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手抱鱼陶器座，陶器，西汉文物，通高45厘米。河南荥阳北邙乡牛口峪汉墓群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灰陶，上施彩绘。陶器由模制和捏塑而成。正面为一坐姿神人。神人头戴花冠，冠顶似蒜头状。冠上残留有红彩并绘有三角形等几何纹饰。冠正中有短圆柱，中空，似做插物之用。神人面部肥胖，两眼突起，鼻梁高隆，咧口露齿，脖颈短而粗，身躯呈人体状，肩膀隆起，上身着衣，袖口撸至上臂。神人正坐，两腿分开，下体着裤，裤脚亦挽至膝盖。神人手脚均作鸟爪状。双手紧抱一鱼，贴于胸前。鱼身躯扭动，似作挣扎。鱼身残有白彩。神人两侧对称各塑二鸟，上面二鸟鸟首相背，各立于神人左右肩上。鸟回首，长喙略勾垂于翅上，脖颈系绶带。鸟身以圆点纹和羽毛纹装饰。鸟翅部分绘有紫、白彩绘。长尾饰以白色长线条，下垂与下部鸟首相接。神人两侧下部二鸟体形明显较小，短喙，与上面二鸟造型不同。鸟身上残留白彩。陶器背面平坦，原有彩绘大部分已脱落。

目前神人手抱鱼陶器仅见两件，皆出土自荥阳北邙乡牛口峪汉墓群，其他地区尚未见到与这两件陶器图像相近的器物出土。但传世文献及考古出土的汉晋时期的带钩上多见与陶器类似的神人手抱鱼图像^[1]。

神人手抱鱼带钩在河北、山东、重庆、江苏等地皆有出土，现多被沈阳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齐国临淄博物馆等各地博物馆收藏。这类铜带钩做工精致，图像上镶嵌有宝石、料珠等并错以金、银纹，当为汉代社会男子佩戴的衣饰用品。铜带钩的图像、铭文与装饰略有不同，可知此类带钩是不同地域的工匠制作，神人手抱鱼应该是汉代社会比较流行的带钩图像。河南博物院藏的陶质明器上的图像也应是来自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图像。

铜带钩中多刻有铭文，有“丙午神钩君高迁”、“丙午钩手抱白鱼中宫珠位至宫侯”、“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丙午神钩手抱鱼位至公侯”等吉祥用语。“丙午”开头的铭文多见于汉代铜镜、洗、剑、带钩等器物上，为当时的吉祥套语。庞朴先生指出丙午与“火”对应，以火胜金，利于铸造金属器物。同时汉代人认为火胜金，可转祸为福，故汉代器物上多见丙午铸器之说^[2]。汉器中以“丙午”开头的吉语祝辞中出现大量的求富贵、祈长生等祝福之语。如一些铜镜的长篇铭文上往往是求福禄、盼长生、升仙、辟邪兼有之。带钩中的“丙午”吉语祝辞中见有“君高迁”、“位至公（宫）侯”、“必高迁”类吉语，这些吉语与神人手抱鱼带钩上的图像相呼应。学者释“鱼”谐音“侯”，故带钩上“手抱鱼”之语，暗含了拥有“公侯”之封的寓意，也符合“位至公侯”的吉语祝辞^[3]。通过吉语铭文可知，神人手抱鱼图像在汉代象征求官逐贵之意。

神人手中的鱼为汉画中常见的祥瑞题材。汉代鱼纹铜器上的铭文多作吉祥语，如“宜王侯”，“大吉昌”、“大吉祥”等。故宫博物院藏丙午带钩铭文中提到的“手抱白鱼”和河南博物院陶器上鱼身残留的白彩，可知是附会当时流行的白鱼符瑞。《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山东汉武氏祠祥瑞图中亦刻有白鱼，旁题为：“白鱼，武……津入王……”《宋书·符瑞志》记：武王“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汉人视白鱼，正如《论衡·初禀篇》记：“儒者论之，以为雀则文王受命，鱼、乌则武王受命。……赤雀、鱼、乌，上天封拜之命也。”又《论衡·指瑞篇》：“若夫白鱼、赤乌，小物，小安之兆也。”结合上述引用的文献，我们可知白鱼在汉代视为封拜与太平吉祥的象征。

