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红铜画像铜壶 - 河南博物院

嵌红铜画像铜壶

文物名片

嵌红铜画像铜壶，青铜器，春秋晚期，通高41.8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14.6厘米，1990年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2号墓出土。

深度品鉴

淅川和尚岭楚墓M1、M2是继下寺楚墓后，于1990年发掘的又一批楚国贵族墓葬，西距下寺楚墓仅400米。M1、M2位于和尚岭上部，南北并列，相距9米。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据学者研究，这两座楚墓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1]。（图一）

图一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2号墓发掘现场

嵌红铜画像铜壶（图二）侈口承盖，长颈，鼓腹，上腹两侧各饰一个铺首衔环，下腹内收，平底，圈足。盖顶隆起，上有四个环形钮。

盖面、器表镶嵌有红铜纹饰。器盖中心镶嵌柿蒂纹，钮与钮之间均有两只立兽。器身除圈足部分嵌对角三角纹外，其他镶嵌纹饰由上而下以对角三角纹为界格分为七层，每层纹饰复以对角三角纹界格分为相同的四组。第一层，即壶之颈部，为三组相背凤鸟纹；第二层，即壶之肩部，中央一神人，作人面、虎耳、长尾，头顶饰鹿角，神人两侧饰一对相背之凤鸟，凤鸟尖喙、圆眼、鹿角状花冠；第三层，即壶之上腹部，构图形式与第二层相似，以鸟首羽人为中心，两侧对称饰相向二虎，羽人为鸟首、卷蛇状角、人身、双翼、翼下有龙爪状上肢，下肢作人腿而鸟爪，鸟尾，神人双足下各饰一龙，虎的背部和尾部饰有云纹；第四层，以“丫”形饰为中心，对称饰有一人斗兕场面，人手持短兵，头戴“山”字形冠；第五层，饰有对称的人与虎相斗图案，虎颈部被一长矛刺穿，人一手持短兵，另一手执盾牌；第六层，以一鸟状神人为中心，两侧对称饰一人斗牛形象，鸟状神人勾喙、圆眼，头饰花冠，人一手握短兵，另一手执牛角；第七层为一对相向独角兽。整器镶嵌红铜纹饰布局规整、层次明朗，所刻画的场面形象生动，富于变幻，集写实与夸张手法于一体。

图二嵌红铜画像铜壶线描图

图三嵌红铜画像铜壶上腹正视图

图四嵌红铜画像铜壶上腹侧视图

文化解读

1. 画像铜壶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从器形上看，中原地区春秋战国之际流行的铺首圆鼓腹壶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2]，其源流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兽耳衔环圆壶，和尚岭M2画像铜壶之形制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因素。

据目前的资料可知，镶嵌红铜纹饰的青铜器多属于春秋中期以后器，在齐、燕、赵、魏、卫、楚等诸侯国内均有发现。如山东滕县出土的夆叔三器，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地甲墓出土的嵌红铜龙纹扁壶、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图铜鉴、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两件浴缶及一件铜鉌、曾侯乙墓四件镶嵌红铜盥缶、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方鉴等器物都镶嵌有精美的红铜花纹。此外，河南平顶山、固始侯古堆、山西浑源李峪、河北唐山贾各庄等东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镶红铜铜器。这些镶嵌图案可分兽形（或鸟形）纹饰和人物画像两大类。

从和尚岭M2画像铜壶七层纹样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即第一、二、三、七层纹样所刻画的是神人和异兽，而第四至第六层所表现的是斗兽情景。

狩猎纹是铜器人物画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材料看，以狩猎纹为主要题材的镶嵌画像铜器多见于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中期中原地区的贵族墓葬之中，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及山彪镇、洛阳中州路、山西浑源李峪、河北唐山贾各庄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均有发现，而在楚地此类纹样却极为少见。和尚岭M2出土的画像铜壶斗兽纹样与辉县琉璃阁M56、M59、M76^[3]及洛阳中州路M131出土的狩猎纹铜壶^[4]的同类纹样甚为相似。就目前考古发现，狩猎画像的资料多在中原地区，据此我们初步认为，和尚岭M2画像铜壶斗兽纹样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

1923年山西省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镶嵌狩猎纹豆，春秋晚期，高20.9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图五山西省浑源出土的镶嵌狩猎纹豆

图六辉县琉璃阁M56:21拓纹图七辉县琉璃阁（M59:23）（器体）拓纹图八辉县琉璃阁（M76:85）铜壶（局部）拓纹

此外，和尚岭铜壶兽面纹铺首与琉璃阁M56:21、M76:85铜壶上的相近。兽面纹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动物构图中最原始的一种，和尚岭画像铜壶上的兽面纹铺首，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

