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陶昆仑奴俑
文物名片

彩绘陶“昆仑奴”俑,陶质,北魏,高9.5厘米。洛阳老城盘龙塚村元邵墓出土。现藏洛阳博物馆。

深度品鉴

这件小型彩绘陶俑并腿蹲坐,左臂置于膝上,深深垂首,右臂抚于颈后,从侧面看去,整个身体紧紧蜷缩在一起,煞是可怜。观其服饰,身着束腰袍,下着裤,足穿长筒靴,身施红彩。唯一可从那一头卷发判断其身份,它可能是个远道而来的“异族人”,既非汉人,亦非鲜卑人。从其可见的外貌服饰来看,它也许从西方来,也许从南方来,加上其独特的造型,留给观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图1)

图1 各角度的“昆仑奴”俑

该件彩绘陶“昆仑奴”俑出土于洛阳北邙的一座北魏墓葬,墓主为北魏孝文帝之孙元邵[1](528年)。该墓解放前曾遭盗掘,其后文物大部分被追回,1965年洛阳博物馆又对其进行清理发掘。现存遗物120余件,其中俑类115件。

这件彩绘陶俑高度不足10厘米,却显得如此独特。不仅是因为在目前发现的北魏陶俑中,其造型是孤例。更因为工匠在设计其造型上的巧思令人动容,一个来到中原的异族人,埋首而坐,我们看不到其容貌,“他”是哪国人?是悲伤亦或是孤独?

这件俑从被发现时,对其定名就不一致,发掘报告上称其为“童俑”,也有泛称其为“胡俑”,目前比较流行的名称为“昆仑奴俑”,这更引起了我们对这件小型陶俑的极大兴趣。

文化解读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件蹲坐陶俑一定为“昆仑奴”俑。在元邵墓出土的115件陶俑中,另有2件特征明显的胡俑,深目高鼻,卷发,虬髯,身着窄袖束腰圆领袍,下着裤,左臂稍曲,右臂下垂,站立状。(图2)可以肯定这两件卷发虬髯、高鼻深目的胡俑,塑造的应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胡人。《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魏书·西域传》提到的粟特康国人,“人皆深目、高鼻、多髯。”

图2 元邵墓出土胡俑

北方草原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北方的纷争局面。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94年迁都洛阳。鲜卑族相对于汉人亦是胡人,在南朝人眼中,北魏是一番“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景象。所以有学者认为,北朝墓葬中出土的“胡俑”,其实大多数代表鲜卑人。[2]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中也不乏鲜卑族以外的胡人。

北魏太武帝控制西北后,开始了中断多年的对外交往。西域各国通过朝贡、贸易等形式与北魏来往密切。《洛阳伽蓝记》中提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3]可见北魏洛阳城中胡人云集。

除了元邵墓中的胡俑,洛阳地区出土的北魏胡俑另有十余件,包括侍者、舞者、牵驼(马)者等 [4],多数为头戴小圆帽、深目高鼻、卷发虬髯的形象。元邵墓出土“昆仑奴”俑亦为卷发,服饰与北魏王温墓出土的胡俑服饰相同,裤子扎进靴子,靴子上的褶皱(或绑腿)皆同,而这件胡俑的面貌应为很标准的西方胡人。(图3)

图3 洛阳孟津北陈村王温墓出土的思惟胡俑 北魏

那么,为什么有学者将其称为“昆仑奴”俑呢?

“昆仑”并非专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其大致范围在今南海诸岛和印度洋部分地区。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已经出现关于昆仑的记载,此后常见于唐代各类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晋书·孝武李太后传》称:“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旧唐书·林邑国传》提到:“自林邑(约在今越南中南部)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昆仑人与古代中国交往的通道,学界普遍认为有两条,一为从海上途经河西走廊,经敦煌而来的非洲昆仑人,其中一部分是随大食和阿拉伯人经商的;二为南海而来,从广州登陆,唐诗云“南海岁有昆仑舶”。[5]唐代时昆仑人常被贩卖到两京,多做奴仆、乐工,所以常被称为“昆仑奴”,昆仑奴在市场上非常抢手,拥有昆仑奴变成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关于昆仑人的外貌服饰,《晋书·扶南传》(扶南为今东南亚一带)称:“(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唐代张籍的《昆仑儿》一诗说:“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由此可见,昆仑人肤色黑,螺髻卷发,裸身,赤脚。的确,这样的描述在唐代墓俑中得到了验证,如唐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昆仑俑,可以看出其服饰、体态与文献记载相同。(图4)

图4 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昆仑俑 唐代

我们目前没有在北魏的遗迹中发现确切的昆仑人的形象,但在同时期南朝梁(502-557年)著名画家萧绎所绘外国使臣像中,发现来自南海的“狼牙修国使”,便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样貌。[6](图5)   

