明显；此前盛行的兽面纹完全不见，凤鸟纹等还偶有发现，整体纹饰也呈现衰落迹象，不再使用三层花工艺。春秋时期仍然属于青铜尊的衰落期，这一时期青铜尊在北方地区几乎不见，转而兴盛于南方地区，地域特色十分明显。纹饰上多用棘刺纹、几何纹以及一些动物纹饰。战国至汉初是青铜尊的消亡时期，青铜尊出土数量极少，仅见于边远地区，造型更加呆板，纹饰更加简化或者不施纹饰^[7]。

青铜尊在商代早中期出现于商统治中心的郑州地区，到商晚期时，随着商统治中心由郑州变为安阳，青铜尊的出土中心也改变为以安阳为中心。而且青铜尊在墓葬中多与其他酒器以配列组合的方式出现，充分说明了商人的重酒习俗。西周早期，青铜尊仍然十分流行，形制上与商晚期的青铜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其出土的中心却由商晚期的安阳转移至西周统治中心的汉中地区，这说明尊在青铜礼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发展演变受统治中心变化的影响较大，往往会导致青铜尊出土中心区域会随统治中心的转移而改变。西周早期青铜尊的仍然盛行和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尊在北方地区的大量减少，说明西周立国初期，仍是周承商制，周人虽然取得了天下，但无法从根本上立刻消除商朝的影响，而且大量殷商遗民也仍保留了商时的习俗。到西周中期时，随着周王室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周礼及禁酒制度的施行，导致在周室影响较大的北方地区青铜尊这类酒器突然大量减少。随着周王室权利控制能力的减弱，诸侯国实力的壮大，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北方诸侯贵族墓葬中青铜尊再次出现，虽然其形制明器化现象十分明显，但也能反映出各地强大的诸侯对周王室的无视，诸侯不再接受周室礼制的约束，转而根据自身的喜好制作或者随葬符合其自身审美、身份象征的青铜礼器。青铜尊在南方地区及其边远地区的长时间存在，说明商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周人虽然在后来取代商人获得了天下，但是其对南方地区或边缘地带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鞭长莫及。

作为青铜器的尊最终因为各种原因随青铜器的整体衰落而消失，但最初在铭文中出现的仅代表青铜器共名的“尊”字却因为所代表的青铜礼器具有内在的象征高贵身份、等级的含义，而最终使得“尊”的含义也有了延伸——不仅是指青铜礼器，同时还是指高贵的身份和地位。因而，“尊”也并不像“罍”、“壶”、“鬲”等一样仅仅只是个器物名称，而是可以和特定的一些字组合使用在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物品中，以表示对人或物的身份或等级的肯定，如尊敬、尊贵等。也就是说，“尊”、“尊彝”这类青铜器礼器是最终消失了，可“尊”、“尊彝”这类青铜礼器所蕴含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始终延续着。

比较研究

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尊时代跨度漫长、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在较小的篇幅内很难做出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因而，笔者在此仅列举各时期的一些觚形青铜尊资料，期望能达到对觚形尊有较为系统的了解。

1972年，河南省安阳孝民屯南93号商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两件觚形青铜尊（图七），“大小全同，只铭文稍异。形似高筒盂，喇叭口，深腹，高圈足，腹微鼓，有粗线大四瓣花纹，圈足内有铭文。口径23、高34厘米。”^[8]

图七河南省安阳孝民屯南93号出土觚形尊

1984年，河南省安阳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商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铜尊。其中一件（图八）：“大喇叭口，深腹，高足外撇，圜底。颈下端饰凸弦纹两周，腹上下各饰圆圈纹一周，间饰对称的饕餮纹两组，雷纹衬底，腹、足间饰凸弦纹一周及对称的两个假十字镂孔，足部饰饕餮纹，雷纹衬底，腹、足部粘有经、纬较粗的丝织物迹痕，高25.3、口径21.3、底径14.5厘米、重1.8千克。”^[9]

图八河南省安阳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出土觚形尊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传安阳出土的商晚期觚形青铜尊（图九），高30.5厘米、口径23.2厘米，“大侈口，长颈，圆腹，高圈足。腹及圈足有四条扉棱，颈部饰蕉叶纹，腹及圈足饰兽面纹。器内底有铭文。”^[10]

图九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觚形尊

1985年，山西省灵石旌介村商晚期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觚形青铜尊（图十），通高33.7厘米、口径22.2厘米，该器“口呈喇叭状，腹微鼓，圜底，髙圈足。器身分三段，纹饰各不相同，但都有四道扉棱。颈部饰蕉叶纹，内置卷角饕餮纹，用扉棱作鼻梁，蕉叶纹下部饰尾下卷的夔龙纹，扉棱随器口外撇并超出器口。腹部，圈足饰饕餮纹，饕餮纹内用简单的卷云纹填充。腹、圈足之间有两道凸弦纹，并有对称的两个假十字形镂孔。主体花纹下皆用雷纹衬地，构成三层纹饰”，圈足内铸铭文三字。^[11]

