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面六臂观音造像
文物名片

十一面六臂观音造像,石灰岩质,唐长庆年间(821~824年)雕造,造像两腿膝下残缺,残高171厘米。1976年3月河南省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 1997年入藏河南博物院。

深度品鉴

荥阳大海寺出土的十一面六臂观音像的头顶部分三层刻八个小头像,最上面一个是有高肉髻的佛头像,中层二个和下层五个均为梳发髻的菩萨头像。另在左耳后刻有凶相面,右耳后刻善相面。正面相丰圆饱满,宝缯垂于肩前,头后的披发在两肩形成波浪形。两眉间刻白毫相,眉弯且细,眼脸呈波浪形。颈饰三道蚕纹,戴珠串项饰,斜披珞腋,帔帛绕肩沿身侧垂下,下身着裙,裙带结花。(图一)身雕六臂:上两手屈肘于胸侧,右手施说法印,左手从手腕处残缺;中两手胸前合掌;另两臂下垂身侧,手握帛带,皆戴双环手镯。

图一  十一面六臂观音头像

十一面观音像,是密宗观音的化身像之一,据《成菩提集》“十一面观音”条曰:十一面观音,密宗称“变异金刚”,为六观音之一,三面当前,面做慈悲相,右边三面做威怒相,左边三面利牙出相,后有一面做暴笑容,最上一面作如来相,冠中有化佛。河南省荥阳大海寺出土的十一面六臂观音造像和上述记载基本特征相符,但也稍有出入,十一面集中在正面相上,更显其威风凛凛、不可侵犯的气势,是一件优秀的艺术珍品。早期密宗造像现存不多,此像对研究密宗造像具有重要价值。

深度品鉴

观音是“观世音”的略称,又译作“观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到唐代,因避李世民之讳,略称“观音”。观音的职责是拯救一切苦难的众生,使他们得到解脱。被人们尊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观音与大势至、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观音的道场在普陀山。观音初期是一位“善男子、威猛丈夫”,脸作男相,并有络腮胡子,南北朝以后,为男身女相,有蝌蚪形的小胡须。到宋代以后,完全女性化,成面容端庄雍容华贵的贵妇人形象。传说观音有“六观音、三十三观音、三十三身”的说法。而十一面观音则是密宗造像中主要的供奉对像。

有关十一面观音的经典主要有两种四部,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天竺僧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音神咒经》,唐永徽四年(653年)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四之经,唐显庆元年(656年)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此三部经其实都是出自《金刚大道场经》的同本异译,唐慧沼还对玄奘译本作过《义疏》。唐代不空译有三卷本《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北周译经后并未流行,初唐高宗、武周时仅三年间即出两经,而十一面观音画像亦出现,如敦煌石窟就从唐代初期直到西夏,都有此经变壁画流行。

观音信仰的核心主要是慈悲、大悲的思想,即实践菩萨道,为众生拔苦与乐,具有强烈的“下化众生”性格。《法华经·普门品》,佛介绍观世音菩萨,“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定位为度脱众生,远离一切苦恼、灾害的菩萨。《普门品》清楚地述说观音的功德与灵验,又通称为《观音经》。观音的信仰随着法华经相关经典的一再翻译,很快地流行于中国。另外,与弥陀信仰相关的经典也早自东汉末年便开始翻译流传。到了北朝末年,民间的观音信仰达到高潮,各种强调信仰观音而获灵验、消灾避难的故事不断流传,更出现疑经如《高王观世音经》与《观世音三昧经》。观音信仰深入中国民间,造像传统未曾中断。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在佛教供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中所说,称念此咒经可得十种现世果报。这十种果报就是:一者身常无病。二者恒为十方诸佛忆念。三者一切财物衣服饮食自然充足恒无乏少。四者能破一切怨敌。五者能使一切众生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蛊毒、一切热病无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为害。八者一切水难不能漂溺。九者一切火难不能焚烧。十者不受一切横死。另又可得现身四种果报: 一者临命终时得见十方无量诸佛。二者永不堕地狱。三者不为一切禽兽所害。四者命终之后生无量寿国。又说这一神咒威力无比,即使有人犯四波罗夷及五逆罪,读诵此一遍者,一切根本重罪悉得除灭!因此无论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对于十一面观音的供养和称颂一直十分盛行。在这种信仰的背景下,十一面观音造像从唐代开始便开始流行开来,成为宗密主要的供养对象。

比较研究

十一面观音的形像,诸经描述极为接近。耶舍崛多、阿地瞿多、玄奘所译皆出一本,自然大同小异。其中皆说须用白旃檀作像,当前三面作菩萨容,左三面为忿怒相、右三面白牙外露,后一面作大笑状,顶上一面作佛面。慧沼释疏为:前三面慈相,见善众生现慈心,大慈与乐;左三面嗔面,见恶众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右三面白牙外露,见净业者发稀有赞,劝进佛道;后一面露大笑面,见善恶杂秽众生而生怪笑,令改恶向道;顶上佛面,对习行大乘机者而说诸法,使究竟至佛道。诸经中还对造像仪轨、持物等作出具体规定。图样可见于《胎藏界曼荼罗》中敦煌壁画中的十一面观音像(图二)。