图5 狼牙修国史 萧绎《职贡图》(宋摹本)

北魏元邵墓这件被称为“昆仑奴”的小型墓俑,对照文献和其它实例,比较符合昆仑奴特征的是一头浓密的卷发,所谓“螺髻长卷不裹头”,这的确也是工匠着力表现的部位。而从其服饰上来看,着袍、裤、靴却与裸身、跣足的常态不符。然而纵观历代所出昆仑奴俑,着袍服和尖靴的形象恰恰也是存在的,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昆仑奴俑就是这样的装扮。(图6)由于目前发现的北朝墓葬中缺乏这样的实例,关于这件“昆仑奴”俑的身份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索。

图6 昆仑奴俑 唐代 故宫博物院藏

比较研究

随葬俑群作为制度大约出现在东周时期,它的出现代替了人殉。俑是墓主在地下世界的陪伴,在发展中分化出各种角色,墓主的身份、地位、财力决定了俑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俑群成熟后最主要的构成为镇墓俑、仪仗俑、侍仆俑几大类。在俑的发展进程中,异族人的形象也加入进来,学界泛称其为“胡俑”,仍属侍仆、仪仗或镇墓俑系统,在唐代时最为盛行。

“胡人”的概念十分宽泛,汉代时指北方游牧民族,后泛指异于汉民族的其它族类。在山东滕州一座西晋墓中出土过一件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墓俑,背部刻一“胡”字,证明我们将这种异族人形象的俑称为“胡俑”是正确的。[7]但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将墓中的胡俑当作现实的反映,它只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形象。丝路、海路畅通后,往来中原的大约有几十个国家,许多国家的人种、风俗相近,如果我们根据墓俑一一辨认其国别,恐怕十分困难,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异域来客在墓葬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墓葬中的意义如何?

“昆仑奴”俑埋头于膝,刻画了一种悲伤、疲惫、自卑的情绪。纵观目前出土的历代胡俑,胡人的体貌特征被刻画得十分鲜明,这在唐代尤为明显。不仅如此,工匠还善于塑造胡人的身份和情绪。胡俑大部分地位较低,多被塑造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这几类,情绪则多为攒眉不展、自信缺失的状态。[8]汉代王延寿在其《鲁灵光殿赋》中形容胡人“状若悲愁”,唐代李白、杜甫的诗歌中也曾用“愁胡”来形容胡人的面貌,这些文学性的表述,也充分反映在胡俑上,其身份卑微、神情愁苦的状态,是匠师们想象力的源泉。

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康僧渊本为西域人,因鼻高眼深而为琅琊王茂弘讥讽。[9]《北齐书·恩悻传》说“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据史料载,唐朝人对外域人的称谓有很多俚语,如“富波斯”“黑昆仑”等,当时人们还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个小木偶通过游戏倒向哪位宾客,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酒喝干……[10]

图7 洛阳宜阳出土的胡俑 西晋

汉、晋胡俑发现的数量并不多,较为粗陋,在洛阳西晋墓中出土的胡俑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的仆从形象(图7)。北魏胡俑虽比不上隋唐丰富、生动,但种类较前代更多,有御者、侍从、舞者、牵驼者、伎乐人等。(图8、9、10)

图8 宁夏彭阳县新集乡石洼村出土胡人御者 北魏

图9 洛阳纱厂西路HM555出土牵驼胡俑 北魏

图10 山西大同雁北师院M2出土杂技胡俑 北魏

现实中虽然也不少外国人在华做官,但相当数量的胡人不是自愿来到这里,这些人包括战俘、奴隶、人质和贡人等。匠师们塑造的胡俑,我们可以理解为强盛王朝对异己的一种自我优越感,连本身为胡人的鲜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

另外,我们可以把“昆仑奴”俑理解成为墓主表达悲伤和哀思之作。关于这种类型的俑,没有制度可言,但在墓葬中还是有可以类比的例子。

在山东阳谷吴楼1号汉墓中出土过一组陶俑,姿势前仰后合,抚地痛哭,发掘报告称这组俑为“哭丧俑”,有学者认为这组陶俑与当时的丧礼相关。[11]河南博物院藏一件隋代女俑,席地而坐,右手托腮,头微侧,眼下视,表情哀婉沉思,被命名为“哀思女俑”,有学者认为这类俑寄托了对死者的哀思。[12](图11)相似的例子还见于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的一件“哭泣女俑”(图12),女俑俯身抱膝,面容哀伤,似在哀悼墓主。另有一件骑骆驼胡装女俑(图13),侧坐于骆驼上,右臂掩面俯于驼峰上,虽命名为“小憩女俑”,但在墓葬的环境中,将其理解为悲伤之态也不为过。

