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本文通过对河南博物院所藏三件越窑瓷器介绍，结合越窑瓷器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三件瓷器制作年代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越窑青釉四系刻花背壶，1985年三门峡市粮食局第二面粉厂工地张弘庆墓中出。口径4.7、底径9.4、高21厘体。整体造型呈上扁下圆。呈盅形椭圆形小口，上有伞状盖，盖顶横印有花纹。细颈较短，扁圆腹，弧肩起凸棱，作皮囊缝合状。浅圈足。腹对称四系，器腹两侧分别刻划有内外两组用不规则椭圆形间隔的花草纹。通体饰淡青色釉。该器造型别致，釉色莹润，花纹精致。同出还有一件瓷碟，大口浅盘，斜壁，平底微内凹，淡青色釉。该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并出土有墓志，时代确切，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对研究唐代越窑瓷器发展、断代和制作工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墓主人张弘庆，其先祖为清河人(今河北省清河县)，后迁居陕州甘棠(今河南三门峡一带)，虽不是高官，但受父传训，继承了先人习武的传统，作为少数民族骑马远走日用器皮囊形水壶在其墓中出土有一定关系。该器造型典雅，风格别致，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也反映当时越窑也可能有为北方和西域商人生产的产品，或越窑外销瓷通过丝 绸之路，又内流内地。并不是高官显贵的张弘庆以此随葬，反映了越窑器在当时的影响力及生产量。由出于墓志字迹模糊不清，仅见“享年四十有四□□□□□四年正月八日终于私弟”的记载，但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一枚“乾元重宝”钱币(这种钱始铸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来看，其下葬时间不应早于公元758年，发掘简报根据其墓葬长方形、顶作拱形顶，墓道微偏向墓室一侧，墓道约5米，仅有一个天井等特征，结合墓葬出土品中的陶砚、银盒、铜耳勺等与有明确纪年的郑绍方墓出土同类器物相似，把其墓葬年代定为元和四年前后。林士民先生在《青瓷与越窑》一书中，把其墓葬定为唐大历四年(769年)，也可能是以“乾元重宝”作参照，因唐肃宗乾元年号后，第一个年号超过四年的年号就是大历。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越窑器制作工艺和釉色，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中唐到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壶类最初见到腹部出现荷花、卷云、花草刻花扁壶是在唐中期以后，这类纹样和扁壶造型出现完全是为了适应唐代波斯人的审美观。结合以上资料，青釉四系刻花背壶虽出土于属唐晚期墓中。但考虑到这件青釉四系刻花背壶不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在随葬时也可能已使用了一定时间，因此，完全按墓葬年代断定它的制作时间并不一定确切，根据上面资料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其制作年代应在唐中期稍晚些。

  

  

　　越窑刻花如意头脉枕, 1981年河南巩义市芝田乡北石村出土,体呈如意头状，枕面及枕上部刻稀疏缠枝花叶纹，除底面外均施青釉，胎为灰色，正侧面下方有一圆形透气孔。造型别致，制作精细，釉色晶莹。瓷枕虽然通常作为寝具和随葬明器为人所熟悉，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瓷枕最早功用是作为诊脉用具出现的，隋代张盛墓出土的一件瓷枕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从其造型来看，也应属脉枕。唐代出土的瓷枕和三彩枕开始增多，但基本上都是脉枕，真正能作为寝具的瓷枕应从五代和宋开始。在古窑址考古调查和唐宋遗址发掘中瓷质越窑生产的医药用具多有出土，其中脉枕最为常见。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五代到北宋时期，在浙江鄞县东钱湖窑场、上虞窑场以及上林湖窑场都生产脉枕。这件越窑刻花如意头脉枕，与宁波市东乡钱湖边的郭家峙窑址出土的一件脉枕枕面(座残)形状和釉色有相似之处。釉色与1970年临安县板桥五代墓出土的一件双系釜相同。这也与五代越窑青瓷的：胎质细腻，胎壁较薄，表面光泽，胎色呈灰或浇灰色，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层薄而匀，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较为盛行基本特征相一致。所以这件越窑刻花如意头脉枕应属五代时期

　　越窑瓜楞执壶，1986年河南三门峡工程局工地M29出土，高24.5口径8.5、底径7.2厘米。侈口，细颈，瓜楞状鼓腹，玉环状浅圈足。肩附双系，系间有一鋬，对称处有一长流，通体施青釉，过底。执壶是隋代出现的酒器或水器，又称注子。唐前期多为盘口、短颈、鼓腹，有圆筒形或六棱形短直流和曲柄。唐晚期造型增多，特别是越窑，仅瓜棱形腹的执壶，就有短流、长流、曲柄和直柄。五代至宋，执壶器身开始增高，腹部多压4至六条瓜棱。流渐趋细长，基本上已与壶口平齐，平底变为圈足，器形修长。该器造型别致，制作精细，釉色纯净明亮。据有关报道为唐墓，从其造型和釉色来看，与浙江宁波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出土的一件越窑喇叭口执壶基本一样，差别在于浙江宁波出的执壶流相对短些，河南三门峡出土的执壶流更长些，基本上流口已与口沿平齐，而流和流口的长短及高低正是学术界断定唐代执壶与五代和宋代执壶标准之一；另一方面，从圈足处理上，河南三门峡出土的执壶已是玉环状浅圈足，也更具五代和宋初同类器物的特征。因此，越窑瓜楞执壶制作时代应为五代或北宋初期。

　　总之，河南博物院所藏的这三件越窑瓷器，不仅釉纯正，与世人称道的越窑秘色瓷没有太多差别，造型独特优美，都有明确出土地，而且有一件还是在明确纪年墓中出土，这对研究越窑瓷器断代和传播有重要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三件越窑器除青釉四系刻花背壶与一件瓷碟同出外，其余两件都是单件出土，这一方面说明这些越窑器未必是作为明器随葬的，在断代时不能完全按墓葬年代作为器物的制作年代；另一方面，也说明越窑精品在内地民间也是十分少见的。

  

作者现任河南博物院保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