2. 画像铜壶所体现的楚（含曾）文化特质

青铜器上的凤纹常见于殷周之际，春秋时期已很少见，战国时期铜器上的凤纹多见于铜器画像中。在凤纹流行的殷周之际，似未见到鹿角冠凤纹，而淅川和尚岭画像铜壶第二层凤纹及神人所饰的鹿角冠，在曾国与楚国出土器物中较为常见，如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鹿角立鹤、漆盘鹿、漆梅花鹿及楚国的木雕镇墓兽等器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器物上所刻画的鹿角极度夸张，与和尚岭画像铜壶中所见鹿角相似。在战国早期直至战国晚期楚地的木雕镇墓兽中，不论是人面还是虎头，头上均饰两支或四支鹿角。其中人面鹿角镇墓兽，与和尚岭铜壶画像鹿角神人形象类似。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铜器画像中也有神人形象，如辉县琉璃阁画像铜壶（M59:23），其神人头上冠以两蛇，而非鹿角。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尚岭M2出土的画像铜壶上有三种神人形象，分别是上述第二层的人面神人、第三层的鸟首羽人及第六层中的鸟状神人。这三种神人纹饰线条柔婉，有怪异之状而无狰狞之态，反映了器物的神异性，这也是楚式铜器奇与正相得益彰、朴与华相映成趣的装饰风格。其中的人面神人、鸟首羽人是人格化的神的形象，接近屈原的《离骚》、《九歌》中所歌咏的神人。在战国楚的一些漆画上，也有这类人格化的神的形象。

画像铜壶上的三个神人形象，真实反映了当时楚人创作思想和文化艺术。

据史书载，先秦礼仪雅乐具有代表性的乐舞首推“箫韶”和“大武”，“箫韶”舞为文舞，《离骚》中有“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韶”即为“箫韶”，相传源于舜时。奏“九歌”而舞“箫韶”，明证了楚于战国时代礼仪中仍行“箫韶”。据《礼记•乐记》郑玄注云：“羽，翟羽也，旄，牛尾也，文舞所执。”文舞舞具羽旄虽然在考古发掘中未见实物，但甲骨文、金文中的“舞”字即是舞蹈者手持的羽旄状物的象形。辉县琉璃阁M59:23铜壶第二层、M76:84壶的下半部的作舞蹈状的人面神人所持之物想必就是羽旄，故琉璃阁画像铜壶上的这两个舞者所舞的应是“箫韶”舞，舞者两侧均刻画有凤，这也与《尚书•益稷》所载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很相符。和尚岭画像铜壶上的人面神人，两侧亦刻画凤鸟，亦应为古之礼仪雅乐中的“箫韶”乐舞中的舞者形象。在史籍之中，有关原始乐舞产生的传说都是与龙凤等祥禽瑞兽有关，以乐舞而致龙凤来集、珍禽瑞兽跄跄起舞的记载也不乏其例。

和尚岭画像铜壶第三层鸟首羽人，羽人身部与曾侯乙墓出土漆棺内棺侧面持戟羽人相近^[5]。羽人双足下各饰一条龙，两侧各有一虎穿行于云中，该组纹样是神人乘龙驾虎升仙形象的真实表现，体现了道家思想。虎为楚之先民所崇拜的图腾之一^[6]，在楚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种神兽，楚文物中虎的形象很常见，寓去灾辟邪、降福迎祥之意。羽人乘龙升仙纹样在战国时期的楚文物中多有表现，论述者颇多，此不再赘述。

图九曾侯乙内棺侧面持戟翼人

楚人好鬼信巫，盛行巫风，楚国乐舞多与巫风结缘，从《楚辞》中也可以看出楚国巫风甚浓。巫觋能歌善舞，在祭祀礼仪中，由巫觋扮装神形而舞。曾侯乙墓出土鸳鸯形漆盒，其两侧人物画中的乐师与舞人形象，为我们探究曾楚之乐舞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们或为鸟状神人、或戴有高冠。和尚岭画像壶第六层纹样中的鸟状神人，与曾侯乙墓鸳鸯形盒左侧撞钟图中的乐师形象近同^[7]，由此可见，此鸟状神人实为楚地的巫师形象。

图十鸳鸯形盒

图十一鸳鸯形盒右侧击鼓舞蹈图

图十二鸳鸯形盒左侧撞钟图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乐舞旋律的国度，楚人“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同时，楚艺术是巫学和道学融合的艺术，和尚岭画像铜壶上的几种神人形象，正是楚人好鬼信巫特殊的巫祝文化与灵魂升天的道家思想在铜器上的反映。