陶器上的神人两侧共有四鸟环绕。上面二鸟分别立于神人两肩上，长喙，长尾下垂，身饰紫、白等色毛羽纹饰。其外形近似文献中所载凤鸟。《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 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汉代凤鸟被视为祥瑞的化身。汉人取凤凰的兼德、吉祥的品行和象征，将之摹写在画像砖石、壁画和各类器物中，以求吉祥。二凤鸟脖颈上皆系有紫色的长绶带。绶原自佩玉的系组转化而来。《尔雅·释器》：“璲，绶也。”郭璞注：“即佩玉之组，所以连系瑞者，因通谓之璲。”《后汉书·舆服志》：“绂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 汉代绶带为丝织品。《汉官仪》云：“绶者，有所承受也。长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阔三尺，法天地人。旧用赤韦，示不忘古也，秦汉易之为丝，今绶如此。”汉代用绶系官印，一印一绶。《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记有“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故紫绶多指代官禄。《后汉书·舆服志》详细记录了东汉时期以佩绶的颜色、长短和质地的细密程度区分官阶：帝王佩黄赤绶，绶有黄、赤、绀、缥四彩，淳黄圭，长为汉尺的二丈九尺九寸；太皇太后、皇太后佩绶与皇帝相同。诸王佩赤绶，绶有赤、黄、缥、绀四彩，淳赤圭，长为汉尺的二丈一尺；长公主、皇帝贵人等佩绶和诸王相同。诸国王公贵人，佩绿绶，绶为绿、紫、绀三彩，淳绿圭，长为汉尺的二丈七尺。汉代公、侯、将军官阶佩戴紫绶，绶有紫白二种色彩，长度为汉尺的一丈七尺；公主、封君，佩紫绶，与公、侯、将军相同。荥阳出土的陶器上鸟颈系带的紫绶则寓意获取公侯级别的高官厚禄。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大量的凤鸟或朱雀衔绶图。如山东临沂白庄汉墓^[4]、山东沂水韩家曲汉墓^[5]画像石上的凤鸟衔绶图。图中凤鸟皆昂首，长喙，脖颈绕绶带。绶带上穿环，一端缠绕凤鸟脖颈上，一头衔在凤鸟喙中。其寓意应同于陶器座上的凤鸟系绶。凤鸟系绶或衔绶的画像表明在汉代凤凰是一种能够带来官禄富贵的吉祥神鸟。

图一  河南博物院藏陶器上的凤鸟系绶线描

图二  山东临沂白庄汉墓凤鸟衔绶

图三  山东沂水县韩家曲汉墓凤鸟衔绶

通过以上对神人手抱鱼、凤鸟系绶等图像的释读，我们可以明确汉代神人手抱鱼图像寓意为祈求封官拜爵，是汉代流行的祥瑞文化的反映。

1.汉神人手抱鱼陶器座

这件陶器座也出自河南荥阳北邙乡牛口峪汉墓群，时代定为西汉时期，现藏河南博物院。陶器由模制和捏塑而成，灰陶，上施彩绘，通高26厘米。陶器座器型明显较小，图像也较简略粗率。图像主题亦为一正面坐姿神人，双手抱鱼。神人面目、形体近似前件，但姿态变为双手抱鱼举至口边欲食，与带钩上的神人图像姿态相近。神人头戴冠饰中空。神人左右两侧绘有变形的云形图像。器物背面平坦，通体正背两面原有彩绘，脱落殆尽。这件陶器座与上述陶器座出土地点相同，时代也非常接近。图像上以神人手抱鱼为主题外，神人周围饰以变形云纹，不再有四鸟相随、凤鸟系绶图像组合。表现出辅助图像组合的随意性。

图一  汉神人手抱鱼陶器座

2.神人手抱鱼带钩

目前所见的神人手抱鱼带钩以铜质为主，时代从西汉至西晋初期。最早著录类似图像者为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十中收录的汉代玉甲带钩。 书中所附图像不清，从器物说明看，此为玉质带钩，钩面刻有类似守宫形状手中抱鱼的神物。清代阮元首次将此类画像释名作“神人抱鱼”。近年山东临淄^[6]、河北满城北庄东汉墓^[7]、重庆云阳县旧县坪^[8]、江苏南京西岗西晋砖石墓^[9]、洛阳曹休墓中也都出有此图像的铜带钩。结合考古出土遗迹，推测这类带钩为实用器，是死者生前使用的饰物。