图十山西省灵石旌介村出土觚形尊

1965年，陕西省长安县大原村出土了一件商末周初的觚形青铜尊（图十一）。该器“侈口，长颈，微鼓腹，高圈足。三道扉棱依颈、腹、足分为三段。通体以雷纹为地，主体花纹可分作三组：颈部为蕉叶形蝉纹，下橫蚕纹一周；腹部为兽面纹两组；圈足亦饰兽面纹两组。此尊通高25.6厘米、腹深21.5厘米、足高5.6厘米、腹围36.5厘米、足径13.2厘米。重2.75千克。底部有铭‘父癸’二字”。^[12]

图十一陕西省长安县大原村出土觚形尊

1976年，陕西省扶风庄白村一号窖藏坑出土了两件觚形青铜尊——西周早期的商尊和昭王时期的折尊。商尊(图十二)，通高30.4厘米、口径23.6厘米，“圆腹外鼓，侈口，通体四湎有棱靡。腹饰饕餮紋，颈饰夔龙纹，口沿下饰蕉叶纹，圈足花纹与腹部相同。腹底有铭文六行三十字，其中重文一”；折尊(图十三)，通高32.5厘米、口径25.9厘米，“侈口，高圈足，深腹外鼓，通体四面出棱扉。腹饰饕餮纹，颈与圈足饰夔凤纹，口沿下饰蕉叶纹，以雷纹为地”，腹底有铭文六行四十字。^[13]

图十二陕西省扶风庄白村一号窖藏坑出土商尊

图十三陕西省扶风庄白村一号窖藏坑出土折尊

1976年，江苏省丹阳司徒窖藏坑出土了一件大约是西周末期或春秋初期的觚形青铜尊（图十四），通高17.5厘米、口径22.2厘米，该尊“较单薄。侈口，斜肩，圈足。在肩、腹、圈足各部均饰尖叶勾连纹，上下并以圈点纹为边饰”。^[14]

图十四江苏省丹阳司徒窖藏坑出土觚形尊

1955年，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出土了三件觚形青铜尊。三件尊造型近似，皆侈口、长颈，鼓腹，圈足下有折边。其中16.2号铜尊（图十五），高28.5厘米、口径23.5厘米，唇部嵌铜作三角形回纹，其余部位素面，在颈腹间有铭文九字。^[15]

图十五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出土觚形尊

1972年，云南省江川李家山战国墓葬群中出土了三件觚形青铜尊，皆侈口，扁腹，平底，高圈足。其中一件（图十六）有豆形盖，盖上铸有鸟纹、竹节纹，顶部立一圆雕牛，高31厘米。^[16]

图十六云南省江川李家山墓葬群出土觚形尊

1956年，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了四件汉代觚形青铜尊，“分別出于四座墓中,器形都相同。口至颈略呈喇叭状。腹扁圆，剖面近似枣核形。平底，喇叭形圈足，自底至足之高度与口緣至底之深度约成正比例”。其中M17出土的青铜尊（图十七），肩部有牛两条，左右对称，作踡卧的姿势，通高26.1厘米、口径16.7厘米。^[17]

图十七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觚形尊

觚形青铜尊最早出现于安阳小屯“殷墟三期”的墓葬中，其后开始迅速流行。商晚期的觚形尊主要出土地以安阳为中心，数量也最多。无扉棱的觚形尊，腹部微鼓，腹与颈、足交汇部位弧度很大，大多数仅在器腹部装饰纹饰，圈足下端也多没有折边；腹部有简单扉棱的觚形尊，腹部微鼓，腹与颈、足交汇部位弧度很大，纹饰主要仍在器物腹部，但有部分器物已开始在圈足上装饰纹饰，圈足下端有的有折边有的没有；有发达扉棱的觚形尊，腹部微鼓，腹与颈、足交汇部位呈九十度角，纹饰几乎涵盖整个器表，圈足下端皆有折边，扉棱虽发达，但近口和近足部位没有折钩。西周早期的觚形尊主要出土地以陕西汉中为中心，数量较商晚期明显减少。无扉棱觚形尊和腹部有简单扉棱的觚形尊与商晚期的造型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腹部外鼓更加明显，纹饰开始出现兽面纹以外的凤鸟纹和夔龙纹；有发达扉棱的觚形尊，扉棱变化明显，不仅扉棱比商晚期更加发达，出现了镂孔，而且在近口和近足部位扉棱有了折钩。西周中期及其以后，觚形尊几乎退出了中原的历史舞台，虽也有发现也多趋向于明器化，腹部外鼓更甚。转而兴盛于吴越地区的觚形尊在西周中晚期、春秋时期皆有发现，地域特色明显，不使用扉棱、腹部外鼓十分突出、纹饰多用几何纹饰、圈足皆有折边。战国至汉代，觚形尊趋于消亡，数量极少，出土地域更加偏远。除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有造型繁缛复杂的觚形青铜尊外，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战国时期觚形青铜尊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觚形青铜尊造型皆十分简约，且光素无纹饰，唯腹部更加突出是其明显特征。

河南博物院藏“食”尊造型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中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一书中商晚期的A408子启尊相同，皆只在器腹和圈足上装饰发达的扉棱，但从“食”尊扉棱近足部位明显的折钩来看，又和西周早期的有发达扉棱的尊相同，而且纹饰上也更接近于西周早期。因而笔者以为，“食”尊应是商末周初时期的器物。“食”尊无论是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还是黑漆古状的皮壳，任何一面都足以使其成为青铜尊中的精品、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