综上所述，淅川和尚岭M2画像铜壶的器物形制及狩猎、凤鸟、铺首纹样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同时，凤鸟之鹿角状冠、人面神人、鸟首羽人、鸟状神人又能在楚地文物中窥其源流。这件集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因素于一身，体现两种文化合璧的画像铜壶，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又表现了楚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过程中将自身神秘与浪漫的文化艺术融入其中，展示了楚器工艺的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飘逸流畅的动态美感，从而表现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传播的互动性。

比较研究

以人的形象作为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或部件，在我国商代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已有发现，但为数不多。如属商代晚期湖南省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图十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钺（图十四、图十五）及“司母戊”方鼎耳部（图十六）的双虎食一人首的形象等；属西周时期的刖人守门方鼎（图十七）、人形足攀龙盒（图十八）等。这些人的纹样及造型或具有浓郁宗教气息的风格，或表现的更是一种被压抑的人。

图十三湖南省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

图十四“妇好”钺图十五“妇好”钺纹饰拓片图十六“司母戊”方鼎耳部

图十七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刖人守门方鼎及局部

图十八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63出土的人形足攀龙盒及局部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春秋晚期，青铜器纹样上出现了描绘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的场面。如宴乐、弋射、采桑、狩猎等活动，还有徒兵搏斗、攻城、水战等战争场面。这种采用流畅的线条，结合绘画和雕刻手法，表现人们生活情景的图样，统称为人物画像纹。这种纹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至战国晚期仍存在。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情致浪漫。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浓厚的神秘色彩渐渐消褪，纹饰开始变得更接近于生活，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现实生活情景。从这些人物形象来看，已摆脱了被动和束缚，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人文主义的新潮流。

1981年洛阳市西工区M131战国墓出土的狩猎纹铜壶，通高39.5、口径10.6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藏。通体饰凤鸟纹及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搏斗场面的图案。

图十九洛阳市西工区M131战国墓出土的狩猎纹铜壶

1935年河南省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的燕乐渔猎攻战图壶（图二十），战国，通高31.6、口径10.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器身以四圈三角云雷纹为界格分为三层，其间分别饰编钟乐舞、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饰。

图二十河南省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的燕乐渔猎攻战图壶及拓片

1965 年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图二十一），通高40、口径13.4厘米，现藏四川博物院。通体用金属嵌错出丰富的图案，从上至下共四层，第一层为“习射、采桑”；第二层为“宴乐、弋射”；第三层为“水陆攻战”；第四层为“狞猎”及装饰图案。

图二十一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及拓片

依目前考古发现的画像铜器看，有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狩猎纹样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狩猎者手持弓箭或矛向着成群的牛、羊、鹿、兕、象等大小走兽捕猎的情况^[8]；二是如辉县琉璃阁、和尚岭画像铜壶中的一至两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等的搏斗场面。古代狩猎与练兵有关，是练兵的项目之一，故狩猎画像有崇尚勇武之意。

图二十二唐山贾格庄铜壶

而和尚岭画像铜壶上的中的斗兽兕、虎、牛形象与神人交织在一起，画面更具有深刻含义。人所斗之兽兕、虎、牛，威武勇猛，象征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寄托着某种希望，其所表现的斗兽形象已有表演的特点。

在两汉的画像艺术中，斗牛者一般戴有假面具，叫做“象人”，头上都有一个犄角，形象十分凶悍可畏，有人认为这是汉代百戏中角抵戏的一种表演形式^[9]。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第二层黑底彩绘棺，彩绘有仙人和禽兽互相搏斗追逐、狩猎射击、歌舞弹奏等形象，其中的斗牛形象与南阳汉画中的牛相同。汉画像中的斗牛形象与和尚岭画像铜壶中的相比，更为夸张。

图二十三河南省商丘出土的汉代驯兽画像石拓片

和尚岭画像铜壶中斗兕之人头戴“山”字形冠，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饮、会射、攻战等铜器画像^[10]及漆画中^[11]。这类“山”字形冠，实为一种带牛角的冠饰。在山彪镇出土的一件燕饮刻纹铜奁（M1:51）上还有头戴鸟形面具的射击者，郭宝钧先生认为鸟形冠是《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所云“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中的“皮冠”，即猎人伪作鸟兽状，以招徕野兽^[12]。但综观战国时期的铜器画像及楚漆画，头饰牛角冠或鸟冠者，多为献祭者、巫师或武士。

总之，和尚岭画像铜壶仙界与人间浑然一体的画像纹样，基本摒弃了商周器物纹饰威严狰狞的作风，代之以活泼洒脱的新风格，奇诡造型的乐舞神人为斗兽活动笼罩了一层神秘奇幻的色彩，是两汉斗兽画像之雏形。

趣味猜想

从文献记载可知，壶在我国古代主要用作盛酒。如《诗经•大雅》载：“清酒百壶”，说明西周时期壶的用途。试从两周时期的文献和考古发掘出来的青铜壶铭文中，看看壶还有哪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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