图二 河北满城北庄东汉墓铜带钩

图三 重庆云阳县旧县坪铜带钩

图四 南京西岗西晋砖石墓铜带钩

神人手抱鱼这一题材在陶器座和带钩上皆为主题图像。但如果细心比对，我们也可以发现神人的面目、服饰、姿态上有不同之处。总体上看神人皆作蹲坐状，双目突起，鼻梁高隆。头戴冠。身躯为人形，手、脚皆作鸟爪。双手抱鱼。神人的形象突出表现为人与鸟的合体。不同点也有以下几处：带钩上神人口为突出的鸟喙，陶器上神人口部未作鸟喙。带钩上神人有上竖的长耳，陶器上神人无长耳。带钩上神人头戴羽状高冠，陶器上神人戴蒜头状冠，冠饰红彩。带钩上神人肩部两侧有翅形物；陶器上的神人则未见陶器上的神人身着衣裤；带钩上神人除肩部有翅形物外，四肢装饰有云纹和曲线纹等。带钩上皆作神人抱鱼举至嘴边欲食；陶器除一件与带钩相同外，另一件则为神人裂口张嘴，双手抱鱼置于胸前。

神人手抱鱼图像上的“大同小异”的特点表明汉代应该存有固定的图像模式。这种固定的图像模式对神人的刻画加以规范，形成鲜明的图像特征即人形，坐姿，目突隆鼻，戴冠，鸟爪，手抱鱼。但在固定的图像模式下，由于受不同工匠、地域及时间的影响，神人的一些特征也出现变化。

在现世遗存的汉代壁画、画像砖石上大量描绘了汉代信仰的神怪形象。它们多为动物或动物与人的组合体。一些学者曾对神人形象进行考证。有认为其为《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昆吾之地的神人^[10]。有人则依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与《海外南经》记载的驩（讙）头形象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等特征，认为是传说中尧时“四凶”之一的驩头，原型来自鸱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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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中的吉祥图像

汉画中常见的动物、植物、器物、人物、天文、地理类图案及纹饰很多具有趋吉、辟邪意义，是汉代人们吉祥信仰的物化表现，也是汉代神灵信仰、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神学和成仙思想在墓葬中的反映。中国的吉祥信仰萌芽于原始社会，人们相信某些动物、植物、人物、器物等可以带来福气好运，驱逐邪恶。吉祥信仰的主要文化内涵是求吉、辟邪、纳福。汉代吉祥信仰及其所反映的吉祥图像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汉中期以后儒学思想正统的确立，使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泛滥流行开来，统治者以“天命”、“祥瑞”等做维护皇权的注解，标榜统治的合法性。东汉时期统治者崇信谶纬神学，用人施政都要以谶纬作依据。由于帝王的提倡，儒生、方士争相仿效，造作祥瑞，假托符命，为统治者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些为汉代吉祥信仰的盛行提供了发展的社会环境。此外在民间社会流传着大量的鬼神信仰和神仙思想，一般民众更重视现世生活的实际需求，事事希冀吉祥。求吉、纳福、避邪，是汉代民间吉祥信仰的主要文化内涵。在出土的大量秦汉简中，日常生活中如搬家、盖房、祭祀、丧葬、嫁娶、生子、远行等，都要择吉日避忌讳。汉代吉祥画像主要表现为对天命皇权、生殖繁衍、长寿升仙、富贵升迁、太平丰稔等目标的追求，以及对鬼祟妖邪、疾疫夭亡、灾害祸患等的禳除。神人手抱鱼图像是汉代渴求富贵升迁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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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与吉祥

鱼的形象出现很早。在新石器时期彩陶器上可以看到大量的鱼纹与变体鱼纹，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钵、河南临汝阎村出土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不少学者认为新石器时期鱼纹的大量出现与图腾意识、生殖崇拜^[12]、祈求捕鱼丰收等有很大关系。汉画中的鱼，有双鱼图造型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有首尾相连的游鱼图，有鱼鸟图等，其寓意也更加丰富。汉代鱼可做辟邪消灾之物，沟通天地生死神使。汉画中有鱼车表阴阳两仪的转合，通灵善化的神物等^[13]。汉画像砖中与鱼纹常出现的有“富贵”、“宜子”等吉祥铭文。鱼的吉祥文化寓意在汉代得到延伸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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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镇墓兽及俑

