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马及牵马胡俑

文物名片

三彩马及牵马胡俑，唐代文物。马高77.8厘米，俑高63厘米。陶制明器，1930年河南省洛阳唐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鉴

唐三彩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曾经风靡一时，并留下了盛唐时期富丽恢弘、热烈向上的精神风貌。该唐三彩马、鞍、辔（pèi）俱全，剪鬃、缚尾，口悬绿镳（biāo），胸佩白色流苏，股后饰以绿色杏叶，体态沉稳矫健，臀部发达，腿部强劲有力，昂首直立，双耳生风，两眼炯炯有神，处处透射出健壮之美。马釉色艳丽，以红棕、白、绿为基本色，其中马身釉彩为红棕色，浓密的白色马鬃顺畅地伏在粗壮而有力的颈部，马面和背部呈白色，和其他色泽相互映衬，在光照下有流光溢彩、富丽堂皇之感。马身饰物雕琢精细，刀工娴熟，几近完美，且施釉均匀，无釉流痕，体现了当时艺匠高超的审美意识和精湛的工艺水平。

牵马俑为一胡人，高鼻深目，神态自如，表情庄重。他头戴白色毡帽，身着紫红色圆领右衽袍，腰系行囊，下穿小口窄裤，足穿尖靴，双手握拳作执缰牵马状。其造型惟妙惟肖、雄姿勃勃，静中有动感。他似在驯服战马，又似整装待发，即将踏上凶险未卜的征程。

文化解读

唐三彩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最能体现盛世风采，并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盛唐时期的政治局面，及其雄浑博大的时代风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巩固、文化繁荣昌盛，特别是李唐王朝对西域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以及豁达开明的时代风尚等，这些一并催生出了唐代文化艺术绚丽多彩的繁荣局面。尤其是唐贞观之治以后，社会风气由充实之美逐渐向奢侈浮华发展，并且愈演愈烈，到唐睿宗时已达到不可遏止的地步，这些均对唐三彩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或者说，作为明器的唐三彩是社会奢靡之风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厚葬之风的产物。唐三彩在盛唐时达到高峰，其产生和发展绝非偶然，与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文化基础密切相关。（图一）

图一三彩鸳鸯尊

三彩器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是因其形式多样、色泽艳丽、造型逼真，且包含着时代的神韵，这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和美学理念。

三彩马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造型。三彩马的造型一般来说都比较肥硕，其颈部宽阔，臀部极为发达，和现代马的形体有明显的不同。据说这种马是从西域进贡来的，但不排除艺术夸张的效果。三彩马尽管构造复杂，却十分生动传神，且各具特点，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式样。唐陶马按照现已出土的资料看，可划分为：骑乘马、野马、舞马，马上技乐俑和狩猎俑、胡服女骑俑等，均表现达官贵族的娱乐活动。它们多姿多彩、形态各异、自由奔放，有的腾空奔驰，有的徐步缓行，有的昂首嘶鸣，有的低头啃蹄，而各种形象都会给人一种气魄和力量感。由此而知，唐代艺术家不仅对马的外貌特点十分熟悉，而且对马的神态、秉性也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塑造起来能够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使马的内在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三彩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釉色。其表面的釉是一种含铅量很高的软玻璃釉，有深绿、翠绿、天蓝、浅黄、赭黄、白、赭、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因为以黄、绿、褐为主要色调，所以称为唐三彩。陶工们在把以铅的氧化物为主的釉料作为熔剂放进窑炉里烧制时，各种着色金属开始向四周扩散流淌，并相互浸润交融，其中有原色、有复色、有兼色，这便是所谓的“窑变”现象。

据考古而知，唐三彩最早出现在高宗时期的墓葬中，此前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过三彩器。当时由于社会需求的激增，三彩器的生产曾一度出现了过度发展之势，到了开元年间已极盛一时。《唐会要》记载，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绍曾上书睿宗说：“此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2年），骄侈之风到了不得不压制的地步。于是唐玄宗下令“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伦，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皆以表瓦为之，不得用木（漆）及金银锡……”这样陪葬明器在数量上受到限制，材料上也受到制约。于是陶质明器开始蓬勃兴盛，由数量上的争多，转而为质量上的争胜。