图二  敦煌壁画中的十一面观音像

在藏传佛教中有两种十一面观音像的系统,据《王统明示镜》称,松赞干布曾下令修造十一面观音像,安置在大昭寺内,其图像并非千手,但后来又被附加上诸多手臂,与此类似的十一面观音像被称为“松赞干布派”。藏传佛教后弘期,另一种十一面观音像传入藏区,因其作者是拉克西弥,故称“拉克西弥派”。两种图像的区别在手臂持物的差异。“松赞干布派”造像手中持有各种持物,而“拉克西弥派”造像的千手中则以与愿印为主,几乎没有持物。此尊十一面观音(图三)就是拉克西弥派的作品。三面三层观音面之上为忿怒面,最上为如来寂静相,共十一面,八主臂持宝珠、弓、箭等,其他手臂略小,呈扇形排列于体后。

图三  十七、十八世纪西藏十一面观音像

又如西藏博物馆藏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善业泥制作的十一面观音(图四),观音有六臂,十一面分成五层排列。观音之头较大,层层堆叠形同宝塔,也是汉藏造像的区别之处。这种五层排列的十一面观音,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藏区和内地都能见到,承德外八庙管理处藏的一尊十一面观音(图五),十一面分五层排列,有四十二臂,主要的八臂为双手合十,左二手持净瓶,右二手施与愿印,左四手持莲花,右四手持宝珠,其他三十四手持不同持物,呈扇形分布于身后。而敦煌壁画中十一面排列多种多样,细节不尽合经轨,初、盛唐画中多具菩萨面,中晚唐及五代像多有忿怒利牙面,而最后一笑面则难以表现。观音所执法器与手印中,净瓶、柳枝和施无畏、与愿印皆有,中晚唐以至五代时,不仅持有日精摩尼、月精摩尼,还有锡杖、宝珠、三叉戟、宝钵、数珠、罥(juàn)索、莲花、骷髅杖,以及施财宝、施甘露、合掌等手印。(图六)这些画面细节并不合乎十一面观音像经轨,而是从别的观音经轨转来,其中体现出的规律性值得玩味。

图四  十一面观音擦擦

图五  河北省承德十一面观音像

图六  晚唐十一面观音像

相关链接

荥阳市大海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二十公里荥阳市区南端310国道旁。据碑文记载,该寺创建于北魏晚期,原名代海寺,传说观音北行渡人,移居荥阳,多次显圣救人,并以荥阳护城河河水随南海上潮示人,故名代海寺。隋唐时,李渊任荥阳郡太守。李世民十岁时突患眼疾,广医无效,后到代海寺拜佛许愿,眼疾立愈。李世民登基后,命尉迟敬德扩建该寺,规模宏大,故名大海寺,后几经兴衰,至明清时期毁灭。一九七六年在大海寺遗址处出土佛、菩萨等石刻造像42件,其中以北魏孝昌元年(525年)邑师道晗造像碑(图七)为该寺最早造像碑,余皆为唐代佛和菩萨造像,特别是唐代菩萨群像及十一面观音,形体高大,雕刻精美。

图七 邑师道晗造像碑

从造像风格上看,其时间跨度大约涵盖武周、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菩萨像,以光相菩萨(图八)、辩积菩萨(图九)、唐代菩萨(图十)等为代表,其特点为典型三曲法造像,胸腹部大部裸露,肌肉适度隆起。这种造型在唐高宗后期开始形成。

图八 光相菩萨

图九 辩积菩萨

图十 唐代菩萨

第二阶段菩萨像,以大海寺菩萨残像(图十一)为代表,胸、腹、臀部隆起十分显著,相对于武周时期造像体态变得丰腴,但肌肉具有丰富的弹性感,形体充满生气。

图十一 大海寺菩萨残像

第三阶段菩萨像,以弥勒菩萨像(图十二)为代表,据李静杰先生考证此尊弥勒菩萨像为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作品。该像通体造型简洁流畅,挺拔而富有张力,肌肉隆起比武周、盛唐时期有所减弱,但处在适中范围,还基本保留着盛唐时期的风韵。显然,此造像为持有盛唐雕刻技艺的工匠所为。在天宝以来中原北方石刻造像衰落背景中,堪称不可多得的上乘作品。

图十二 弥勒菩萨像

第四阶段菩萨像,以天王菩萨(图十三)、观世音菩萨(图十四)、花严菩萨(图十五)、狮子吼菩萨(图十六)、金髻菩萨(图十七)以及十一面六臂观音为代表,且有“唐长庆元年”的纪年题记。这组菩萨像,义容堂堂,蕴含着大唐遗韵,是中晚唐时期的代表之作。但是,菩萨通体粗壮、浑圆,肌肉隆起的块状感明显减弱,身段僵硬,缺乏生命力的塑造。

图十三 天王菩萨

图十四 观世音菩萨

图十五 花严菩萨

图十六 狮子吼菩萨

图十七 金髻菩萨

趣味猜想

猜想一:荥阳大海寺的创建年代是根据该遗址中出土的北魏孝昌元年(525年)邑师道晗造像碑而定为北魏晚期,也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根据文献记载的寺院规模和造像碑雕造工艺看,该寺院当为北魏皇家寺院。荥阳郑氏与北魏皇室有姻亲关系,大海寺的创建,是否也与荥阳郑氏有关呢?

猜想二:十一面观音像,往往与密宗有关系,大海寺菩萨群像是否也与密宗有关呢?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与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择优公布。

请联系我们:《每周一品》栏目电子邮箱 meizhouyipin@chnmus.net

作者简介

王景荃,河南省商城县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副研究员。自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古代艺术研究及博物馆陈列工作,尤其在佛教考古及佛教艺术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先后出版《河南碑志叙录》两辑,《天国的灵光——佛像》、《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中国美术全集/河南画像砖》、《中原文化大典/中小型石窟与石刻造像》、《中原文化大典/画像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等专著十余部,其中《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一书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