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伯簋，青铜盛食器，西周早期，通高16.5厘米，连耳通宽24厘米，口径17厘米，支座高6.3厘米，支底直径13.4厘米；重2.15千克；容量1.7升。1993年河南省平顶山市滍阳岭应国墓地242号墓出土。

柞伯簋为圆形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腹外鼓且略下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耳上端位于颈部，下端位于下腹部，耳下垂珥，矮圈足略外撇，内附接一喇叭形支座。颈部饰两组共八个以细雷纹为地纹的夔龙纹，每组的四个夔龙纹各以一浮雕兽首为中心，分列两侧，位于同一侧的夔龙纹前后相从，皆面相兽首。腹部饰两组以细雷纹为地纹的凸目兽面纹，且在每组纹样的左右两侧配以两个相对称的夔龙纹。耳上端饰龙首，下部两侧饰阴线“C”形卷云纹，整耳作龙口吐长舌向下内弯曲状。圈足上饰凸目斜角云纹，喇叭形支座为素面（图一、图二）。

图一  柞伯簋线描图

图二  柞伯簋纹饰（局部）拓片

簋体与支座锈色迥然不同，乃是因为簋体与支座的铜材质地有较大差异。发掘者推测该铜簋是预先铸成喇叭形支座，也可能是将铜觚（一种酒器）截去圈足加工而成，然后使用某种工艺使之与簋体铸接成一体。二者的衔接处以四个明显的四瓣花蒂形凸钉作为加强筋^[1]。

柞伯簋内底部铸有8行共74字铭文，铭文表明作器者是柞伯，故名柞伯簋。簋内底部铭文（图三）为：

隹（惟）八月辰（晨）才（在）庚申，王大射

才（在）周。王令（命）南宫 （率）王多

士，师 父 （率）小臣。王徲（遟）

赤金十反（钣）。王曰：“小子、小臣，

敬又（有） （贤），隻（获）则取。”柞白（伯）十

爯（称）弓無（无）灋（废）矢，王则畀柞

白（伯）赤金十反（钣），诞易（赐） 见。

柞白（伯）用乍（作）周公宝尊彝。

图三 “柞伯”簋内底部的铭文及拓片

铭文大意是说，在八月庚申日这天早晨，周王在都城镐京举行大射礼。参加比赛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周王命南宫率领王子弟中得爵之士，师父率领王臣。周王拿出十块红铜板材作为奖品。周王说道：“小子、小臣，你们要谨慎谦恭地进行比赛，射中靶子较多的人可以得到这十块红铜板。”结果，柞伯十发十中，成绩优秀，周王便把奖品给了他，并且又顺便赐给他其它两件乐器。柞伯为纪念这一殊荣，特用周王赏赐的这些红铜为原料，铸造了用来祭祀周公的铜簋^[2]。

柞伯簋造型别致，敞口、卷沿、束颈、垂腹、斜直矮圈足并配以喇叭形支座的造型，在目前已发现的商周铜簋中绝无仅有。簋体制作精细，装饰纹样布局合理，对称庄重，主体为纤细的凸线，又用细如发丝的雷纹衬地，线条自然流畅，轻盈飘逸。铭文字体秀丽而又不显孱弱，布局紧凑却又不显拘谨，堪称早期书法珍品。

柞伯簋的铭文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记叙文，短短七十四字，阐明了“大射礼”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物、事件经过和结尾等各个方面，言简意赅，层次分明，有条不紊。更重要的是，它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在远古时期，射箭可以用来征服野兽、抵御外敌；从现有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来看，射礼形成于晚商时期；西周时期是古代射礼最为盛行的时代，是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东周时期的镶嵌青铜壶等实物资料上，仍可以见到贵族举行射礼的图像；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现在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非常少，表明射礼这种礼仪也逐渐消失。西周的射礼是通过射箭的形式来进行的一种礼仪，按照参与人员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祀。第二种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第三种是“燕射”，是天子与群臣燕息之射。第四种是“乡射”（飨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四种射礼，礼节有别，所用弓、箭、侯（箭靶）、乐舞等都相应而异。

在金文（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称为“金文”，因青铜器又称“吉金”，故名）中射礼的举行时间并不固定，大多是在周王巡狩四方或出于其他目的而随时随地举行，规模都不很大。据文献记载，每年的大射礼和乡射礼大都在春秋两季进行，柞伯簋铭文中记载这次大射礼是在八月举行，应该就是“秋射”。