图11 河南博物院藏哀思女俑 隋代

图12 1954年山西省长治市王琛墓出土哭泣女俑 唐代

图13 1987 年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红旗电机厂出土彩绘陶骑驼小憩俑 唐代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墓葬中的异族人形象看作是现实的反映,在汉代,胡人形象常出现在墓葬中的胡汉交战图中,也常与仙人联系在一起,唐代时胡人深目大须的形象也被镇墓兽借用,胡人在墓葬中的意义是丰富多元的。北魏元邵墓的抱膝蹲坐俑是胡人还是昆仑人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它身上看到了时人对异族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相关链接

 元邵墓

北魏于公元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学界习称“平城时代”(398-494年)。494年迁都洛阳,称“洛阳时代”(494-534年),属北魏晚期。元邵墓即属这一时期的墓葬。

从墓葬出土的一方墓志可知,元邵为北魏孝文帝之孙,丞相清河文献王第二子,武泰元年(528年)23岁的元邵死于“河阴之变”。后被“追赠侍中、司徒公、骠骑大将军、定州剌史”,谥号“文恭王”,葬于“瀍水之东二里黄冈堆之上”。

元邵墓早年被盗,出土文物后大部分被追回,1965年洛阳博物馆对其进行清理发掘。该墓位于洛阳老城东北4公里,盘龙冢村南0.25公里的邙山半坡,墓上无冢,为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发掘出土和追回的文物共计120余件,种类有陶制人物俑文吏、武士、乐伎、侍仆等107件,动物俑马、驴、猪、牛、骆驼、镇墓兽等8件,陶制生活器皿碗、盘、灯、盒10件,另外还在甬道内出土石墓志1合。陶俑均泥质青灰陶,头和身躯分别模制后,插合成整体,再略加修饰。全身施粉彩,服饰、甲胄等又加涂朱彩。陶器均青灰陶质,质地粗厚,非实用器物,属明器。[13]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太和十年(486年)始推行服装改革,太和十八年(494年)正式禁止拓跋原有服装,改鲜卑服为汉服。鲜卑服最明显的特征是衣袖紧窄,而汉服为衣袖宽博之服。元邵墓出土陶俑是北魏洛阳地区陶俑的典型代表,人物形象清秀颀长,服饰宽博飘逸,为迁都洛阳后汉化之作,与大同出土北魏陶俑风格迥异。

图14 元邵墓出土陶俑

河阴之变

宣武帝后北魏政坛日益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动乱不断,528年爆发“河阴之变”,北魏王朝名存实亡。

北魏武泰元年(528年),长期控制北魏政权的胡太后鸩杀了儿子孝明帝元诩,立幼子元钊为帝。驻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北魏权臣尔朱荣(先世系契胡部落酋长)以此为借口起兵东进洛阳,胡太后不敌。尔朱荣遂胁迫胡太后和幼帝元钊离开洛阳,当军队行进到河阴(今河南荥阳)时,尔朱荣下令将胡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之中,纵兵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北魏诸王元雍、元钦、元略、元邵等人皆遇害,史称“河阴之变”。

尔朱荣借助此次军事政变,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完全控制了北魏朝政,也最终改变了北朝社会的历史走向。

《北史》云:“河阴之下,衣冠涂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14]


参考文献:

[1] 黄明兰.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J] ,1973(4).

[2] 孙机.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  序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3]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卷三,上海:中华书局,2008:145.

[4] 如偃师杏园村南M914元睿墓、洛阳纱厂西HM555郭定兴墓、偃师邙岭乡杨庄村公路M7染华墓等,见谢虎军、张剑《洛阳纪年墓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

[5] 布连生.试论我国古代雕塑的昆仑人及其有关问题[C]//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643.

[6] 今所见萧绎所绘《职贡图》为宋摹本,金维诺的《“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一文有详细论述,载《文物》,1960(7).

[7] 滕州市文化局等.山东滕州市西晋元康九年墓[J].考古,1999(12).

[8] 葛承雍.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艺术史[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11.

[9] 康僧渊为东晋豫章山寺之僧,其祖先为西域人,生于长安,又以其鼻高眼深,曾受琅琊王茂所戏.

[10]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8:39.

[11] 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J].考古,1999 (11):35-45 ;郑岩.葬礼与图像——以两汉北朝材料为中心[J].美术研究,2013(4):65-66.

[12] 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隋唐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9.

[13] 黄明兰.洛阳北魏元邵墓[J].考古,1973(4).

[14](唐)李延寿.北史 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十六.上海:中华书局,1974.

趣味猜想

这件“昆仑奴”俑的身份真的是昆仑奴吗?对于它的族属问题,您还有什么样的猜想呢?它埋头的姿势透露了它身在异乡的孤独?还是为墓主人的离去而悲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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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思思,女,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学系毕业,美术考古方向硕士,现就职于洛阳博物馆陈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