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行石斗，青石质，清代，长方形，通长94厘米，宽57厘米，高31.5厘米，现存于内乡县衙博物馆。

粮行石斗于1986年在内乡县衙县丞衙院内（当时的内乡县公安局院内）一水池旁发现。经清洗拓印，正面左侧一平面内有“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十五日。行内升斗不足者，除禀官究责外，罚钱一千文，行头胡德校准行斗，永以为式”的楷书铭文40字(图1)。右侧距边棱约30厘米处有一直径约5厘米的椭圆形孔，使用时塞实该孔倒入交易粮食，退出时取出堵塞物粮食流入盛粮器物中。

该石斗内口长69厘米，宽35厘米，深16厘米，计算容积约为38640立方厘米，经实测，能容普通小麦29.4公斤，基本符合清代河南宛西一带使用的50斤小麦为1斗的容量。然而，仔细观察此斗，制作粗糙，四壁厚薄不等，上口左侧自左至右三分之一处又有稍低于右侧约2毫米之状，显然这是在反复校准时所为。

推测制作此斗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粮食市场交易混乱，斗的标准不一，常出现贸易纠纷等现象。粮行头目胡德呈请知县选择一只民间使用的标准斗（25斤），按2次计量所容小麦50斤作为通用斗。与其做一只容易损坏的木斗，且容易作弊，不如做一只石斗（重约百余公斤），不易移动，不易摇晃，也不易损坏，并刻上行规公约共同遵守，使其在市场上起到“公平秤（斗）”的作用。使用时用一个叫做“概”的木板荡平，是盈是亏，是多是少，一目了然。该石斗的制作，对加强粮食市场管理，打击不法商贩，维护百姓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清代内乡县度量衡法制管理中的一项创造。

在1991年召开的首届内乡县衙学术研讨会上，此斗引起了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一致说:“复核斗为石质，这在全国实属罕见”。2009年2月邓学忠先生在《清道光内乡校准石斗》一文中称：“这方道光石斗蕴含着朴素的物理原理，是以自然物为基础建立度量衡标准史上的又一实证^[1]”。由此可见，这方粮行石斗为清代与现代度量衡的对比提供了依据，作为一个中国计量发展史上的独特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保存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斗，是中国量器体系中的重要容量单位，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朝代更替和历史变迁中，它与升、斛、石等容量单位的量制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混乱到统一，直至标准规范的演变过程。

秦代之前，量器的名称复杂且不统一，“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测定容量的方法，溢和掬都是最原始的容量单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容量单位都不相同，如齐国的容量单位有豆、区、釜、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将容量单位规定为斛、斗、升三种，即1斛=10斗；1斗=10升。经实物测算，秦代的1升相当于今天的202．15毫升。汉代律历学家刘歆在《汉书·律历志》中对容量单位作了系统的整理，命名为龠、合、升、斗、斛五量，其换算关系为：1斛=10斗，1斗=10升，1升=10合，1合=2龠。当时的1升约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隋唐时期，升有大小之分，小升约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而大升约相当于今天的600毫升。宋代开始，将原先1斛10斗的换算关系改为1斛5斗，同时在斛之上增加了“石”这一容量单位，1石等于2斛。根据史料和文献记载推算，宋朝每升合今670毫升，元代每升合今950毫升，明代每升合今987毫升，清代每升合今1035毫升。从秦至清两千多年间，量器的容量由每升200毫升增大到1000多毫升，增长了4倍多^[2]。

那么，内乡县衙的粮行石斗被称为校准石斗，是否与清廷颁布的斗的形状和量值相吻合呢？

图1  清代户部标准铁斛

《清会典户部》颁布的标准量器为铁铸的升、斗、斛，而民间一般则为木制器具。《律吕正义·权量表》记载：量制，形方，以寸为法定容积之率。升，三十一寸六百分，面底方四寸，深一寸九分七毫；斗，方积三百一十六寸，面底方八寸，深四寸九分三厘七毫五丝；斛，方积一千五百八十寸，面方六寸六分，底方一尺六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图2）。其尺度，每尺合今约32厘米，1立方寸约合32.768立方厘米、1升约合1035.5立方厘米、1斗约合10355立方厘米、1斛（5斗）约合51775立方厘米、1石为2斛约合103550立方厘米，一石可容小麦134.5公斤^[3]。