射礼的形式大致分为射牲和射侯，其射中者称为“获”；射侯是一种射艺比赛，文献称“礼射”。除天子巡狩四方而临时举行的某些射礼外，射侯的地点一般设在学校。其中由天子或诸侯举行的大射礼一般在贵族大学的射宫（或称射庐）内举行。举行射礼的目的大约有四种：一是鼓励倡导演练射技以备狩猎与战争。二是天子在大祭之前挑选参与祭祀的人。三是周天子与诸侯加强联系、联络感情的手段之一。四是对贵族大学以及乡学学生所学射艺水平的检阅与考核，及文献记载的“视学”。

柞伯簋铭文中记载的这次大射礼的主持人是周王（“王大射在周”），但周王本人并没有参与比赛。而有些青铜器，比如义盉器盖（《殷周金文集成》9453）上的铭文就记载周王亲自参与比赛，看来周王有时候仅仅主持比赛，有时候也会亲自参与比赛^[3]。

柞伯簋铭文中有一句夸赞柞伯射箭技术高超的赞语“无废矢”，意思是说箭无虚发，而这样的评语在另外一件青铜器上也出现过，这件铜器就是国家博物馆于2003年征集的作册般黿，这是一件鳖造型的青铜器，造型非常罕见，铭文记载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4]。铭文里有一句“亡废矢”，很显然，“柞伯”簋的“无废矢”是从作册般黿的“亡废矢”延续而来，是当时通用的记射礼术语，说明西周时期的射礼对商代射礼虽有革替，但也有所继承。

2003年国家博物馆征集的作册般黿（图四），通高10厘米，长21.4厘米，最宽处16厘米，重1.6056千克。鼋作爬行状，探首，四足外露，尾向左偏，左肩部、背甲嵌入4矢。鼋背铸铭文4行33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

图四 国家博物馆藏作册般黿

簋是商周时期的一种盛食器，《诗经•小雅•伐木》里有 “陈馈八簋”的记载，《周礼•地官•舍人》有“祭祀，共簠簋”的记载，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指出簋是盛放黍稷的器物。商周时期的青铜簋出土数量较多，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后，簋与一定数量的鼎配套使用，成为表示墓主等级的重要象征。大中型墓葬中几乎都有鼎簋出土，即使没有青铜的鼎簋，也会随葬陶制仿铜的鼎簋，充分说明了鼎和簋是周代青铜礼器的核心，等级极高。

考古出土的簋可以分为圈足簋和方座簋两大类。圈足簋是指承接腹部的部分是一个外撇的圈足，而方座簋是指在圈足之下又另加一方形底座的簋，提升了簋的高度。有些圈足簋圈足之下还有三个或者四个蹄形足。还有极少数的几件簋，腹部四耳下的垂珥很长，一直下垂内卷成为四条簋足，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班簋。

1975年2月，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一号窖藏坑出土的裘卫簋（图五），通高25厘米，口径22.9厘米，腹深13.4厘米，重5.552千克。侈口束颈，下腹微向外倾垂，圈足外侈，一对兽首耳，盖面隆起，冠作圈状。颈部饰以云雷纹填地的变形夔纹，前后增饰浮雕兽头，下有阳弦纹一道；盖上亦饰云雷纹填地的变形夔纹，圈足饰弦纹一道。外底有斜格阳线。盖内和内底铭文相同，均为73字。

图五 陝西省岐山县出土的裘衛簋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出土的利簋（图六），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深13.5厘米，重7.95千克。侈口鼓腹，束颈兽首耳，下有长方形珥，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和方座均饰下卷角兽面纹，圈足饰夔龙纹，均以云雷纹填底。内底铸铭文32字。

图六 陕西省临潼出土利簋

清宫旧藏班簋（图七），通高22.5厘米，口径25.7厘米，腹深12.5厘米，重9.3千克。侈口鼓腹，体较低矮，下有矮圈足，四个兽首耳下有象鼻形珥，将簋托起。器颈饰圆涡纹，腹饰兽面纹。内底铸铭文197字。