神人手抱鱼陶器出土时，曾引起不少学者的猜测。一些学者根据神人相貌，将之释做镇墓辟邪的镇墓兽。中国古代镇墓兽是指随葬在墓葬中用以避邪、保护死者灵魂的随葬明器。镇墓兽的外形多为怪兽状，体态近似动物，相貌凶恶。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最早将墓中出土的怪兽称作“镇墓兽”，用途释为镇妖辟邪^[14]。春秋战国时期以楚地墓葬中出土的镇墓兽最为集中也最具特色。国内学者^[15]皆对楚式镇墓兽称谓、形制等加以讨论，认为镇墓兽的功能主要为镇墓辟邪和引魂升天。两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镇墓兽躯体多近似虎、马等动物形象，头上有角或无角，四肢着地，作俯卧或行走状^[16]。又四川彭山、广东广州汉代墓葬出土的镇墓兽多作张口吐舌状。这些镇墓兽的形象皆厉牙怒目，面目凶恶。汉代人正是借助镇墓兽的凶恶的面相及性情用以震凶慑鬼以保护死者。两汉时期墓葬中还见有类似的人形镇墓俑。它们的用途与镇墓兽相近，也为驱邪镇凶之用^[17]。如西汉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墓^[18]、河南淮阳平凉台西汉墓M181^[19]出土的木质人形镇墓俑皆作赤裸，呈跪坐状，头插鹿角，明显受楚式镇墓兽影响。东汉时期重庆化龙桥东汉墓^[20]和四川成都天迥山3号墓^[21]等地出土的人形镇墓俑又多呈瞠目吐舌状。镇墓俑一手持利斧、一手握蛇。蛇多为邪恶、凶灵的化身。可以看出，汉代无论是镇墓兽还是镇墓人俑，其表现出来的体貌特征与手抱鱼的神人截然不同。

注释：

[1]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J]，中原文物, 2008(1)：58-62；武玮.汉晋时期神人手抱鱼图像释读[J]，东南文化，2011（6）.

[2]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J]，文物，1979（6）：81-83.

[3]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J]，中原文物，2008（1）：58-62.

[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 图374、图383，济南：齐鲁书社，1982.

[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 图448，济南：齐鲁书社，1982.

[6]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J]，中原文物, 2008(1) ：58-62.

[7] 孔玉倩. 错金银抱鱼带钩[J]，文物春秋, 2001(3)：71-72.

[8]唐冶泽先生对重庆云阳旧县坪铜带钩背铭文释为“丙午神 手抱鱼位至公侯”，第四字因字迹不清未识。笔者比对其他带钩铭文，认为此字仍为“钩”字。见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J]，中原文物, 2008(1)：58-62.

[9] 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J],文物，1976（3）：55-60.

[10]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552.

[11]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J]，中原文物, 2008(1)：58-62.

[12]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集（3）[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31-252；贾光.汉画像中“鱼”的解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4）：19-21；等。

[13]陶思炎. 中国鱼文化，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14]水野清一.关于长沙出土的木偶[J],京都：东方学报，1937（8）.

[15]王瑞明.“镇墓兽”考[J]，文物,1979(6)：85-87；陈跃均、院文清.“镇墓兽”略考[J]，江汉考古,1983(3)：63-67；吴荣曾.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J]，文物,1989(10)：46-52；蒋卫东.“镇墓兽”意义辩[J]，江汉考古，1991（2）：40-44；陈振裕.略论镇墓兽的用途和名称[J]，故宫文物月刊，1995（5）：20-25；丁兰.试论楚式“镇墓兽”与东周时期楚民族的巫文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3)：高崇文.楚“镇墓兽”为“祖重”解[J]，文物,2008(9）：55-60.

[1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镇墓神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6-8.

[17]王子今.“镇墓兽”原始[J]，寻根，1999（6）：6-11.

[18]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7）：39-48.

[1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镇墓神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6.

[20]胡人朝.重庆市化龙桥东汉墓的清理[J],考古通讯，1958(3）：42.

[21]刘志远.成都天迥山崖墓清理记[J],考古学报，1958(1）：87-104.

武玮 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研究部副主任，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