然而，这件名为“行斗”的器物，与清代官方颁布的升、斗、斛等量制相比，都不相同，是清代官方斗容积的3.73倍、斛容量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此物非斛、非斗、非官造、非官量。为什么这件非斛、非斗的器物却要叫做“石斗”呢，原来在宛西一

图2  清宛西地区木质升斗

带即今内乡、西峡、淅川、邓州、镇平等县，习惯于将衡制（斤、两）和量制（升、斗）交叉使用，一般以较纯正的小麦5斤定为1升的容量，10升为1斗，10斗为1石。另外，可能是为方便操作的原因，又将实用斗定为5升斗，即25斤（图3），实用斗量两次方为1斗^[4]。

在度量衡发展史上，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严格的检定制度，对升、斗、斛等量器的制作、计量、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后，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命令，亲自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发至全国各地。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图3），便是证经补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该器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有刻铭，左侧刻“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把相对科“重权”二字。底部刻“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该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秦二世时继续统一度量衡，量器的形制除了长方形铜升外，小型铜量多呈椭圆形，量值分别为1/2斗量、1/3斗量和1/4斗量。《墨子·杂守》中记载，当时的军队分配粮食就是以斗为基本单位，共分五等，按定量发给^[5]。

图3 商鞅铜方升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的度量衡制度。对度量衡的材质也做了明确的规定。《汉书·律历志》中记载：“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可见青铜是当时制器的上等材料，事实上所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度量衡器，也确实多为青铜制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莽嘉量”（图4、5），就是一件五量合一的铜制标准量器。量器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大圆柱体，近下端有底，底上方是斛量，下方是斗量；右侧是一个小圆柱体，为升量；器底在下沿，右侧也是一个小圆柱体，上为合（ge）量；底在中端，下为龠；故斛、升、合三量口朝上，斗、龠二量口朝下。汉代新莽“始建国”时，遵从旧制，重铸度量器，称之为“嘉量”。其中，“嘉”是好的意思，“嘉量”就是指这是当时的标准量器。新莽嘉量 是公元9年制造的标准量器，通过对器物和铭文的研究和测量，还可以得出度量衡三者的单位量值，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图4  新莽嘉量

图5  新莽嘉量横截图

《明会典》中汇集了历年有 关度量衡器制造、管理等典章制度，仅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的近200年间，共颁布有关度量衡法令17次^[5]。明朝官方使用的度量衡器在中央由工部统一制造，由负责钱粮的户部颁发使用。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代成化兵子铜斗（图6），是目前仅存的明代官制度量衡容器据测量，实测其容量为9635毫升。　　　　

图6  明成化兵子铜斗

清代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编纂了《数理精蕴》，其中所列度量衡表以尺度定容量和重量，即：铁升、斗、斛，以寸法定容积之准。升方三十一寸六百分，斗方三百一十六寸，斛方一千五百八十寸，两斛为石，方三千一百六十寸。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知，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量器的制作、规范与管理，其材质、容量、检定制度也随着时代更替而不断变化。就材质而言，铜的使用一直占据主体地位，陶器在战国时使用，清朝和民国出现了铁质、木制量器，石材做量器实属罕见。就容量而言，由于计量标准不统一，造成诸多不便，因此历朝历代都尽量实现计量标准的相对统一，从而利于社会发展。就检定制度而言，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建立检定制度，并且为后世沿用，利于维护统治权威。就量器的体系而言，斗这一计量单位始终是作为主体存在，因其重量适中，在日常交易、购买和储存、计量粮食上有着重量上的独特优势，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内乡县衙现存的石斗就是实物例证。

谈一斤十六两及升斗斛石

“衡”的本义是平，“权”就是重，权也称“秤锤”。古代衡器指的是各种杆秤（图7）。　　

人们常说“半斤八两”，这里既是说的公平、均等，也说明旧时的衡制是16两为1斤。据考古发现证明，春秋时就是1斤16两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度量衡，1斤为16两也是秦国的制度。汉承秦制，此后历代沿用。至民国，虽然制度上改为500克为1斤，但并未执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执行了500克为1斤的16两制。1959年，国务院下令执行市制，将1斤16两改为10两制。1977年国务院批准计量单位包括中医药方一律使用吨、千克（公斤）、克的衡制。至此，彻底废除了沿用2500多年的1斤16两制。 

