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石刻，汉代，全称“汉司徒袁安碑”。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石灰岩雕刻，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

袁安碑（图一）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碑文共10行，满行存15字，内容主要记载袁安的生平，与《后汉书•袁安传》基本相同，但较简约。碑上有圆形碑穿在第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图一 袁安碑拓片

和那时的其他碑刻一样，《袁安碑》是一块没有署上作者姓名的无名氏作品。关于这块碑刻的篆书特色，启功先生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价：“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

由此可知，为了增加稳重的艺术效果，《袁安碑》有着它“微微加方”的个性特征。如“司徒公汝南”等字，除了“公”字偏方以外，其他都以方而偏长为主，这就不仅稳重，而且又着实的有点儿峻拔了。行笔的线条，篆书崇尚“婉通”。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袁安碑》上的哪一个字的哪一笔，都显示了一种曲笔婉畅，直笔流通的美韵。值得注意的是，和以《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为代表的秦篆相比较，在用笔上，汉篆还一变秦篆的圆转整饬为微微带上些提按和方折的味儿，如碑中“汝”字“水”旁中间一笔偏于中上部分的略略提起，“授”字“扌”旁短横和“受”旁“一”的转折变方，就是很明显的几处。

然而不管是字的结体也好，用笔也好，它们终究是统一于整个书法文字造型中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微微加方”的字形加上婉转流畅的线条，显得刚健中含婀娜。而婉转流畅的线条结合“微微加方”的字形，则又于流美中略见挺朗。由于《袁安碑》在线条上做了某些提按、方折的处理，因此就其总的艺术效果来说，笔画圆润，线条流畅，骨力劲拔，柔中带刚，字体方正，结构严整，端庄雍容，稳重朴素，是汉代小篆书法的杰作，在汉代小篆中堪称第一。

《袁安碑》碑文录文如下：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

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四月乙(亥)

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

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袁安碑的刻立年代，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袁安碑刻立于永元四年(92年)，提出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碑末有袁安“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之语，《后汉书》有袁安永元“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的文献记载，文物、文献两相合，这似乎也符合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另一种观点认为，袁安碑并非刻立于永元四年。质疑袁安碑刻立于永元四年的原因，主要是抓住了袁安碑中的一个关键词——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东汉第三个皇帝刘肇的谥号，袁安碑中称“孝和皇帝”，说明此碑刻立时，孝和皇帝已经崩逝了，根据《后汉书•孝和孝觞帝纪》的记载，孝和帝于元兴元年（106年）崩逝。

我国自汉以来，就有写刻碑志的传统，大凡为了歌功颂德、作志纪事和保留古籍、传流书法等，无不刻碑铭志，以流芳后世。因此，碑志的文字涉及面很广，内容十分丰富。譬如有人物传记、有改朝换代、军事战争的记实，有地震、水灾、虫害的实录、有建筑物兴废历史的描述、有政府和民间制定的典章制度、法规守则的录文，还有诗赋名作的刻版等，可以说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丛书。对纂志征事、正经补史均有极为其重要的价值。除此之外，碑志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作品。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书体一直在发展、变化、革新、进步，逐渐形成篆、隶、草、真、行五种书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时代又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历代名家辈出，又有各自的艺术风格。因此，五种书体构成了特点不同，风格纷呈的繁花似锦的局面。年代越久远，留下来的书法真迹越少，就越显得碑志字迹的重要，只有碑志才能系统地反映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面貌。

中国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的汉字书写形式——小篆。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所以印章刻制，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yuàn）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笔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加之字体结构日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如轮廓、笔划、结构等），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阅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秦代灭亡后，秦小篆失去了政治上的强有力支持，很快消退了。

汉人在书写时打破了秦小篆形体的禁锢，增强了书写的自由性，加之汉代是一个恢宏八极、气势雄大的帝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够广取博纳，汉代文字就其整体说，以隶书为主。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篆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特点。这个变化的明显之处就是所谓的“隶变”。

汉代文字中，篆隶的成份常常因书写者和书写时代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倾向性。作为一个文字的转型期，隶书受篆书的影响很大，同样，汉篆受隶书的影响也很大。由于隶书渐渐成为主流，这个时期的篆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隶变的程度越来越大。仅从文字的线条上说，大小篆以圆柔为主，汉篆则以平方正直为主。从美学上说，前者典雅，后者雄浑，各擅其妙。

