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陶鸭 - 河南博物院

彩绘陶鸭

文物名片

彩绘陶鸭，泥质灰陶，通高30厘米，通长34厘米。河南省郑州二里岗战国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鉴

1953年秋至1954年夏，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对商城遗址进行再次发掘时，于陇海路东段南侧发现战国墓葬群。该墓葬群范围约七万平方米，有墓葬500余座，其中绝大部分为战国墓葬。经科学发掘的战国墓葬212座，分布特别集中且稠密，保存比较完整。该墓葬群出土遗存丰富，有大量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玛瑙、玉器、石器、蚌器、料器等，其中陶器和铜器数量最多，分别为684件和582件。陶器种类繁多，有鼎、豆、壶、盘、匜、碗、盆、尊、罐、釜、瓮、鸭等。鼎、豆、壶、盘、匜、尊、釜、瓮等陶器具有明显模仿同时期铜器形式的特征。在为数不多的彩绘随葬陶器中，彩绘陶鸭极具特色^[1]。

二里岗战国墓葬群的彩绘陶鸭共有两件，分别出土于编号为147和221的两座墓中。这两件陶鸭虽出自不同的墓葬，但形制、大小完全相同，造型别致、工艺精巧，鸭身平面呈椭圆形，侧面呈扁圆形，腹部中空，脊背中央有一个圆形小孔（图1）。陶鸭为泥质灰陶，鸭身上绘彩绘，姿态昂首引颈，展翅欲飞，十分生动（图2）。

图1 彩绘陶鸭顶视图

图2 彩绘陶鸭前视图

鸭首上昂张嘴，脖颈斜向前伸，似在鸣叫；双翅呈月牙形，伸展张开；尾部平直，双足呈扇形着地，形成稳固的支撑。更为有趣的是，陶鸭整体由鸭身、双翼、尾部和双足六部分组成，都有活榫可以插装和拆卸。陶鸭全身用黄、红、白、黑四种颜色施以彩绘，眼眸和鸭嘴绘黄色，腹部和足部绘红色，鸭身、两翅和尾部以黑白相间调配成羽毛的形状，美观而醒目（图3）。

图3 彩绘陶鸭可拆卸部件

整件器物的创作不仅运用了彩绘的手法，也借鉴了青铜器分铸和拼接的方法，彰显了战国时期的制陶工艺水平和艺术活力，为陶塑艺术走向独立的奠定了基础。

文化解读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把野鸭驯化为家鸭的国家。家鸭是由野鸭的一种“绿头鸭”驯化而来。古人称野鸭为“凫”（fú），称家鸭为“舒凫”或“鹜”（wù）^[2]。早在商周时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中，就出现了鸭的艺术形象。197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出土了一件商代晚期的石鸭工艺品，灰白石料经过精心设计，把灰色条带安排在鸭眼和鸭翅部位，以简练的几根弧线，勾勒出一只丰满可爱的鸭子形象。整件作品除了用阴刻手法表现出鸭子的眼、翅和足形外，别无装饰，但已将鸭子瞬间的形态捕捉下来，生动朴拙（图4）。1955年，在辽宁省凌源市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鸭尊，也有人称其为凫尊，这件尊通体做成鸭形，尊口开于鸭背，鸭的双脚在前，后腹另出一足，与双脚共同支撑身体，鸭身遍布网格纹，形象颇为生动，制作精美（图5）。尊是商周时期酒器造型之一，商周时期的尊常被做成动物的样子，而鸭尊则是其中比较常见的器型，这表明至少在西周时期，我国先民已经和鸭之间产生了较密切的关系，或者已经开始驯养家鸭。进入春秋时期，我国的养殖业开始普及, 民间养鸭逐渐兴起。到了秦汉时期，我国三大家禽就包括了鸭，而鸭的主要养殖地区包括华中、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各个地区。

图4 安阳殷墟小屯村石鸭

图5 辽宁省凌源市西周铜鸭尊

鸭俑，也就是用不同材质制作成的鸭雕塑品，古人将其用以殉葬。纵观中原地区唐代以前的古代墓葬，其出土的鸭俑就有陶鸭、彩绘陶鸭、釉陶鸭、三彩鸭四种^[3]。陶鸭，用纯粹的泥质灰陶、黑陶或红陶,单个手工捏塑或批量模塑烧造，除了陶泥本身或部分刻画纹样外，没有彩绘等其他装饰；彩绘陶鸭，在泥质灰陶或泥质红陶之外，用彩绘的方法施以白、红、蓝、黑各种颜色纹饰，色彩艳丽，装饰性极强；釉陶鸭，在泥质陶胎之外施以绿釉、黄釉、棕釉等釉彩，使整件器物呈现润泽的光泽（图6）；三彩鸭，兴盛于唐代，在泥质红陶或白陶之外施以白、绿、黄、红、褐等釉彩，入窑低温二次烧制，使釉汁流淌、色彩变化无穷，器物典雅华丽（图7）。

图6 上海博物馆汉代绿釉陶鸭

图7 洛阳博物馆唐三彩鸭衔荷叶杯

为什么鸭俑会作为墓葬中的殉葬品使用呢？这一现象主要来源我国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葬俗，及社会生产的发展的缘故。