自此到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开始的十数年间，是唐三彩器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三彩器制作业发达，从唐墓出土的大量三彩器看，在数量、种类、质量和造型艺术等方面，均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唐王朝不得不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丧葬礼制，并严格制定了各级官员随葬品的数量和尺度。法令规定三品以上九十事（件、套），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而各种器物的高度应在一尺之内。但根据考古发掘而知，当时随葬明器数量和高度大都超出了规定，有的三彩马高达1米以上。

唐三彩大都是描写死者在世时与其生活有关的景物的作品，它们包括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的丰富程度是当时任何一种工艺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它们涉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所需品，如居住方面有亭台楼阁、花园、假山、水榭、家居、厕所等等。在生活方面则有天神、魌（qī）头、仕女、侍俑、马夫、文官、武士、胡人等，以及各种畜生，如马、骆驼、猪、牛、羊、狗、鸡等应有尽有。在器用方面有壶、罐、钵、杯、碗、盂、烛台、枕等，充分显示了自先秦以来中国人敬天宗人的人文思想，并从艺术角度反映出唐代社会的大千世界。（图二）

图二三彩女俑

河南博物院藏三彩骆驼及牵驼俑（图三）也是三彩陶塑之精品，1962年洛阳市南郊唐墓出土。此驼昂首长鸣，气冲霄汉，充满精神与力量。其体态饱满健壮，四肢强劲有力，将一种耐劳、骠悍、奋力向前的艺术形象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唐墓中大量出土的三彩驼和马是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输工具，也反映出人们对其高尚品德的喜爱和赞美。尤其是马，强健有力，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它在古代军事、交通、礼仪等各个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它不但受到广大黎民百姓的喜爱，同时也受到历代帝王的宠爱。

图三河南博物院藏三彩骆驼及牵驼俑

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品或工艺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多以汉人为主，而像唐三彩中诸多的胡人形象，实属历代少见。唐太宗末年，打败西突厥，开通了往来西域的丝绸之路。当时入居长安的胡人近万户，其数目相当惊人。他们曾生活在边疆，善骑射，有丰富的养马经验，因而常被雇用为马夫或专门驯养良马。另外，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促使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兴盛发达起来，从而各国的艺术家和商旅也大批涌入李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扮演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角色，并给中国的历史发展、民族文化交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元稹有诗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cui）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长期以来，唐墓中大量三彩胡俑的出土，正是此种风气的最好写照。

河南地区三彩器物中出土最多、影响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马和骆驼。它们不仅是中原地区与西域文化交流发展的见证，同时也传达了丝绸之路上商业往来的信息。据考古挖掘而知，在丝绸之路、地中海沿岸和西亚的一些国家都曾出土过三彩器物的碎片。事实表明，三彩器传播到国外后，对当地的陶瓷业也形成一定的影响，包括在日本和朝鲜。日本奈良时期曾经仿制过中国的三彩器，当时被称为奈良三彩。朝鲜新罗时期也仿造过三彩器物，叫新罗三彩。

200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新疆召开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会议确定丝绸之路的定义和性质，即丝绸之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商旅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会议明确提出，丝绸之路中国段由西安、洛阳为它的东方起点之一。因此，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纳入跨国申遗工程，并由此拉开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序幕。

比较研究

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陶瓷业的重要发展期，这一时期的陶瓷制品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化风貌。各类陶瓷品不求细节的刻画，而是着意动势与力量的表达，稚拙中表现出纯朴的天性。唐三彩继承了前代的制陶工艺，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魏晋南北朝单色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低温釉陶器，但更多的属于创新与发展，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多色器的先河。