从汉代篆字本身来看，人们在对小篆严格规范的字形越来越熟悉的同时，对篆书文字的装饰性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因此篆字不断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各种艺术门类中，应用范围扩大，应用的心态也显得比较轻松。在这样的情况下，“随形赋彩”的情况就大大增强了。所谓“形”，就是指文字的载体；所谓“彩”，就是要表现的文字的美。在东汉时期的篆书里面“随形赋彩”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印章，此外还有碑额、镜铭砖瓦等装饰性特强的“美术字”。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

汉代传世篆书碑刻为数甚少，著名的除少室神道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和祀三公山碑之外，便是袁安碑和袁敞碑这两块碑了。袁安碑为近世所出篆书碑之最完整者，字字锋颖如新，界格完好可见。

袁敞碑（图二），刻于元初四年(117年)，全称“汉司空袁敞碑”，1923年春出土于洛阳，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碑文篆书，碑上下断缺，仅存10行70余字。袁敞碑出土时因已断缺，初不知碑主是谁，立于何年。经马衡先生考证，始定为袁安之子袁敞的墓碑，据《后汉书•安帝纪》载，袁敞卒于元初四年四月，于是刻碑之年亦定。

图二 袁敞碑

袁安碑和袁敞碑这两块碑的篆书均为小篆，结体宽博，书法极相近，似出一人之手。其笔画较《泰山刻石》（图三）为细瘦，骨力劲拔而有弹性，运笔圆匀，所存之字笔画皆极清晰，为学篆者取法善本。与秦代小篆相比，其特点如下：

图三 秦小篆《泰山刻石》拓片

首先，结构方整取势。由于汉篆来源于小篆，其中有的字形也是长方取势，如第三行的“庚”、“除”、“事”等字。与此不同，有很多字趋于正方形，如第一行的“公”、“汝”、“南”、“阳”、“安”等字。（图四）

图四 秦小篆《琅玡台刻石》拓片

其次，笔画向外向上呈拱形。与秦篆相同的是其笔画主要由横竖画与弧形笔画组成，不同点在于，其向外向上的弧度更大。如第二行的“年”、“月”、“午”、“四”字等等。（图五）

图五 秦小篆《峄山刻石》

第三，婉而通的笔势。孙过庭《书谱》认为“篆贵婉而通”，《袁安碑》笔势流美，宛转屈曲，深得其意。如全碑中出现多次的“年”、“月”等字可为典型。（图六）

图六 秦小篆《会稽刻石》

第四，横画或弧形笔画末尾往往转换笔锋，向下或者向外用笔，形成一个“拖尾”。这种在秦篆里面不可能出现的笔画，出现在汉篆里，一方面说明汉代书法家更加用巧，另一方面说明汉代人即使是书写碑刻也不如秦人那样刻板了。如“月”字的末笔向右下方行笔，第三行的“五”、“正”等字横画末尾向下行笔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与此意味相同，许多字右半部末笔加长，与左半部的收缩形成对比，如第二行的“郎”字末笔下垂，第七行“元”字末笔往右下行笔等等。

第五，章法排列上采取字距、行距相等排列，横竖成行。这种格局形成了整个碑版整齐、工稳的格局。东汉的碑刻，一般都有“穿”，所谓“穿”，就是碑上的圆孔，是安葬时用于安装辘轳的。“穿”常见于碑的上部，也有的在碑的中部。从拓片看来，袁安碑的“穿”在该碑正中。为了避开“穿”的空白，第五、六行刚好空出四个字的位置。虽然有“穿”，并没有打破全篇整齐的格局，这不能说没有书家精密安排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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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碑的发现经过

袁安碑的出土年代不详，也未见前人著录，从碑侧刻有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三月题记可知，此碑至少在明代时就已被人发现。后来，袁安碑被人移置到河南偃师县西南三十里辛家村牛王庙中作了供案，但由于刻字的一面向下，因此很久人们不知是碑刻。1928年初，牛王庙改作辛村小学，供案仍在原地放置未动。次年夏，一小孩仰卧石案下乘凉，发现石上刻有字迹，村人任继斌遂以拓本行世，并在碑石穿孔的空白处盖上辛村小学的印章。稍后，袁安碑渐渐被金石界所重视，并很快闻名全国。1938年，当地人士曾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将此碑收存，后又不知所在。1961年此碑再现于世，后被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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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家族