早在原始社会，各部族已有使用活人殉葬的习俗，同时，部分墓葬发掘出土了狗的骨架，表明动物殉葬也是葬俗之一。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事神敬鬼的观念盛行，活人殉葬的比例大幅增加，殉葬动物数量也随之增多，除了殉狗，还出现殉马、牛、鸡、鹅等动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事死如生”的阴世观念和百家思想的双重影响下，社会文明极大进步，原本盛行活人殉葬的人殉制度开始逐步被陪葬俑替代，这一时期，动物陶俑种类有鱼、鸡、鸭、马、虎等，它们跟随墓主人深埋地下，是墓主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战国至唐代，墓葬出土鸭俑的地方几乎覆盖了我国华中、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各个地区。涉及到河南的郑州、唐河、淅川、南阳、偃师、巩义、洛阳、孟津等地以及山东、广西、安徽、湖北、广东、四川、湖南、河北、江苏、云南、山西和北京，共计14个省、41个市(地)、县70余座墓，近150件鸭俑^[4]。

唐代之后，作为随葬用品的的鸭俑数量急剧减少，而具有实用功能的鸭形器在社会生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材质也不仅仅局限于陶制。例如，依据仿生设计的鸭形熏炉，也称“鸭熏”，是常见的焚香熏衣生活用具，常用于文人书房与女子闺阁间^[5]。其形式多样，材质种类有铜制、陶制和瓷质，工艺方式有铜胎嵌金银、铜胎掐丝珐琅、三彩釉等，致趣而典雅，因而宋元明时期的文人常用诗句和绘画表现鸭熏，托物言志表达情思（图8）。

图8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三彩鸭熏

比较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实行活人殉葬的人殉制度同时，陶俑因耐腐蚀的特性和相对低廉的制造成本而被社会接受，陶俑、木俑、石俑、铜俑等陪葬俑的殉葬方式也逐渐出现。但战国时期动物陶俑发现并不多，有鱼、鸡、鸭、马、虎等，墓葬中的鸭俑数量尤其稀少，全国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鸭形随葬器中，陶质鸭仅数件。

195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邯郸市百家村战国墓进行发掘，出土两件陶鸭（图9、10）。其中一件，器高15厘米，泥质灰陶，器形作鸭状,曲颈似鸣，腹部椭圆，背上有一圆形小孔，尾作扁方形向上翘起,腿短而粗壮,蹼作扁圆形。器身施以红彩,多已脱落,尚可隐约看出羽毛纹饰。另一件陶鸭为泥质灰陶，素面未施彩绘，鸭身平面呈椭圆形腹部中空，脊背中央有一个圆形小孔。鸭脖颈斜向前伸，张嘴鸣叫，双足短而粗壮，脚蹼宽厚，着地形成稳固的支撑，尾部微微翘起^[6]。

图9 河北邯郸百家村陶鸭

图10 河北邯郸百家村陶鸭

1974, 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两件战国灰陶鸭尊，其中一件现藏河北博物院。这件鸭尊为泥质灰陶，器表渗碳还原呈黑色，器身各出装饰磨光压花纹，腹部、盖上中部饰卷云纹，流部和器柄上饰S形纹。卷云纹中间呈折角，对角相交形成菱形，菱形内填以斜纹或横线纹。鸭尊器腹为球形，流口巧妙地制成伸长的鸭首，器柄像上翘的鸭尾，器足粗壮，宛如扁平的鸭蹼，器身上生动地刻画出一只憨态可掬的鸭子形象，线条洗练，形神兼备（图11、12）^[7]。

图11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灰陶鸭尊

图12 灰陶鸭尊磨光压花纹

这几件出土于河北等地的陶鸭、鸭尊，造型上与河南郑州二里岗战国墓出土彩绘陶鸭较为相似。鸭身姿态都为引颈或曲颈似鸣，身体均圆润朴拙，脚蹼粗壮而厚实，且双脚分立而站。陶胎都为泥质灰陶，器表装饰性强，或彩绘，或磨光压花，绚丽夺目，把陶器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到了汉代以后，随葬陶鸭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造型与组合方式均发生了转化。汉代随着儒家孝义礼制葬俗观念的广泛推行和人殉的逐步消失，汉代明器制造业迅速兴起。陶鸭和陶狗、陶牛、陶马、陶猪、陶鸡、陶羊这些与人们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禽畜类，与陶楼以及仓、灶、井、磨、成为不同组合的随葬明器，作为替代品，对汉人衣食住行现实生活形象进行模拟，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水上楼阁”来看，绝大部分楼下水里有鸭、有鱼。比如，1956年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楼阁，楼的四周是水池，池中有鱼、鸭，反映了庄园里饲养家禽的情况。1983年春，山西平陆圣人涧汉墓出土的绿釉三层庑殿顶禽鸟玉人陶楼，平底折沿方盘状池塘中央有一座三层望楼，望楼一层池塘中及池边折沿上就有11只游鸭造型俑（图13）^[8]。

图13 山西平陆圣人涧汉墓绿釉陶楼

因汉代明器有广泛而大量的需求,官方设立明器制造厂“东园”，有专职官员为统治阶级死后主持制造大墓内所需要的随葬品。民间也有一批专门以制造明器业为主的民间艺人, 用捏塑、模塑等手段，制造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种类齐全的明器。正因如此，汉代以后的鸭俑在艺术形态上极为丰富，塑造种类有老鸭、雏鸭、公鸭、母鸭，造型上有站立状、漂浮状、游浮状、伏卧状、睡眠状、张望状、捕食状、展翅状、合翅状等多种姿态，组合方式上有独鸭、双鸭(公母匹配)、鸭群、子母鸭（图14、15）。唐代之后，具有实用功能的鸭形器逐渐增多，并在社会生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图14 故宫博物院藏汉代陶鸭

图15 河南博物院藏隋代陶鸭

郑州二里岗战国墓葬出土的彩绘陶鸭，虽然在艺术形态上还较原始朴拙，但在工艺技术上呈现了我国陶塑水平的不断进步，为汉代鸭俑艺术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更为难得的是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鸭驯化养殖的发展进程，以及古代社会文明和思想观念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