图7 清宛西地区升斗秤

为什么1斤定为16两？据说，刚开始朝廷制定的是13两为1斤，是通过夜观天象、观测星斗来确定秤量的。中国民间信仰认为由北斗和南斗组合，天下才能太平。因为北斗为7颗星，南斗为6颗星，合计为13颗星，所以就按等距离在木杆秤上刻了13颗星，形成了13两为1斤的制度。后来，人们在交易中总觉得使用不便，加上短斤少两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计量官就上报秦始皇，在13星的后面又加上了福禄寿三星。经皇帝钦定后，就开始16两为1斤的计量规则。这种计量规则意味着缺斤少两者天理不容，缺一两者折福；缺二两者折福、折禄；缺三两者折福、禄、寿。所以“短斤少两”是天下商人交易的一大忌讳，所以人们常把分量不足的秤称为“短命秤”。这种说法延续了2000多年，由于人们对做秤的工匠和用秤的人都有个道德、诚信的衡量，因此认为，秤也成为公平公正的象征和天地良心的标尺。

但这毕竟只是传说，不是正史记载。1斤16两的衡制真正见于正史记载的是《汉书律历志》：“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重也。本起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十六两成斤者，四时（春夏秋冬）乘四方之象（金木水火）也……三十斤成钧者，十二月之象也。终于十二辰而复于子，黄钟之象也。”

“权”当名词用时，则可以把权的作用抽象为某种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衡量天下，规范事物，保持公正，可以举足轻重，这就是“权力”。

古代衡器尽管各代1斤与今公制的克数不同，但1斤进位都是16两，而斤以下的两、钱等进位却与之不同。一直沿用到建国后1959年，实行新的度量衡标准，1斤为500克，改为10两为1斤（中医药方除外）。到1984年又与国际接轨，废除市制。衡制则实行公斤，于是又出现了“公斤秤”，1公斤1000克，即2市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杆秤渐渐被磅秤、台秤所取代，但民间和街市上仍有使用。

升和斗是最基本的容量器具。当时交纳税粮或民间交易都是用量器而不用衡器。图3中的升是豫西南地区按清制5斤小麦为1升制作，10升为1斗，50斤。此斗为5升斗，亦即量两次为1斗。但在实际运用中，因粮食品质不同而有差别。量时因虚实不同，晃动或脚踢，堆积淋尖不同，量出的结果就不同。于是就出现了“概”，即一用木板做成的直板，在斗的梁和沿上刮一下表示公平。过去征收税粮或粮行斗把子常常用脚踢淋尖盘剥百姓，溢下的粮食，不让本主收回，而由斗把子或相关人员分肥。按照图1中斗的容量计算，1石=10斗=100升=1000合=500斤。道光时内乡知县熊廷基，为打击不法商贩从中渔利，打制一石斗支立于粮行，其量值就是容小麦50斤，经实测，容小麦29.4公斤，基本符合清制50斤通用斗量。

容量单位最早出现于《小尔雅》，升是容量专用名称，升出现以后，与斗构成了十进位关系，并且出现了斛，十斗为斛。到了战国时期，升斗斛量制也普遍被诸侯国采用。汉代正式规定容量单位，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自汉以后沿用此制，没有实质改变。

在龠、合、升、斗、斛五量之外，还有一个单位“石”。石，本为衡制单位，120斤为1石。根据文献记载，容量单位汉代以十斗为斛。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又常常出现石与斛通为同一级容量单位的例子，如西汉许多容器上刻铭文“容几石重几斤”，实测其容积，石与斛相当。到了宋代，改斛为5斗，石为10斗，斛与石有了明确的区别。延至民国时，废除了斛这个单位，而石作为容量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

新中国以后不再使用升斗等容量交纳税粮，只用衡制。

参考文献

[1]刘鹏九著.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2]刘新等著.南阳度量衡[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9  第一版.

[3]邓学忠.中国计量·清道光内乡校准行斗[J].中国计量，2006（1）.

[4]《清会典·户部》律吕正义《权量表》.

[5]丘光明著.《中国古代度量衡》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8-3  第二版.

理论上讲量度单位应该全国统一，但为什么清代的南阳地区会出现与中央量度不统一的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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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子琦，女，文博馆员，现任内乡县衙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兼讲解部主任。致力于衙门文化研究和汉英语讲解工作，《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内乡县衙廉政文化》和《解读内乡古衙》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