袁安(?-92年)，东汉大臣，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少承家学，举孝廉，任阴平长、任城令，驭属下极严，吏人畏而爱之。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政号严明，断狱公平，在职10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后历任太仆、司空、司徒。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兄弟专权操纵朝政，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为窦太后忌恨。但袁安节行素高，窦太后无法加害于他，在是否出击北匈奴的辩论中，袁安与司空任隗力主怀柔，反对劳师远涉、徼功万里，免冠上朝力争达10余次。永元四年春，袁安薨，朝廷感到十分痛惜。

袁安的后代多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袁安子袁京、袁敞最为知名。袁京生子袁彭、袁汤，袁汤生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袁绍，袁逢生袁术。由袁安至袁绍、袁术，五世贵显。如果从袁安晋位三公算起(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至绍、术败亡(公元202年)历五世120年，是东汉著名的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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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姓姓源考据

历来关于袁姓姓源的考据工作，已经做得相当的翔实和完整，许多有关姓氏的古籍，对于袁氏的来龙去脉的记述，内容也差不多一致。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曰：“妫姓，舜后陈胡公之胤，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甫，甫七代孙庄爰，伯诸生涛，以王父字为氏，代为上卿，字或作爰，辕，其实一也。”

《唐书宰相世系表》：“胡公满裔孙诸，字伯爰，其孙涛涂，以王父字为氏。”

《通志氏族略》：“袁氏，妫氏，舜后。”

《袁枢年谱》：“袁通爰、辕、榬、溒、援，一姓六字五族之异。”

《姓氏考略》：“望出陈郡、汝南、彭城。”

《明方九灵序四明姓氏谱图》：“袁盖舜之后也。周封其裔孙胡公满于陈，满之十一世孙诸字伯爰，子孙以为氏。望出陈郡，汝南，彭城。”

从以上的这些记载，对于袁氏之姓源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他们是上古圣君大舜的后裔，被周武王封为陈侯的胡公满，传到了十三世孙涛的时候，以其祖父庄爰的字为姓。同时，由于“爰”字和袁、辕、榬、溒、援等字的古义是相通的，所以后来的子孙就分别以这六个字为姓，这就是《袁枢年谱》上所谓的“一姓有六字五族之异”。而胡公满的这一支后代繁衍到后来，算起来要以袁为姓者人数最多，成就也辉煌。

陈氏和袁氏3000年前是一家人。胡公满，是陈姓的始祖，而袁姓又源自胡公满的第十三世孙，则认真推溯起来，陈、袁两氏在3000年前岂非本是一家人？同时，陈姓的最初发源地是周武王所封的宛丘，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准阳县一带，则袁姓人士的最早来处，当然也就是这个地方了。不过，袁姓繁衍到后来，却成为了陈郡、汝南、彭城等地的望族，以后全国各地的袁姓人家大多是从这三个地方分出去的，而其中，又以河南、汝南的袁家最为神气，从2000年以前，便一直在历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头一个扬名史籍的袁姓杰出人物，是《史记》与《汉书》两大史书都有详尽记载的袁盎，他在汉武帝“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结果七国之乱平定后，他就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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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几方小篆石刻

泰山刻石。刻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此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据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泰安县志》载，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祠，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泰安旧尹蒋因培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10个字，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1928年迁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3石垒砌其中。

琅玡台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刻立于山东诸城东南的山上。现仅存残石1块，残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原为四面刻，后多剥落，仅存13行，行8字，总计86字。秦始皇刻石已无存，只存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加刻之辞，世称“二世诏书”，即《琅玡台刻石》。书体为秦统一后的小篆。清光绪年间，因束石铁箍散落，致使石佚。1924年王景祥在诸城访得失佚之石，并加以拼合，后移至诸城县署。1949年后移至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移至中国历史博物馆。

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遂有此碑。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该碑刻文今已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

会稽刻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狩会稽山时刻立，是始皇东巡六大刻石之一，风格似峄山碑，笔致工整，结体规格化。原石唐以前已失，至元代有重刻本，现存者为以元重刻本为底本的再翻本，几经翻刻已失原迹风韵神貌，仅保存结构原样，因太偏于外表仪态的圆整规范，已失秦篆生动活灵的笔势。

猜想一：袁安碑的刻立时间是永元四年(92年)吗？还是东汉元兴元年（106年）？或者是其他某个年份呢？

猜想二：汉碑中都有圆形洞孔，叫“穿”，有学者考证它的用途有三，即“下棺之用”、“测日影”、“拴牲畜”，您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吗？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与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择优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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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荃，男，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在佛教考古及佛教艺术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出版专著十余部，在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二十余篇。

顾永杰，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博士，河南博物院工程师，致力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技术史等领域的研究。