汉唐陶马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是最具特点的明器雕塑艺术品，同时也是汉唐两朝所共有的一种艺术形象。在古代社会中，马作为战争的有力的武器，其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战争的结果，也是对国力的考量。《新唐书》说：“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自秦朝开始出现骑兵以来，马便成为国力和财富的象征。汉唐两代同为马背上建立起的帝国，作为战争工具的马，其历史地位自是无可替代。因此历代统治阶级对马匹的珍视，以及对马的形象塑造均达到了顶峰。

图四唐三彩腾空马俑

汉初，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战时，被匈奴骑兵所围困，因而作为匈奴人的坐骑汗血宝马，在战争中给刘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汗血马在史书中被称作天马和“大宛良马”，汉武帝为了获得汗血马曾对大宛国发动过两次战争。唐太宗李世民将骑马狩猎视为人生的三大乐事之一，让阎立本画出昭陵六骏的样本，命工匠雕刻成浮雕立于墓前，以昭示他在大唐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

李白诗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三彩马作为那个时代的艺术乘载品被保留下来，成为中国墓葬雕塑艺术中汉唐两朝所共有的一种艺术形象。同时它们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武备力量的集中体现。那么，汉唐两代在陶马俑的塑造上，究竟有那些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差异呢？

图五陕西礼泉县白舞马

首先，汉唐陶马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此所体现的时代意义不同。汉代陶马俑重视整体的形象塑造，营造的是震慑的气势和场面。汉沿袭了秦始皇兵马俑中陶马的造型，只是陶俑的体量、规模、形制被缩小，造型被简略了。在陕西咸阳杨家湾的汉代兵马俑军阵中，那些膘肥体壮的战马，前胸突起，肌肉紧绷，四肢粗犷有力，两耳直竖，张口奋激，如“即将驰骋交锋前的瞬间，或者凯旋前的集结。”它们通过严整威武、直立而静穆的动态，昂扬的造型特征，凸显了汉代的强权政治和不可动摇的皇家意志。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它们所体现出的强大力量，恰好反映了当时社会善战的思想和尚武精神。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兵马俑军阵，在汉代以后便极少再有发现过。

与汉代陶马俑相比，唐马俑在造型上起了极大的转变，它们走下神坛，变成了现实生活中黎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明显是一种从精神到现实的演变过程。唐马淡化了马匹用以战争的功能，转为对高贵、优雅和生活趣味的关注，并展现出了一种雍容华贵的象征性隐喻。显然马匹的使用已经从战争需要转换为生活需要，马的造型肥硕而高大。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工匠在他的陵墓前用大理石雕凿了“昭陵六骏”，以昭彰他一生的战功。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针对性地为动物建造纪念碑。虽然塑造的是受伤的骏马，但是通过叙述性的背景故事，又赋予了它们“美”和“高贵”的品德。

其次，汉唐陶马俑迥异的艺术风格，展现出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髓。

从艺术风格上对比，汉代陶马造型粗犷，以貌取神，深沉宏达，重在气势。它们所展现的是马上战功，给人带来无限的艺术想象空间。其特点是大刀阔斧、简练夸张。用雕塑语言说，即象征性语言。汉马俑因其数量众多，规格统一，因此都是由同一个模具翻制的。之后又经过了局部捏塑、刻画、上彩等工序，从而形成了各种细节变化的兵马俑，所以缺乏个性特征。从雕塑的形式感而言，汉代工匠们虽然开始对平面的展开有了感觉，但是却对于立体的纵深感缺乏足够的重视。陕西兴平茂陵出土的西汉彩绘陶马，造型与兵马俑如出一辄，马身没有过多的雕塑，肢体造型无明显变化，只保留了整体的形式。

而唐代由于版图和贸易均比汉代强盛，中西双方在文化和艺术上的交流繁密，所以使唐代雕塑体现出艺术向现实的回归，开始形成对单体雕塑空间关系的关注，并透露出一股华丽、浪漫的盛世豪情。较之汉马而言，唐马造型则显得轻松活泼，却又不失凝重感。它们也不同于魏、隋时期，所风行的清瘦俊秀的风格，而是以饱满圆浑而不流于臃肿、华美富丽又不流于庸俗、装饰繁多且清晰明快为自身特色。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再加上瓷器烧造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