图七 清宫旧藏班簋

多年来考古发现的青铜簋的数量很多，但像柞伯簋这样在圈足之下另附一喇叭形支座的簋，却是绝无仅有的。“柞伯”簋喇叭形支座以上，就是一件普通的圈足簋，但是加上支座以后，这个簋的造型显得轻盈灵动，极富艺术价值。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柞伯簋的双耳和簋身部分不是同时铸成的，而是分开铸造，然后再连接到一起的。喇叭形支座和簋体使用的铜料也不一样，在没有现代焊接技术的西周时代，是怎样将喇叭形支座连接到簋上的呢？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和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择优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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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242号墓

出土柞伯簋的应国墓地242号墓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滍阳岭的南端，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墓口位于耕土层下，距地表深0.4米。长方形墓口略小于墓底，墓室四壁平整光滑，斜直下张，墓底较平。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台高0.8米。242号墓的葬具为木质内、外棺。在内棺东南角残留有黄色丝织物痕迹，推测应是墓主人的殓衣、衾被或脚下填垫物品所遗留。内、外棺内铺撒有朱砂，尤其是内棺盖上及底部铺撒的更多、更厚，这可能与“周人尚赤”的信仰有关。242号墓共随葬器物107件，按质地可分为铜、玉、石、陶、角蚌、海贝、丝饰品等八大类。铜器共有43件，有礼器、兵器、车马器、棺饰等四类。礼器中有2件鼎、2件簋、1件尊、1件卣、1件爵、2件觯。

该墓所在的应国墓地是一处两周时期的应国贵族们世代沿用的墓地，从西周早期启用，历经西周、春秋、战国、西汉，直到东汉时期。两周时期的墓葬在分布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从滍阳岭的南端开始，随着墓葬年代的推移，墓葬从南向北依次排列，井然有序。每组应国国君级别的大墓——应侯及其夫人墓都无一例外的东西并列于滍阳岭的中部，且均是应侯墓居左，夫人墓居右，除最南端的一组墓向南以外，其它所有的墓都朝向北方，这在姬姓周人的墓葬里面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出土“柞伯”簋的242号墓中还出土了另外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鼎——旡（jì）鼎，铭文共5行24字：

旡拜稽首

皇兄考（孝）于公

宦厥事 弟不

敢不择衣

夙夜用占鼒公

这件鼎的作器者是旡，一个墓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才是墓主人呢？柞伯簋的作器者是柞伯，文献记载柞国也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姬姓诸侯国，那为什么柞国的铜器会被埋在应国墓地呢？难道是应国对柞国发动战争之后缴获的战利品？答案是否定的。柞国是周公的一个儿子的封国，在河南延津县境内，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柞国和应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堂兄弟关系，两国同为姬姓国，共同承担着藩屏周王室的任务，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那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社会的一种“賵赙制度”。賵赙制度是古代的一种助葬制度，在贵族死后，由王、诸侯或者其他方国的首领赠送车马、衣物以及钱财等随葬之物帮助埋葬死者时使用^[5]。所以，M242的墓主人是旡，而不是柞伯，“柞伯”簋是作为賵赙在旡去世后赠送到应国，最后随葬到旡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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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伯簋参加射礼人员的称谓

那参加这次射礼的到底有哪些人呢？首先是“南宫”，他是王子这一队的负责人，发掘者认为“南宫”是官职名，而李学勤先生则认为是周朝的王子；其次是“师父”，他是王臣这一队的负责人，“父”是他的名字，“师”是他的官职，有学者曾经统计过西周金文中的“师”字，发现出现达百余次，多数指带兵打仗的武官，因此“师父”是一位武官；再次是“王多士”，铭文中又称为“小子”，关于“王多士”的身份，以及为何又称为“小子”，学者争论较多，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王多士”是指周王宗族子弟中有爵位者，但无论其爵位多高，对于周王来说都是小子，故又称为“小子”。柞伯簋铭文中，“王多士”是柞伯记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参加射礼的周王子弟的称谓，“小子”是柞伯记述周王发表命辞时对参加射礼的宗族子弟的称谓；最后是“小臣”，发掘者认为是“众多年轻的奴隶”，但是奴隶身份低下，显然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规格的礼仪性活动的，这里的“小臣”，应该就是周王的大臣。

注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Ⅰ）．大象出版社．2012：144-172．

[2]王龙正，姜涛，袁俊杰．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J]．文物．1998（9）．

[3]袁俊杰．再论柞伯簋与大射礼[J]．华夏考古．2011（2）．

[4]朱凤瀚．作册般黿探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2）．

[5]曹玮．东周时期的賵赙制度[J]．考古与文物．2002（6）．

张天宇，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